“亚历山大,是我。出了什么事?是玛莉——?”
“不是,”康克林直接打断了他,“我大概在中午的时候和她通了电话。她和孩子们已经回到酒店,而且她还想宰了我。我说的话她连一个字都不信,我这就得把电话录音抹掉。那些词汇我自从湄公河三角洲以来就一直没听过。”
“她心情不好——”
“我也一样。”康克林打断了他。看来他根本无意放过伯恩的轻描淡写。“莫里斯不见了。”
“什么?”
“你听见了。莫里斯·帕诺夫不见了,消失了。”
“我的天哪,怎么不见的?每分钟都有人在保护他!”
“我们正在设法查明情况;我刚才就到那儿去了,在医院那边。”
“医院?”
“沃尔特·里德医院。他今天早上去那儿给一个军人做心理治疗,治疗结束之后他始终没出来和他的警卫队碰头。他们等了他二十来分钟,然后就进去找他和陪同他的保镖,因为他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别人告诉他们,他已经走了。”
“这太荒唐了!”
“还有更荒唐的呢。更吓人的,楼层护士长说有个军医——是个外科医生——来到护士站,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并吩咐她转告帕诺夫医生,说他的路线安排有变,让他从医院东楼的出口走,因为主入口发生了意外情况,有人在搞游行示威。东楼通往心理病区的走廊和通往主楼大堂的走廊不一样,可那个外科军医是从大门进来的。”
“你说什么?”
“他直接从走廊里我们保镖的身边走了过去。”
“显然他也是从原路出去的,然后绕到了东楼的大厅。现场不会有任何不寻常的地方。一个持有禁区通行证的医生,走进去,然后又出来;进去之后他假传了命令……但是天哪,亚历山大,这是谁干的?卡洛斯当时正在返回的途中,回巴黎!无论他想在华盛顿查什么情况,都已经到手了。他查到了我,查到了我们。他不需要其他任何情况了!”
“是德索,”康克林轻声说,“史蒂文·德索知道我和莫里斯·帕诺夫的事。我威胁中情局的时候把我们两个人都摆了出来,德索当时就在会议室。”
“你的话我不明白。你想告诉我什么?”
“德索,布鲁塞尔……梅杜莎。”
“好吧,算我脑筋迟钝就是了。”
“不是他,大卫,是他们。德索已经被干掉,我们找到的关联也被清除了。是梅杜莎干的。”
“让他们见鬼去!他们不是我考虑的重点!”
“可你是他们的重点。你敲碎了他们的保护壳,他们想干掉你。”
“我才不在乎呢。昨天我告诉你了,我的要务只有一个。那个人在巴黎,而阿让特伊就是第一步。”
“那就是我没说清楚,”康克林说,他的声音很微弱,语调中透着挫败的感觉,“昨天晚上我和莫里斯吃饭了。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宁静酒店、你要飞往巴黎、贝尔纳丹……所有的一切!”
在宁静岛最高峰的一块平地上,家住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第一巡回法庭前任法官站在为数不多的哀悼者中间。墓地是最后的休息地点——这是“法院临时法律顾问”的原话,他就安葬的法律问题向蒙塞特拉政府作出了解释。布伦丹·帕特里克·皮埃尔·普里方丹目送着宁静酒店老板慷慨捐赠的两具精美棺木降入墓穴,本地牧师在一旁用完全不知所云的语言为死者祈福。在平时,这位牧师无疑是一边嘴里叼着死鸡脖子,一边念颂伏都教的赐福祈祷。“让·皮埃尔·方丹”和他的妻子安息了。
不过,尽管葬礼的仪式比较野蛮,布伦丹,这位出身哈佛广场、半个酒鬼的街头律师却找到了一个目标。一个高于他本人生存的目标,这本身就不同凡响。伦道夫·盖茨,盖茨“勋爵”伦道夫,精英法庭上的花花公子伦道夫其实是个卑鄙小人,他把死亡引到了加勒比海。普里方丹那越来越清醒的头脑中逐渐有了一个计谋的雏形。越来越清醒,是因为他“惨无人道”地剥夺了自己的许多乐趣,其中之一就是突然决定戒掉每天早晨醒来时的那四杯伏特加。盖茨提供的重要信息,把可能害死韦伯一家人的杀手引向了宁静岛。为什么?……原因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意义,甚至从法律上说也是如此;而他把韦伯一家的去向告诉了如假包换的杀手,而且事先就知道那些家伙是杀手,这一点却非常重要。这是协同谋杀,而且是多起谋杀。花花公子伦道夫的卵蛋现在等于是夹在台钳上;钳口一合拢他就会——就不得不——吐露出情况,它们能帮助韦伯一家,特别是那位了不起的红色头发的女士。他心想,万能的上帝啊,五十年前我要是能遇上她就好了。
普里方丹上午就要飞回波士顿,不过他问约翰·圣雅各自己以后有时间能不能再回来。也许他可以不用提前付款预约。
“法官,我的房子就是你的房子。”圣雅各答道。
“说不定,我还能对得起你这番殷勤呢。”
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阿尔伯特·安布鲁斯特下了豪华轿车,站在乔治敦他那栋城区住宅门口陡峭台阶前的人行道上。“明早来不来接你先问一下办公室。”他对扶着车后门的司机说,“你知道的,我身体不舒服。”
“是,先生。”司机关上了车门,“您需要帮忙吗,先生?”
