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一月的一天，在北京东城的一条狭窄的胡同里。

我和死党凯子、小惠站成一排，在墙根儿底下晒太阳。

但是冬日里的阳光，纵然也是白茫茫一片、却并不刺眼、更谈不上温暖。

从我们站的地方走四五十米，就是胡同口。

隔一条马路，就是北京香火最旺的雍和宫喇嘛庙。

那边人声嘈杂，而这里却安静低语得像是另一个世界。

我们仨都踮着脚尖，朝一个漆着绿色花棂的窗户里偷看。

窗玻璃上，错落有致地帖着几组隶书大字：周易、起名、测字……

这里和白云观都是算命的圣地，仅在这条短短的胡同里，就有三家这样的小店。

小屋的主人老龙，是我朋友。

他留着两撇浓黑的小胡子，但实际年龄还不到五十岁。

他喜欢别人叫他龙师父，说全北京只有我叫他老龙。

此刻，他正低着烁烁放光的大秃脑袋，用毛笔在一张印着红色表格的薄纸上勾勾划划。

一桌之隔，坐着位穿戴考究的中年女士。

双手攥拳撑在桌上，不眨眼地盯着他，化着浓妆的脸上，写满了期盼。

只见老龙又屈起几根手指，装模作样地掐算了一会儿。

这才抬起头，一边戳着那张纸，一边开始滔滔不绝地批讲。

我们只能看见他的嘴在动，也能看见那名中年女士，在频率很快地使劲点头，却完全听不见两个人的对话。

可是，老龙要说什么话，我们都已了然于胸。

那名女士是小惠的小姨，而这是我们为她特别定制的一场“戏”。

我们的那间影视公司解散以后，只有凯子、小惠和我这三个离不开北京的人，还能经常聚聚。

两天以前，在一家老北京涮肉馆里，小惠告诉我，她的小姨得抑郁症了、已经快疯了。

因为她妹失踪了——也就是小姨的女儿。

“你妹不是在美国吗？”

我说，并没有停下夹肉的筷子，也没把她的话当回事。

我知道，小惠有一个土豪小姨，女儿在美国留学，我和她们有过一面之缘。

“切，美国就没人失踪了？美国一年的失踪人口快到一百万了！”小惠说道，表情挺严肃。

“那么多？”我很意外。

“哎呀，别听她说得那么邪乎！不是失踪，最多算是失联。”

凯子在一旁纠正，他也没停住吃。

“死活都找不着人了，跟失踪有什么区别？”小惠白了他眼。

“报警了吗？”我问。

“我小姨和姨父都去两次了，当然报警了，但人家美国执法者只是做了个登记。因为我妹是成年人了，也没有疑似被害的证据……”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好奇心终于活泛起来了。

饭后，换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地，跟我讲了来龙去脉。

有些我本来就知道，但也有很多，是我以前不知道的。

小姨的女儿叫小丽，从小就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姑娘。

她很顺利地通过了toefl和gre的考试，得到了一所美国大学的o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