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潇乔一路叨叨：胡中罗这东西就知道胸口放炮仗心里响有什么用？说干就干他娘的。老子当时让那啥玩意儿困住的时候愣是冲出来了，不是说没人能出来？

周南一就笑：可别说了，那事儿还不够丢人的？谁手贱谁才被困住。

李潇乔一挥马鞭：你会点玄不拉基的东西就不得了了，再说我揍你。

电影《让子弹飞》改编自马识途作品《夜谭十记》里的《盗官记》。与电影不同，小说《盗官记》讲述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川西，土匪张麻子机缘凑巧，了解到了国民政府卖官的潜规则，决定买个县官过瘾之后发生的故事。

《盗官记》的最后一节，张麻子用大刀把黄霸天劈为两半，但他也被黄霸天的同伙们捉住了，他说：“我当个清官又有多少用呢，田地等等财产仍是黄霸天们的，我保护不了穷人，我不能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

其实，由土匪到“青天”的张麻子毕竟只是小说人物，而真实的民国土匪，则大都怙恶不悛，杀人如麻。不过，小说也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了民国时期土匪横行的社会现实。

民国创立后，“没有一片区域没有土匪，没有一年土匪偃旗息鼓。”日本人纳武津于1923年所著《支那土匪研究》中写道：“土匪是中国的致命伤，这一创口现在已经危及心脏周围的要害地区。”辛亥革命以后的10年里，很多报章开始不再把中国称为“民国”，而称为“匪国”。到1930年，土匪人数的保守估计，为2000万左右。

土匪为祸中国，尤以山东、河南、四川等地为甚。山东自古以来民风剽悍，民国成立之后的连年战乱中，那些拥有“雄才大略”的军阀政客们都相中了能打能拼的山东大汉，争相来山东招兵买马。结果就如记者们在报上所报道的：各省招兵多半在山东，而遣散一兵，山东即来一匪，是在招兵未战之时已伏蹂躏山东之种子。

据陆军部1918年的调查，山东土匪主要由定武军（即张勋率领的辫子军，复辟失败后被遣散）及在逃兵士、退伍兵士与难民结合而成，其中以定武军势力最大。当时的报纸也指出，山东境内的土匪，不是被遣散的民军，就是溃散的定武军。有鉴于此，1923年山东省议会曾建议行政当局，拒绝外省来鲁招兵，并禁止本省居民应募，这当然完全是一纸空文，毫无实际意义。

“对平民百姓来说，匪事之灾大大猛于战事之祸”

“他们居住山洞、兽穴，性情暴躁。在法律软弱无力，政府腐败堕落而无法抑制残暴和压迫的时代，在公理遭到践踏，当权者站在恶人一边的时候，他们顽强地要求……一种正义。”英国人贝思飞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如是说。

在民国这一社会大转型时期，山东土匪“顺应”潮流，适时而变，从而出现了一些与传统社会相比所未有的新表征。这主要表现在：一、土匪在装备和编练上实现了“匪队”的现代化；二、其政治性日益凸显。但同时必须指出：土匪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无疑给转型期的民国社会带来更高强度的危害。

《时报》载，1917年，土匪毛思忠攻陷曹县，架走绅民杨希儒等3家6人，各家属邀李翔臣为代表，赴毛思忠处求情。毛思忠云：“汝来义气可钦，看汝之面，减去一万元。回籍后速备军费二万元送来，即放六人去也。”土匪抢架勒赎，后来发展到四处抢掠、逢人即架时，要价就降为三百元、百余元、十元即可，甚至无钱时可用百个鸡蛋赎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