“见鬼,不要。滚吧。”
“是,先生。”政府部门的司机钻进了前座;发动机的轰鸣声猛然响起,没有一丁点儿谦恭的意思,汽车随即沿街疾驰而去。
安布鲁斯特登上石阶,每爬一级肚子和胸部都起伏不已。看到家里维多利亚式大门的玻璃上映出了老婆的身影,他低声咒骂起来,“该死的娘们,整天哇啦个没完。”快走到顶层时他握住栏杆自言自语,准备要面对家里那个跟他斗了三十年的敌人。
黑暗中突然响起噗的一声,是从隔壁房子庭院里的什么地方传来的。安布鲁斯特的双臂挥舞起来,手腕勾着,仿佛是想搞清自己身上哪个地方出了乱子。已经太晚了。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翻滚着跌下了石阶,他那沉重的尸体嘭地摔在了人行道上,死状很惨。
伯恩换了一条法式工装裤,穿上暗色短袖衬衫和棉布猎装外套,把钱、武器和所有的证件——有真有假——放进口袋,离开了皇家桥酒店。不过,出门之前他把枕头塞进了床罩,还显眼地把路上穿的那套衣服搭在了椅子上。他随随便便地走过富丽堂皇的前台,出门,一到蒙马特尔街就朝最近的电话亭奔去。他投进一枚硬币,拨了贝尔纳丹的号码。
“我是西蒙。”他说。
“我估计就是你,”法国人答道,“我正盼着你打来呢。我刚接到亚历山大的消息,还告诉他不要跟我说你住在什么地方;一件事你既然不知道,也就没法泄露。不过,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换个地方住,至少是今晚。在机场你可能被人看见了。”
“那你呢?”
“我打算当一只‘ard’。”
“当鸭子?”
“趴着让人打的那种。第二局已经把我的公寓监视起来了。也许会有人登门拜访;这样引人上钩挺方便,对不对?”
“你该不会和办公室说起——”
“说起你?”贝尔纳丹打断了他,“先生,我怎么可能呢?我不是认识你吗?对下属保护有加的第二局还以为我接到了一个宿敌打来的威胁电话,大家都知道那人是个精神病。实际上,许多年前我就在加拿大滨海诸省把他除掉了,不过这个案子我一直都没结——”
“你好像不应该在电话上跟我说这些吧?”
