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抓生产,争资源,教育是谢伯伯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些年各种改革,各种运动接踵而至,然而小村象一座孤岛,外面的浪潮对小村的影响很有限。对于这逃难来的一小撮河南蛋,无论是公社领导还是本地土著居民村对他们实在提不起多大兴趣。
用外村村长和社员们的话说:
“这些人那是啥口音嘛,喊个口号都喊不好。生活习惯也和咱不一样,跟怪物一样。家家穷得丁当响。看看他们的破房子,看看那破衣裳,那过的是啥日子么!有啥价值么!
吃个饭还要圪蹴在门口,连个小板凳都没有么?
说他们是阶级敌人太抬举他们了,还要拉上他们一起进步?算了吧,让他们自己发展去吧。”
是啊,鸡群里来了一只鹌鹑,该怎么和这只鹌鹑相处呢?让它一边呆着去吧。
村民们一直被本地人叫“河南蛋”,傻子也知道自己是外人,河南蛋却是最有骨气、有尊严的,因此也从不去本地人的村子里走动,只管埋头干活和闷声发财就够了。
就这样,除了有过几次土地之争,日常生活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谢伯伯把小村的发展当作自己的使命,他总感觉有个鞭子一直在抽打着他,要努力,要向前!要提高乡亲们的社会地位!
新社会鼓励改造学校抓教育。村里的学生娃不多,但教育不能放松。外村的老师们不愿意来新村教书,新村人就自己教。
1955年学校一建好,谢伯伯就找回那几个有文化的曾经为村民扫盲的老师抓起学校的教学任务。
有教学经验的淑英是必不可少的,和姐姐淑华,李叔叔的长女小敏。工资定得很低,仅够基本生活费,但没有人抱怨,几个老师甚至感到很光荣,她们感觉到了她们身上与众不同的价值,乡亲们尊敬的眼神是她们最好的奖赏。
安排好了学校的事,谢伯伯又走进老朋友李叔叔家,他知道这个老友日子过得不如意。
李叔叔有两块心病:一个是成芳到底在哪里,现在怎么样了;一个是儿子大贵。
1951年大贵突然失踪之后,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他知道,当年的大贵心里只有春喜,谁也放不进去,谁都拿他没办法。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呢!
他很后悔当年不该紧逼儿子。大贵的事他是后来断断续续听村民们议论才知道个大概。
当年大贵不肯相亲,不娶媳妇,一逼他就威胁说要离开这个家,永远不回来。
李叔叔愁眉不展,邻居笑话是小事,孩子没有正常人的生活才是麻烦,好在大儿子大建顺利结婚生子,为李家续了香火。
大贵其实一点也不寂寞,他有春喜的定情物陪伴,他觉得已经足够。他也会利用做木工活的便利偷偷去看春喜,远远地看着她,知道她过得好不好就够了。
他有时也觉得自己像个神经病,为别人的媳妇牵肠挂肚,可他心里认定了春喜就是他的,只是暂时被别人娶走了,早晚春喜会回到他身边。春喜把他的心占得满满的,再也容不下其他任何女人。
他忠于自己的内心,他愿意等。也许哪一天上天感动了,就会把他的春喜还给他。
他有心里已经为他和春喜的生活规划了上千次。
那一天,大贵又绕道“经过”春喜家的村子,听到了一阵闹哄哄的声音,接着是潮水般激昂的喊声,乱糟糟的听不清楚喊什么。
顺着吵闹声走过去,大贵来到村口的打麦场,一群人正押着几个阶级敌人在训斥,并让群众上台揭发他们的恶行。
他忍不住挤进闹轰轰的人群,人群被场中央五花大绑跪着的几个人紧紧地吸引着,几百只眼睛被伸长的脖子送到那几个人身上,他们拿出十二分精神来看这场人生难得一见的大戏,或静静地听,或大声叫嚷,或发出一阵轰笑。
面对着人的脸的海洋,场中央的几个人面如死灰,有的干脆像死人一样双目紧闭。
他惊讶地发现春喜也被绑着跪在场中央!
大贵的心被狠狠地扎了一刀!他顾不得听台上台下的人在说什么,只是盯着春喜,跟着人群或走或停,耳朵里嗡嗡地响着,脑子里一片混乱。
春喜披散着一头乱发,头顶一只大手把她的头发向后撕拽着,她的脸被迫向上向后仰。春喜双眼紧闭,憔悴的脸上是死灰一样的颜色。
大贵的心颤抖起来,他想冲过去把他梦中的女神带走,可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鲁莽地行动会害了她。
他知道春喜的痛苦,能不能活下去都是很大问题,他得想办法帮她!
他忘记了身边的一切,好像有条线把他连在春喜身上,他的两条腿无意识地迈着,就那样跟着,跟着,一直到天黑。
批斗会终于结束了。春喜被松了绑,丢在街道上,同时告知春喜明天继续批斗,叫她老实点儿。
看着春喜没有血色的呆滞的脸,大贵的心像被钢爪抓了一样的剧痛,在流血。
他走过去,搀起春喜,把她脸上的垂下的头发拢到耳后,轻声叫:“春喜,我是大贵。咱们走。”
春喜无神的双眼漠然地看着大贵,没有任何反应。大贵又重复了几遍,她还是没有反应,像个木头人。
不远处悄悄走来了一个大约五岁的小女孩。春喜突然冲着小女孩低声喝道:“快走!快走!走啊!”
小女孩低声哭了起来,站着不动,不敢靠近,也不离开。大贵急忙走过去:“孩子别怕,叔叔送你回家。”
再返回的时候,春喜瘫坐在墙根下,喃喃地说:“叫他们走,叫他们不要来了。”
大贵心疼把春喜的头发往后拢了拢,把脸颊两边的头发帮她夹在耳后,像母亲安慰受了惊吓的孩子,他柔声安慰道:“已经送回家了,放心吧。”
她的面依然呆滞,僵硬,像是自言自语地断断续续低声说:“是我害了她们……我死了就好了,她们就安全了……。”
大贵的心脏一阵痉挛,“别说傻话,咱有办法。”他扶春喜坐在一个不易被人注意的角落。他很清楚,他说什么都没用,因为被批斗而自杀不是什么稀罕事。
想了一阵子,大贵坚定地背起了绵软无力的春喜,“不会有事的,春喜。跟我走。”
关于春喜的失踪,丈夫跟工作组的人解释说是跳黄河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