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说一遍：往何处去？……往深处去！

一个人到了老年，他的思想和行为总不出两途：（一）是极端的顽固守旧；（二）是像小孩般的天真与幼稚。一个衰老的民族亦是这样。或者是固执传统与成见而严拒新思想，或者是不问是非，毫无理智地跟着人家乱跑。显然前者比后者更有再生——或者说返老还童——的希望。因为前者虽然固执，但究竟还在运用他的头脑。一个古老的民族，在表面上虽然要维持它古文化的尊严而努力摒拒新文化，但良心上已经在暗暗地估量这新文化的价值，把它与固有文化的价值评衡。于是在民族的内生命上，发生一种新和旧的交战，一种crise。于是它的前途在潜滋暗长中萌蘖起来。至于天真而幼稚的老民族，根本已失掉了自我意识，失掉了理智的主宰，它只有人云亦云地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乱奔乱窜：怎么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然而这正是现代中国的情形。

一种艺术，到了颓唐的时代，便是拘囚于传统法则，困缚于形骸躯壳，而不复有丝毫内心生活和时代精神的表白。否则，即是被外来文化征服而全然抹煞了自己。皮藏打艺术的末期，法国十八世纪的官学派绘画，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后的艺术，都有此等情形。现代的中国艺术界亦正是这样：幽闭在因袭的樊笼中的国画家或自命为前锋，为现代化的洋画家，实际上都脱不了模仿，不过模仿的对象有前人和外人的差别罢了。

现代的国画家所奉为圭臬的传统，已不复是传统的本来面目：那种超人的宁静恬淡的情操和形而上的享乐与神游（évasiondéa）在现代的物的世界中早已不存在，而画家们也感不到。洋画家们在西方搬过来的学派和技法，也还没有在他们的心魂中融化：他们除了在物质上享受到现代文明的现成的产物之外，所谓时间，所谓速度，所谓外来情调，所谓现代风格，究竟曾否在他们的内心上引起若干反响？如果我说一句冒渎的话，现代的中国洋画家在制作的时候，多少是忘掉了自我。

至于提倡普罗，提倡大众化的艺术家，以为是一篇文章或一幅绘画的内容只要是涉及无产者的，便可成为时代的艺术品。作品的技巧，情操的真伪都可不问：这岂不是把艺术变了宣传主义的广告？这岂不是为一般无耻而无聊的人造成一种投机的工具？

表现时代，是的。不独要表现时代，而且还得预言时代。但这表现决非是照相，这预言决非是政纲式的口号；我们不能忘记艺术家应该表现的，是经过他心灵提炼出来的艺术品，艺术是一面镜子，但决不会映出事物的现实相。

最可怜的，是在“现代的”和“普罗的”两重口号下，可以毋须思想，因为只要题材是歌颂劳动神圣的便足使他的作品不朽；毋须技巧，因为现代艺术，说是变形的！

在这种情势下，在艺术上和在其他的领域中一样，我们需要镇静与忍耐。在各种口号和呐喊声中，要认清：

（一）东方艺术和西方艺术的根本不同点，是应该是可以调和抑争斗。

（二）培养个人的技巧，磨炼思想，做长时期的研究。

在艺术上只有趋向上之不同，无所谓它们实体上的高下。我们承认东西艺术是表现人类精神的两方面。在这个转变时代，最要紧的是走出超现实的乐园，而进入现实的炼狱。从非人的走到人的；从无关心的走到关心的。这并非是说在美学的观点上，现实的比超现实的高，人的比非人的优，我所以希望艺术家有这种转变，无非是要他在人生的途程上，多一番经历，——尤其是一向所唾弃的经历。而且，由这种生命的体验上，更可使东西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宇宙观——艺术的主要成因——作一番正面的冲突。

培养技巧与磨炼思想这一点，是我认为一切艺术家应做而我们的艺术家尚未做得够的工作。既然这时代的艺术家的使命特别重大，他的深思默省、锻炼琢磨的功夫尤其应当深刻。

艺术应当预言，应当暗示。但预言什么？暗示什么？此刻还谈不到。现代的中国艺术家先把自己在“人类的热情”（passionhuine）的洪炉中磨炼过后，把东西两种艺术的理论有一番深切的认识之后，再来说往左或往右去，决不太迟。

在此刻，在这企待的期间，总而言之enattendant，我再说一遍：

往何处去？往深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