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属们最终的商议下,还是决定放弃临终治疗，并趁着病情尚在稳定阶段下，让老人出院。

子女们都希望老人待在家里享受最后的陪伴。

对于即将到来的死亡,家属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在老人出院的第三天早上,她又被120送到了急诊。

恰巧,当天还是汤茜当班。她听送病人来的救护大哥说,老人刚回家就因为久病厌世，嚷嚷着不想活了,嘴里喊着要自杀。

因为这是老人最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直相安无事，家属们也都放松了警惕。

今天早上，大儿子和儿媳去早市买菜,让老太太一个人在家睡觉。

老两口一回来,就看见老人倒在血泊中。

汤茜接诊了老人后，发现问题非同小可。

一氧化碳中毒（开煤气）,吞药（家属说把家中所有的药都吞进去了），割腕（目测已经深及动脉）,几乎是所有可能执行的自杀手段全用上了……

老人到医院时，已经呈现重度昏迷与出血性休克，再加上多病体虚及年纪大，肝脏肾脏都已经出现了衰竭现象。

由于休克与意识不清，有必要立即插管，虽然护士们已经第一时间将割腕的伤口加压包扎,但渗出的血依旧止不住,最后可能要到手术室去止血。

汤茜身为第一线处置医生，当时脑子里条件反射地想得全是医疗处置的决策。

紧急的伤情让她必须在短时间被判断“该怎么救？”

没太多时间思考着“是否应该救治？”

因此，汤茜条件反射进行着标准的外伤处置步骤,为了保证老人的呼吸，血压维持正常，她也給老人插了管。

此时老人的家属接到母亲自杀的消息后，陆续的赶到医院。

家属们见到汤茜在抢救老人，直接冲进抢救室，出言制止：“我们不是已经强调过了不要急救吗？为什么要给我妈妈插管？”

汤茜一惊，忘记了前几天才签署过的同意书。

但基于职业职责，家属虽然签署了“放弃急救同意书”，但这份声明的效力也仅限于与癌症末期相关的病危情况，如果有其他无关的突发情况，理论上医生不能置之不理，见死不救。

为了减少争议，汤茜只能详细说明给家属听。

“如果病人的危机状况是癌症末期所致，当初的同意书当然有其效力。但眼前的问题显然是新发生的事件，况且现在病人正处于大量失血的状态，如果不治疗就会流血而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是否坚持之前的决定，我建议各位家属必须再次斟酌。”

停了一下，汤茜又补充道：“当然，如果你们还是决定拒绝插管和后续手术，我也会尊重。”

或许这样的举动有违医生“救死扶伤”的准则，但在这个重视医患沟通的时代，家属的态度与决定往往才是医疗方向的主导。

家属们再一次陷入集体沉默，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再次没有人能够拿主意。

毕竟母亲突然自杀，这样的突发状况是所有人事先没有想到的。

“医生说得对，我早就说过不应该放弃，况且妈妈还在流血，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情况稳定下来，至少把出血控制住。”

病人的女儿再次表态，并且振振有词。

其他的子女一时间也找不出话来反驳，个个低头啜泣，没有太多表示。

因为老人有严重的手腕撕裂伤合并神经血管动脉破裂，汤茜在老人情况稳定一些后，请来了整形外科会诊。

整形外科的专科医生看过病人，给出的专业建议是进行显微重建手术。

汤茜再一次陷入难题，怎么和家属沟通？

连她自己都迷茫，这种情况下，就算手术成功又能怎样？

评估神经功能恢复的意义何在？

甚至汤茜都不能确定老人在重度昏迷下，她是否能够苏醒……

但基于医生的职责所在，在取得家属们的一致同意后，还是将病人送进了手术室。

手术算是成功的，生命体征稳定住了，人也逐渐清醒……

但原本病人的癌症问题还将存在，久病厌世的状况也没有解决。

汤茜偷偷问了重症监护的负责医生，经过了这次波折，老人反而离不开呼吸机，必须一直插着气管内管，而且身上还有各种管路与伤口，所造成的疼痛，让她隔不久就要打一次止痛针。

汤茜郁闷地离开重症监护，一路上不断地在想，虽然救命是他们急诊医生责无旁贷的工作，但这个病人情况就是：因为生病生不如死，所以一心想死，医生们救了她，的确让她起死回生，结果却把人弄得不生不死……？

汤茜想如果病人现在还能说话，一定不会因为医生救活她而感到开心，甚至可能还会埋怨医生为什么不让她自我了解痛苦。

或许，救了她的命，并不是真正帮助到这个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