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身体之谜

人只能活在自己的身体里——这听上去像一个病句。我的意思是，人的心再大也得接受身体之囚。帕瓦罗蒂没法同时拥有乔丹的长腿和梦露的大胸。一个人也不能把自己的眼睛留在唐朝，把耳朵留在民国，把手足或肠胃留给未来。

人的身体不仅有一次性和个人性，还有普遍性——这意思是说，稳定的基因遗传决定了全人类的形体大体相近，除了肤色有异，至今无人能长出牛角或羊尾。

这一事实很神奇。

但基因的大稳定下隐伏了丰富的差异和变化。有的个高，有的个矮；有的音盲，有的色盲；有的恐高，有的恐蚁；有的乳大，有的乳小；有的嗜肉，有的喜素；有的花粉过敏，有的干果过敏……这一切似乎与生俱来，原因不大明了。更容易忽略的是，圣女特蕾莎和魔头希特勒是否基因图谱相同？如果不同，这种差异是先天决定还是后天决定？该由他们的祖辈负责，还是该由他们自己负责？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一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文章称：很多科学家认为，“西方的个人主义与亚洲的集体主义……从根本上要归因于基因差异。”“文化价值观与携带5-羟色胺的基因密切相关。”这是一个惊人的说法。翻一翻美国《心理学家》之类杂志，可知不少专家还把偏激、懒惰、恶毒、共和党立场等都看成基因的产物。如果这些说法属实，那么迄今为止的各种政治、道德、文化的革新运动，看上去都像是无事生非，是闹哄哄的外行越位，只配基因专家们摇头冷笑了。

不过，对基因专家们的质疑是：世界上哪有一成不变的基因？如果基因是动态的，是可以改写的，那么它还算不算“基因”？还仅仅是一个实验室的问题？这种被生存环境和历史过程不断改写的基因，比如被特蕾莎们或希特勒们严重改写的5-羟色胺，换一个角度看，是否也该称为“基果”？

事情可能是这样。“基因”也是“基果”（至少应有这样的中文词）。每一个人都亦因亦果，是基因的承传者同时也是基因的改写者，即下一段基因演变过程的模糊源头。生存环境和历史过程作为一种更为强大的实验室，正在悄悄实施各种转基因工程，正在编织一份个人亦即群类的、稳定的顽强的亦即多变的生理未定稿——这听起来又像一个病句。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回到身体”一类口号，显然不宜止于红灯区一类通俗话题，而应转向每一个人身体更为微妙的变化，转向一个个人性的丰富舞台。

贺亦民的一份基因未定稿，不妨举例分说如下。

关于腿与腰

中国南方人普遍偏矮，其中一些高个头也多是腿短而腰长，长在一条腰上，比较适合几千年来的农耕事务：便于弯腰，便于上肢接近土地和庄稼。贺亦民的不幸在于，他属于矮中更矮，不知前辈们何时何地的一次精卵结合，在隔代遗传或邻代遗传之后，使他的身高大约是一米六，相当于时尚标准下的半残。

一种猜测是，北方以及更北方的那些游牧人，在辽阔的欧亚大陆打望牛羊需要高，远眺风云和敌人需要高，登上骏马更需要高，屈就地面的活动较少。于是，一种拔高的心理期待成就了遗传选择，给后代们留下了修长双腿。通过移民或战争，通过情愿或不情愿的交配，这种长腿也逐渐出现在某些农耕地带，成就了贺疤子眼下左侧的那个人——廖哥，一个山东小伙，正在用砂轮磨刀具。

廖哥是高中生，拥有这个街办小厂的最高学历，最喜欢说数理化，最喜欢别人叫他“廖工”。亦民向他打听收音机是怎么回事，还用小学生的算术方法解出一个方程题，得数似乎没错，但廖哥还是抹了他脑袋一把，抹得众人哈哈笑，一句赞扬也没有。没人把他古怪的算法当回事。

一天，他发现廖哥不吃饭，头发耷拉在额前，不时唉声叹气。一打听，才知对方失恋了——那个电工班的厂花，能拉手风琴的团支部书记，把廖哥偷偷递去的情书揉成一团扔回机修班。

