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通常会是这样。但在这件事上，对手开的价得相当于一座可开采的钻石矿才行。没有谁比苏联人更想把卡洛斯列入死亡名单。谁要是扛回了‘胡狼’的尸体，就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英雄。别忘了，他是在诺夫哥罗德受训的。莫斯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

“那就按她说的办，一定得把他收买过来。”伯恩说。

“我明白，”康克林往前一倾，转动着手里的水杯，“我今晚来给他打电话——双方都用付费电话——把事情敲定。然后我会安排明天的会面，也许是在巴黎城外的某个地方吃顿午饭。我们得尽早去，要赶在常客进店之前。”

“干吗不约在这里呢？”伯恩问道，“再没有比这家餐馆更偏僻的地方了。而且我还知道路怎么走。”

“有何不可？”康克林表示同意，“我去跟老板说。但会面时可不是咱们四个人，只有——杰森和我。”

“我就是这么想的，”伯恩冷冷地说，“玛莉不能扯进去。不能让任何人看见她，或是听到她的声音，清楚了吗？”

“大卫，你当真——”

“对，我没跟你说着玩。”

“我去那边陪着她，”帕诺夫赶忙插话说，“有没有肉糕吃啊？”他又加了一句，显然是想缓解紧张气氛。

“我住的地方没有厨房，不过那边有一家很不错的餐馆，可以吃到新鲜的鲑鱼。”

“人总不能占尽所有的好处啊。”心理医生叹道。

“我看你们应该在房间里吃饭。”伯恩这句话说得非常坚决。

“我才不要当囚犯呢，”玛莉紧紧盯着丈夫轻声说，“没人知道我们是谁，在什么地方。而且我觉

得，要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根本不露面，这反倒更引人注目；还不如像一个普普通通的法国女人那样过日子，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她说得有道理，”康克林说，“如果卡洛斯撒开了网，举止异常的人可能就会引起注意。另外，帕诺夫这人还有点神经错乱——莫里斯，你干脆假装成医生之类的吧。谁也不会相信的，不过这么干能让你上点档次。人们通常是不会怀疑医生的，至于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忘恩负义的神经病。”帕诺夫嘟哝着说。

“咱们能不能继续谈正事？”伯恩生硬地说。

“你太无礼了，大卫。”

“我很不耐烦，行不行啊？”

“嗨，别激动，”康克林说，“咱们现在都很紧张，不过事情一定得说清楚。一旦克鲁普金加入，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追踪盖茨在波士顿告诉普里方丹的电话号码。”

“谁在哪儿告诉了啥？”莫名其妙的心理医生问道。

“莫里斯，这件事你不知道。普里方丹是一位遭到弹劾的法官，他无意中介入了‘胡狼’的一笔交易。长话短说，咱们这位法官的熟人跟他说了巴黎的一个电话号码，通过它可以联系到‘胡狼’，但这个号码和杰森已经掌握的号码并不相同。不过，这个熟人肯定联系过卡洛斯。他叫盖茨，是个律师。”

“伦道夫·盖茨？波士顿专为产业巨头打官司的那个法律天才？”

“正是此人。”

“神圣的基督啊——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说。我不是基督徒。见他的鬼，我什么都不是，但你得承认，这可是个惊人的消息。”

“让人大吃一惊。我们必须弄清巴黎的这个号码归谁所有。克鲁普金可以帮我们去查。我承认，这么做有点迂回曲折，但实在是没办法。”

“迂回曲折？”帕诺夫反问道，“你现在是不是还要摸出一个写着阿拉伯文字的魔方来？或者？那个叫普里方丹的法官、陪审团，还是什么来着，到底是何许人也？这名字听着就像是一种没几个年头的劣酒。”

“那个人可是上好的陈年佳酿，”玛莉插话说，“医生，你会喜欢他的。你要是去研究他恐怕得花上好几个月，因为他比咱们大多数人都聪明。尽管他碰到过酗酒、贪污、家庭破裂、身陷囹圄之类的倒霉事，他那非凡的智慧仍然一如往常。莫里斯，他真的是与众不同。像他那种类型的罪犯绝大多数都只会指天骂地，就是不责怪自己；可他却不是这样。他还保留着一份辛辣无比的幽默感。美国司法系统的人如果还有脑子的话——照司法部的样子来看恐怕够呛——他们就应该让他重新坐到法官的位子上……他去找‘胡狼’的人算账，首先是出于道义，因为他们想要我和孩子们的命。如果他顺带着还想赚点钱，那这些钱里的每一分都是他应得的，我一定要保证他如数拿到。”

