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濛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糢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姘。

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

我揣摸诗人当时的心境。距离“五四运动”还有一个月。“五四”、“四五”，是两个神奇的不论怎样组合都有伟大魅力的数字。

周恩来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世界事务活动家，中国历史上一位功高盖世的国务院总理。没想到竖了一块他的诗碑。而且不是“真理愈求愈明白”，是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还偶然能见着“一点光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向有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参加的协约国集团投降。美、英、法、日等协约国成员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名曰建立战后和平，实则重新瓜分世界。也算是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军阀政府向“和平会议”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在山东夺去的一切权利，却遭到人家的蛮横拒绝。贫弱和落后酿成了民族的奇耻大辱，六十多年后又恰恰是日本竖立了这块周恩来的诗碑。

陈独秀发出呼喊：“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

李大钊则号召：“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再造神州。”

民族精英的呼号呐喊引发了么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当时的军阀政府把这种公众的愤慨视作无政府状态。其实，公众的麻木、沉默才是更危险更隐蔽的无政府状态。

周总理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东渡扶桑，写上了《雨中岚山》。之后不久，李大钊、陈独秀就思考应该建立中国共产党。

雨又下起来了，紧一阵缓一阵。雨滴时大时小，迟迟寂寂。

诗碑前的花束被打散了，花瓣飘落。我的伞丢在汽车里，倘若手里有把伞一定支起来护住花束，护住周总理的诗魂。

无边无际的雨丝散发出无边无际的包围感。默中藏雷，静得神往，让雨水洗刷这污染重重和忧患纵横的世界吧。有死亡和鲜血做伴才叫历史。

伤痕累累的历史也须向巨人般的诗碑屈下一膝。天地同泣，悲叹一个伟大的英灵消失了！

然而他那明智的力量，灵活的缜密，钢一样的弹性，行动的果敢，遏制不住的仁慈和纤细，大智大慧忍辱负重富于变化的气质，幻化成这座丰碑，“遗世独立，与天为徒”，托起人类精神的一块天空，像历史一样脉脉无言，又胜过千言万语。这硕大圆石的坚实和悠久像大地、天空、太阳、空气和雨水一样。

雨水浇湿了我的头发，打湿了我的西装，仍不想离开，不忍离去。且管束不住自己那狂野的思想。在静默里看到一个深邃的世界不再习惯生命的麻木和浮浅，想随心所欲地表达对生命深层自由的欲望和冲动。

陪同我们的人说：“凡有重要人物来拜谒周总理诗碑，都要下雨。”

我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但赤裸裸的真诚同样有感天动地之力，呼风唤雨之功。我的真诚太死，太沉，和着雨水在流，流不尽。山下的桂川，便是真诚的一道伤口。

心里再次胀满无可名状的悲怆。对生活的信念忽然又增加了一种游移而模糊的意义。

我将深味这悲凉和浓雾般的迷离。

周总理的诗魂并不寂寞。他也没有沉默。倒是我的想象和思索成了自己的一种负担：仿佛能拉我坠入一种无法自拔的冷酷的深渊。

愿我的这些想象和思索，再加上良知，编织成一个不凋谢的花环，常献于诗碑之前。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