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民间企业家阶层对政府彻底失望。

当时最大私营集团老板荣德生给宋子文写了封信，要求国民政府还民间商人一个自由发展的市场。但是宋子文看了这封信之后，笑了笑，就把它扔进了垃圾箱。

第三，官办化造成民间经济凋敝，造成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城市罢工事件猛增。1947年，光上海一地就达2538起，苏珊娜·佩珀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写道：“国民党政府经常指责工人闹事是其他党职业鼓动家促使的。……然而，这些争论问题是现成的，任何人都可有效地加以利用。”

『恶性通胀摧毁了经济』

在国共内战爆发后，中央财政完全被军费绑架，而实体经济又复苏乏力，于是政府采取了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1948年的第二个季度，已发行法币660万亿元，三年猛增1180倍。

乱发钞票的结果就是，引发了中国两千年历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

1948年8月，国民政府被迫改组内阁，宣布停用发币，进行金圆券改革。为了防止权贵和投机商人囤积居奇，扰乱改革，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亲自督阵上海，宣誓“打虎”。

▲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

可是，此时的党纪国法已彻底败坏，“老虎”打到孔祥熙长子孔令侃控制的扬子公司便打不下去了，到11月1日，行政院公开承认经济改革失败，内阁总辞职，物价呈现报复性上涨的态势，经济极度混乱，国事终不可为。

『在土地改革上国民党毫无作为』

在产业、财政和货币政策连续失误的情形之下，国民党政府在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域——土地改革上无所作为，输给了自己的对手。

1947年9月，中共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将之平均分配于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在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亦即承认改革后的土地私有性质。

▲蒋介石败退东山后在日记中写道：正是因为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才丢失了政权

而国民党在土地政策上却毫无作为，民心尽失。

就这样，战后短短五年间，国民党政府在敌产国营化中失去了私营企业家的支持，在货币改革中失去了城市居民的支持，而在土地改革中则让共产党夺去了农民的支持。国民党的灭亡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民党的官办企业导致民不聊生』

杨小凯在他的《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里这样写道：

1官办化的产业政策；

2官办金融导致恶性通胀。

抗日战争时外国投资比重最高的是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其经济发展是二战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部分，当时整个中国的投资率是5％，而东北1937年高达17％，1939年高达23％。这主要是日本经济法律制度对私人企业产权的保护很好，政府不办官办企业，没有什么机会主义行为。日本人在东北的高投资率也刺激了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

但是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日本私人资本大多被转化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不但在接收过程中因贪污和不同单位争夺资产而受损，而且以后成为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工具。这使得1947年国民政府的官办企业控制了当时大部分重工业。

最终，官办企业造成国统区民不聊生、经济萧条、市场规模急剧缩小。最终彻底葬送了国民党政权。

『官办金融导致恶性通胀』

国民政府的官办银行同时发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功能，官商不分，使贪污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化。大私人银行通过与四大官方银行的人事交叉安排，也使官商勾结等坏资本主义的特色出现。

由于四个官方银行的垄断地位和官商不分，他们不会按市场竞争的规律有效地支持经济发展。相当大的金融资源主要用来为官办企业融资，并为政府提供内战军费。

在官商勾结的金融财政体系下，经济迅速崩溃，通货膨胀率高达200%。因此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竟然成为政府抢劫人民财产的工具：

▲国统区民众在领工资

1947年7月，美联社的一篇报道称：“一百元的法币可以买到什么东西？1937年可以买到两头牛，1938年可以买一头牛，1941年可以买一头猪，1943年可以买一只鸡，1945年可以买一条鱼，1946年可以买一只鸡蛋，而在1947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的火柴了。”

于是，人民纷纷弃纸币不用而回到商品货币和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最终国统区的货币金融彻底崩溃了。

就这样，国民党政府由于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在短短五年内就失去了政权。

大唐初期，武则天进宫，渐渐以才华和美貌开始接近权力中枢，却在这时，宫中忽然传出太白妖星的传言：“唐三代后，有女主武氏灭唐。”但李世民心生怜悯，却放过武则天，没想到武氏后来果然建周。

“成妇”是指成为男家的媳妇，“成妻”则指作为一个男人的妻子。清人写了许多文章讨论何谓“成妇”？何谓“成妻”？尤其是阮元学术圈子中的学者，汪中，郑珍，陈立和学海堂诸生。他们非常仔细的考证《仪礼·昏礼》的仪节和称谓。他们从称谓的变化去观察夫妇之名的成立，又从《曾子问》分析订婚和解除婚约的种种可能性。他们的目的在于探究：婚姻关系何时成立？在六礼“纳聘”之后？还是“亲迎”的“合体”之后？根据他们的考证，女子在纳聘之后就被称为“妇”（之前称为女），但“夫”之称谓的出现，却得等到亲迎之夜，婿入妇之寝房、妇言“若非我夫，焉入我室”时才出现。换言之，“夫妇”一词的成立要等到行过亲迎礼、喝了交杯酒、有“合体”之实时才成立。既然没有夫妻之实，又何来守寡、殉葬、侍养公婆。这就是我们进一步要探讨的：清儒为何要写这些考证文章？关怀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其实，清儒关怀的是一个当时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室女守贞”。“室女守贞”就是所谓的“望门寡”。当一个女子订了婚，还没过门，未婚夫就死了。这样的一个“许嫁女”，能否另许夫家？还是得嫁去夫家奉养公婆，过继个孩子承继香火？与该男合葬？基本上，主张室女守贞者，表示他们认为成妇重于成妻，一旦订了婚（纳聘），婚姻就成立；反对者则坚持有亲迎合体之实，婚姻才成立，有夫妇合体之实，翁姑媳妇关系才成立。在清朝因“室女守贞”获颁牌坊的数量很多，王尔敏先生曾就清代《广东通志》做大略统计，得出超过两万个案例。社科院郭松义先生的《清代婚姻与家族》里统计出八千多。全国计算绝对不止此数。

清儒的考证文字标题如：“妇馈舅姑”、“何谓夫妇”、“三月庙见”、“纳聘”、“问名”、“纳采”，这些看似考证《昏礼》的节目，其实目的在改革“室女守贞”的陋俗。我另有一文：《王妞姐之死》，讨论的就是学海堂诸生对许嫁女的身份归属问题。这都是清儒考证工作的现实意义。尤其汪中、郑珍等所倡导的：“夫妇，人道之始。子得妻之，父母始得妇之。”把夫妻关系置于翁姑关系之前，实暗喻五伦秩序的改写！

第三个例证是“为人后”。“为人后”是“礼”的专有名词。最初在阅读对乾嘉学术有很深影响的毛奇龄的作品时，看到一篇幅很长的《辨定嘉靖大礼议》，文章内容是讨论明嘉靖皇帝的“大礼议”事件。当时思忖毛奇龄为何要对“大礼议”大作文章。后来阅读《皇清经解》时，意外发现段玉裁为了明嘉靖皇帝过继一事，竟写了十篇文章来讨论，接着再读，便发现严可均、郑珍、胡培翚、凌廷堪、阮元、汪中、王念孙等人，几乎每个清儒都在谈论“大礼议”，于是我就开始追踪这个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