“你说得很直截了当。你喜欢他。”

“我敬佩他，就跟对你和亚历山大一样。你们都为我们冒了那么多风险——”

“咱们能不能回到正题上来？”“变色龙”愤愤地说，“我感兴趣的不是过去，而是明天。”

“亲爱的，你不但很无礼，而且还非常忘恩负义。”

“随便你怎么说。我们说到哪儿了？”

“这会儿是普里方丹，”康克林看着伯恩尖刻地答道，“不过他也许起不到作用，因为他很可能会死在波士顿……明天我会从巴尔比宗的旅馆给你打电话，定好午餐的时间。就约在这里。开车回去时算一下时间，这样我们就有数了，不至于像没了伴的雪雁那样急得到处晃荡。还有，如果那个胖子吹嘘的‘烹调’名副其实，克鲁普金会吃得很开心，还会到处跟人说是他发现了这个馆子。”

“克鲁普金？”

“别紧张。我跟你说过，我们认识许多年了。”

“你就别再详细解释了，”帕诺夫补充说，“伊斯坦布尔、阿姆斯特丹的那些事没什么好听的。他们两个人就是一对小毛贼。”

“我们还是不听了，”玛莉说，“接着讲吧，亚历山大，明天怎么办？”

“莫里斯和我会乘出租车到你那里，然后你丈夫和我再开车回到这儿。我们吃完午饭给你打电话。”

“那你的司机呢？卡塞特给你找来的那个？”“变色龙”冰冷的眼里露出了询问的神色。

“他啊？他今晚开出租车得的报酬能抵上他干两个月。等把我们送回旅馆，他就该消失啦。我们不会再见到他。”

“他会去见别人吗？”

“他要是想活着把钱寄给阿尔及利亚的亲戚，就不会那么干。我跟你说过，卡塞特摸过他的底。他绝对可靠。”

“那么，就是明天了。”伯恩望着桌子对面的玛莉和莫里斯·帕诺夫，冷冷地说，“我们去巴黎之后，你们就得待在巴尔比宗，不许离开旅馆。你们俩明白了没有？”

“知道吗，大卫。”坐在松木长凳上的玛莉僵起身子，怒气冲冲地说，“我得告诉你一件事。莫里斯和亚历山大对我们来说就跟家里人一样，所以我也就不避着他们了。我们——我们几个人全都迁就着你，在某些方面甚至纵容着你，因为你经历过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你不能——也不许——把我们呼来喝去，搞得好像我们一见到你那副威严的派头就该低声下气。你听明白了没有？”

“响亮而清楚，女士。这么说来，也许你应该回美国去，这样你就用不着忍受我威严的派头了。”桌旁的杰森·伯恩把椅子往后一推，站起身来，“明天会很忙，所以我得去睡会儿——最近一直都没怎么睡觉。有个人对我说过——他比这里的所有人都强——休息就是武器。我相信这句话……我在车里等两分钟。你自己决定。我相信亚历山大肯定能把你弄出法国。”

“你这个混蛋。”玛莉低声说。

“随便你怎么说。”“变色龙”说着走开了。

“跟着他，”帕诺夫赶紧插了一句，“你知道他这样子是怎么回事。”

“莫里斯，我应付不了啊！”

“不要去应付，和他待在一起就行。你是他惟一的救生索。你甚至都不用说话，待在那儿就够了。和他待在一起。”

“他又变成那个杀手了。”

“他永远都不会伤害你——”

“当然不会，这我知道。”

“那就让他知道自己和大卫·韦伯之间的联系。这个联系一定得有，玛莉。”

“哦，天哪！我多爱他啊！”妻子喊道。她赶紧起身跟在丈夫后面跑了出去——那是她的丈夫，可又不是。

“你觉得我这个建议对吗，莫里斯？”康克林问道。

“我不知道，亚历山大。我只是觉得他不应该独立面对自己的噩梦，咱们谁都不应该这样。这不是心理学，只不过是寻常的道理。”

