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什么？”陆潇猛地站了起来。

“陆潇，冷静！你听我说，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你也应该知道桑托是什么样的人。紫荆牺牲了我也很难过，我也想替她报仇，但是，在没有充分地准备之前，我们不能贸然行动。”

“没有充分准备？我们之前准备得还不够充分吗？但尽管如此，不止有紫荆，还有其他的卧底在桑托手上牺牲。他们都是我们的战友，我们却不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甚至开追悼会都不能公开他们的身份！老大，你是毒蜂的队长，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贺梦婷闭上眼深吸一口气：“陆潇，桑托突然出现，这事儿谁也没想到，他失踪了四个月，甚至连icpo都把他从红色通缉令中除名了，你能知道他这四个月去干什么了吗？我们要以什么理由发起行动？你是副队长，跨境抓捕行动有多难申请，你不是不知道。再说，你怎么知道他逃到哪里？万一这个国家没有和我们签订引渡条约怎么办？不管行动成功还是失败，都会上升到政治层面，我国必须要向联合国以及有关国家作出合理解释。这个局面你能控制得了吗？”

陆潇无话可说。当年的湄公河惨案就是一个例子。他握紧的双拳又放松下来。

“这样吧，我把庄季交给段宏他们去审，桑托这边，我们再跟大队长商量一下应该怎么办。可以吗？”

“跨境行动？”李振荣挑眉，“陆潇，谁给你的勇气谁让你说出这样的话？”

陆潇低下头，不说话。

“九年前的湄公河惨案，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当时我们为了派出警员，做足了工作，还得看人家的脸色行事。金三角一夜成名，缅甸、老挝、泰国互相推诿扯皮，搞得四个国家人心惶惶。糯康最后是罪有应得，但是你能说每次都将目标抓捕归案吗？湄公河惨案牺牲了多少警员？

“那是十三名中国公民啊，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了湄公河上。在金三角，利益至上，什么法律条文，在那儿统统不起作用。真正想要稳定金三角的秩序，只能用暴力解决。但是我们是法律的捍卫者，我们必须确保我们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合理合法的。

“梦婷说得对，当然你的初衷是没错的，但是你的情绪过激了。缉毒警察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波澜不惊，保持冷静的头脑，之后才能做决定。”

陆潇点点头：“大队长，我知道了。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根据我们安插在那边的卧底提供的情报，桑托这次的出现，应该是跟他正在研究的新式毒品有关。同时，我们还掌握了情报，桑托在中国发展了一些线人，甚至我们禁毒支队内部，很可能就有他的‘保护伞’。”

贺梦婷反问道：“所以……您的意思是，先挖出桑托的‘保护伞’，才有利于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对吧？”

“挖？怎么挖？人家又不会把‘保护伞’三个字写在脸上。”李振荣笑着说。

“那咋办？”贺梦婷没辙了。

“我们照葫芦画瓢。”李振荣微微一笑。

“黑色线人？”陆潇反应过来。

“对，”李振荣点头，“你们平常也抓了不少小毒贩，这样的资源要利用起来。”

“但是，黑色线人也及其容易被收买。”贺梦婷反驳。

“收集证据，对他们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他们跟我们警方只是简单的生意关系，被收买的可能性比较小。”李振荣提醒道。

“然后通过收集过来的毒品，推断出来源，就能知道桑托的制毒工厂在哪里。”陆潇接过话头。

“对。只有打掉了制毒工厂，才能遏制新式毒品的研发。”贺梦婷表示赞同。

“在这之前先做一件事，”李振荣喝了一口水，“先去选一批人，然后把其中跟桑托有直接或间接交易关系的删掉，最后留下三四个人，让他们去收集情报。”

“可是，大队长，这事儿可是违法啊，要是被支队长或者局长发现了，罪过可就大了。”陆潇犹豫了。

“我们有多少兄弟在抓捕他们的时候牺牲了？这时候你怎么不说了？”李振荣皱眉。

陆潇点点头，没有说话。

“陆潇，紫荆是你的挚爱，是毒蜂小队的一员，也是我的学生。她牺牲在桑托手上，我们都想早日把桑托抓捕归案，但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太惨痛了，以至于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要仔细斟酌。”李振荣看着陆潇。

“我也讨厌看到他们离我而去，”陆潇回答，“因为我们是战友。”

李振荣点头：“我这边会争取，抓捕桑托的行动，市局一定会早日提上日程。只要时机成熟，你们可以随时行动。”

“谢谢大队长。”陆潇敬了个礼，然后跟贺梦婷一起走了出去。

“保护伞……”贺梦婷喃喃道。

“老大，今天的谈话，真的不告诉他们吗？”陆潇问道。

“暂时不要，”贺梦婷摇头，“如果我们内部真的有桑托的眼线，那我们现在的对话都是危险的。”

“你自己带出来的的队伍都不信任？”

“我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当然都是过命的交情。但是你觉得信任在利益面前，牢固吗？”

陆潇沉默了。

“不是我不信任你们，这就是现实。我们干最辛苦最危险的工作，却拿着最少的工资，一辈子默默无闻，连家人都不清楚我们到底在干些什么，你觉得你这个时候拿信任说事，可靠吗？

“你想说我们当初都是为了信仰而加入缉毒警察的队伍，信仰又算什么东西？在一捆一捆的钞票面前，信仰就化成了虚无。

“扪心自问，如果是我，我经不住利益的诱惑。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保护伞’，如果不能自证清白，督察组可能就会介入调查。因为每个人都无法解释桑托这四个月到底做了些什么、藏到哪里去了，这四个月的时间里，禁毒支队内部有没有人跟他有过接触。

“作为公安队伍中的一员，我自然是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在身边，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缉毒警察不就是活在猜忌和质疑中吗？我们跟毒贩直接接触，是最有可能黑化的。

“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我活在同事的猜忌和质疑中，还要接受同事无休止的调查，最后得到的解释却只有‘例行公事’这几个字。

“我从未抱怨，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所以你看，信任有时候就是这么脆弱。”

贺梦婷无奈地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