“我觉得我跟你说过,这部电话可是个很独特的设备。”
“你是说过。”
“就这么说吧,这是一部无法窃听而且还能正常使用的电话……你需要休息,先生。没有休息,你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特别是对你自己。去找张床睡觉吧,这事我可就帮不了你了。”
“‘休息就是武器’。”伯恩又重复了这句话。这句话已经被他奉为一条真理,他要想在这个可恶的世界里生存下去,这条真理至关重要。
“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会去找张床睡觉,明早再给你打电话。”
“那就明天再联系。好运,我的朋友。祝我们俩都好运。”
他在阿弗讷旅馆找了个房间。这家旅馆是盖伊·吕萨克街上的,价钱不贵。登记时他报了个假名(转眼就忘了),然后从楼梯上到自己的房间。他脱掉衣服,往上一倒。“休息就是武器。”他自言自语地瞪着天花板,瞪着巴黎街道上闪烁的灯光在石膏板天棚上掠过。无论休息的地点是一个山洞,还是湄公河三角洲的稻田,都没有关系;这种武器的威力往往比枪弹还要强大。反复向他强调这一经验的人叫当茹;为了让杰森·伯恩活下去,当茹在东方的一片森林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休息就是武器,他一边想,一边碰了碰缠在脖子上的绷带,但却没有真正感觉到它。绷带紧勒着脖子的感觉逐渐淡去,睡意随之袭来。
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醒过来,楼下街道中车流的嘈杂声冲击着他的窗户,怒吼着的汽车引擎时不时发出轰鸣,其间还夹杂着毫无规律的刺耳喇叭声,就像一群愤怒的乌鸦在呱呱乱叫。外头的动静一会儿闹翻了天,一会儿又突然安静下来。伯恩僵着脖子,在那张不太舒服的床上坐起身,两腿搭在床沿。他看了看手表,不由得大吃一惊。有那么一刻,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把手表调成巴黎时间。他当然已经调过了。时间是早晨十点零七分——巴黎时间。他睡了将近十一个小时,饿得咕咕响的肚子可以证明这一点。精疲力竭之感已经被极度的饥饿取代。
不过,吃东西还得等一会儿;还有许多事要处理,第一要务就是和贝尔纳丹联系,然后再了解一下皇家桥酒店的安全状况。他动作僵硬地站起身来,有点摇摇晃晃,双腿和双臂一时间充满了麻木感。他需要洗个热水澡,但阿弗讷旅馆没这个条件;然后还要稍微锻炼一下,把身体活动开,仅仅几年之前他还用不着采取这些恢复手段。他从裤子口袋里拿出钱包,抽出贝尔纳丹的名片,又回到床边放着电话机的地方;他拨了号码。
“恐怕鸭子这边没有访客,”第二局的老特工说,“连猎人的影子也没见着。我觉得这应该是个好消息。”
“这不是什么好消息,除非我们找到莫里斯——如果我们能找到他的话。这帮混蛋!”
“是啊,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这是咱们这个行当里最丑恶的事情。”
“该死的,我不能用‘必须面对现实’这种话,就把莫里斯这样的一个人打发了!”
“我没让你这么去做。我只是在谈论现实。你的感情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但它们无法改变现实。我并不想冒犯你。”
“我也不想骂人。对不起。这只是因为他是个非常特别的人。”
“我理解……你有什么计划?需要些什么?”
“我还不知
道,”伯恩回答说,“我要到卡皮西纳街取那辆车,再过一个小时左右就能知道更多的情况了。到时候你是在家呢,还是在第二局里?”
“得到你的消息之前我都会待在公寓里,守着我这台非常独特的电话。考虑到目前的形势,你最好还是别往我办公室打电话。”
“这话可真叫人吃惊。”
“如今第二局里的人我可不是个个都认识,而且到了我这个年纪,谨慎已经不单单是勇气的根本,往往还会取而代之。另外,如果我这么快就放下戒备之心,别人就该风传我已经老糊涂了……过会儿再通话,我的朋友。”
放下电话之后,伯恩很想再拿起听筒,给皇家桥酒店打一个。不过这里是巴黎,一个凡事谨慎的城市。此地酒店的职员很不愿意在电话上透露消息;他们要是不认识来电的客人,就会拒绝回答问题。他迅速穿好衣服,下楼结了账,然后出门走上盖伊·吕萨克街。街角处有个出租车站;八分钟之后他进了皇家桥酒店的大堂,朝服务台职员走去。“我是西蒙先生,”他对那人说,还报出了自己的房间号码,“我昨晚碰到了一位朋友,”他继续用无可挑剔的法语说道,“在她那儿过了一夜。要是有人来找过我,或许是问到了我,你应该知道吧?”伯恩摸出了几张大额法郎。他的眼神告诉职员,要是能保守秘密,他愿意慷慨解囊。“或许问的是长相和我相似的人。”他轻声加了一句。
“非常感谢,先生……我理解。我得再问一下夜班服务员,不过我敢肯定,要是有人来找过您,他应该会留条告诉我的。”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呢?”
“因为他确实给我留了这么一张字条,让我和您联系。从今天早晨七点我当班时起,我就一直在给您的房间打电话。”
“字条是怎么说的?”伯恩问道。他屏住了呼吸。
“我这就读给您听:‘请他和大西洋对岸的朋友联系。那个人整晚都在给他打电话。’先生,我可以保证,这字条说得很准确。总机告诉我,最后一个电话是不到三十分钟之前打来的。”
“三十分钟之前?”伯恩盯了服务台职员一眼,然后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是那边的早晨五点钟……打了一整晚?”
酒店职员点了点头,伯恩随即朝电梯走去。
“天哪,亚历山大,到底怎么了?他们跟我说你打了一整晚的——”
“你在酒店么?”康克林迅速打断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