“知道吗？有时候你说起话来还真像个医生。”

巴黎的阿尔及利亚区坐落在第十区和第十一区之间，占地还不到三个街区。这里低矮的房屋是巴黎样式，但声音和气味却是一派阿拉伯风情。一辆长长的黑色豪华轿车驶入了这片民族聚居地，车门上教会高层的纹章虽然很小，却闪烁着金光。车子在一栋木结构的三层楼房前停下，一个老牧师下了车走到门口。他在信箱牌子上找到一个姓名，揿下按钮，二楼响起了铃。

“喂？”简陋的通话器里传出一个刺耳的声音。

“我是美国大使馆的信使。”身穿教士服的来客回答说。他的法语语法有点不通，美国人语时往往都是这样，“我不能把车丢在楼下，可这儿有你的一条紧急消息。”

“我马上就下来。”华盛顿的查尔斯·卡塞特招募的法国裔阿尔及利亚司机说。三分钟之后，他出了房子，走到了窄窄的人行道上。“你干吗穿成这样？”他问信使。那人站在大轿车旁边，挡住了后车门上的纹章。

“小伙子，我是天主教的执行牧师。我们的军事代办想跟你谈谈。”他打开了车门。

“有许多事我都可以替你们办，”司机笑着弯下腰，朝豪华轿车里看去，“但我可不想被招到你们的军队里去……你好，先生，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你把我们的人送到哪儿去了？”后座上被阴影遮住的一个人问道。他的面目隐没在黑暗之中。

“如果你是大使馆的人，那两个人又想让你知道他们的去向，他们就会打电话告诉你，不是吗？”

“你会告诉我的！”穿着司机制服、身材魁梧的第三个人从车后冒了出来。他快步走上前，挥起一根包着皮革的粗铁棍，重重地敲在阿尔及利亚人的脑袋上。他把被打晕的人推进了车里；假扮执行牧师的老头跟在后面爬上车，拉上了车门，司机绕过车头跑到前座。豪华轿车沿街疾驰而去。

一个小时之后，在皮嘉尔广场一个街区开外渺无人迹的乌东街上，阿尔及利亚人伤痕累累、浑身是血的尸体被人丢下了大轿车。轿车里面，阴影遮蔽下的那个人对他亲自“委任”的老牧师说：

“去拿你的车，在跛子住的旅馆外头守着。别睡着了，早晨就有人去替你，整个白天你都可以休息。一有动静就得报告，他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别让我失望。”

“绝对不会的，大人。”

季米特里·克鲁普金的个子不算高，但看起来显得挺高；他也不是特别胖，但他的模样看上去比实际体型要富态得多。他长了一张乐呵呵的脸，也可以说有点肉嘟嘟，一颗大脑袋总是挺得笔直；他的眉毛很浓，花白的头发和山羊胡都梳得整整齐齐，配上那双警觉的蓝眼睛，还有似乎永远挂在脸上的笑容，显得很有吸引力。这些特点表明此人对生活和工作都乐在其中，而且他在这两方面都颇具智慧。这会儿他在埃佩尔农一家几乎空无一人的乡村餐馆，正面朝后墙坐在卡座里，桌子对面是亚历山大·康克林。康克林刚刚解释说自己再也不喝酒了，还没有表明身份的伯恩就坐在他身边。

“这个世界要完蛋了！”苏联人叹道，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口音，“瞧瞧，一个好人在自我沉溺的西方变成了什么样子？你的父母多丢脸哪！他们应该待在我们这边。”

“我看你肯定不愿意拿咱们两国酗酒者的比例作比较。”

“要是拿钱打赌我就不干，”克鲁普金咧嘴一笑，“说到钱，我亲爱的老对手，根据咱们昨晚在电话上达成的协议，我的报酬该怎么拿，到哪儿去拿？”

“你想怎么拿？想在哪儿拿？”伯恩问道。

“啊，先生，原来你是我的主顾。”

“对，我会付你钱的。”

“等一下！”康克林低声说。餐馆门口有什么事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把身子朝卡座的开口处一歪，用手挡住前额，随即迅速缩了回来。一对夫妇被侍者领到了大门左侧角落里的一张餐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