“秋瞎子呵，”贺亦民想给廖哥出气，“狐狸精一样，要她做什么？送给我也不能要。”

“疤鳖你少吹牛。”一位工友说，“不要再刺激我们的廖哥了。”

“我吹牛？只要我愿意，手指头一勾，花姑娘一堆堆地来，踢都踢不回去。”

“你勾几个母蚊子还差不多。”

“小看人？要不，我今天同你打个赌。”

工友们一齐起哄：你要是钓不上鱼，以后天天请我们吃包子。要是钓上了，我们放你的假，三个月里替你顶班。

贺疤子觉得自己把话说大了，只能硬着头皮上。他骑上脚踏车去一位邻居家借来《红楼梦》，还有两三本文学，放在柴油机旁，布下高雅的诱饵。接下来的安排，是他在电闸那里做点手脚，构成电工必须来检修的理由——报修时间当然必须在晚上，在厂花当班之时，以暧昧的月光朦胧为背景。

挎着电工袋的厂花就这样入套了，检修电闸时发现了《红楼梦》，发现了知识和艺术的亮点。亦民与她搭讪也很顺利，于是对方的工具柜里，从此有了一本接一本的名著，包括中国的、俄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疤子其实根本不懂那些天书，不过是掏钱买烟，每次都求邻居火线补课，让一个中学教师告诉他各书的要点，由他满头大汗地强记下来。主题，人物，风格等，这些奇怪词汇被他硬吞强咽。

“你看书这么快？是不是一目十行？”厂花吃了一惊，对这位才高八斗的文艺青年大为崇拜。

“这些书哪够我读的？都差不多读过两三遍啦。”

“我以为你不识繁体字。”

“不好意思，我本来打算研究一下甲骨文。”

“我以为你只会打架。”

“没书读的时候，不打架干什么？”

“像你这样聪明的人，应该去上大学，应该去深造。你去北大呵、清华呵，或早稻田，我姨外婆那里。”

亦民以为“早稻田”是乡下什么地方，称自己最讨厌下田，决不下乡当知青。幸亏他这几句说得含混，没怎么引起对方注意——他后来得知“早稻田”是日本一所著名大学，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们开始出现在电影院阴暗的观众席——亦民提前通知工友，让他们到时候去电影院见证事实，把以后的肉包子备好。不经意之间，他目光离开银幕，瞥一眼身边的厂花，觉得这份战利品还真不是什么狐狸精。水汪汪的眼睛，翘翘的小鼻子，脸上两颗不大明显的雀斑，说错话时的捂嘴巴或伸舌头都居然令他心动。坏了，这差不多就是恋爱吧？就是重色轻友的开始吧？可怜的廖哥眼下不知在哪里抓狂，会不会捶胸顿足喷一口鲜血？

他想拉住对方的手，但刚碰到一个指头，对方立刻触电一样把手缩了回去。两人好像什么也没发生，继续聚精会神于电影。

工厂附近两个高音喇叭不见了。警察们没费太大的周折，就在亦民的狗窝里发现了赃物，把他抓进派出所一关半个月。工厂也立即罚他每天去扫厕所。他再见厂花时，还没来得及控诉那个喇叭的可恶，没来得及说明自己下手是想给对方买一架手风琴，对方已扇了他一个耳光。

“你听我说，对不起……”

“我不听！”

“我是为了你……”

“你骗谁呢？我都知道了，你是为了吃包子。”

对方把一摞书狠狠地砸在他身上，然后哭哭啼啼地歪斜着身子跑远了。他只能捡起几本书回家。在清理自己的工具柜时，他还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是熟悉的笔迹：

臭矮子，你是个无可救药的混蛋！

他后来再也没见过那个身影。据说廖哥也辞职了，与厂花相约去了另一个工厂。伙伴们见他愁闷，都笑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真把自己当一回事。照他们的分析，看两场电影不算什么的，真要谈婚论嫁，光是他这三寸乌龟腿就过不了丈母娘那一关。人家是干什么的？团支部书记，工程师家的千金，即便被文学灌晕了，哪天一个喷嚏打醒了自己，也不愿意挎一个马桶上街吧？不愿以后生下一窝小马桶吧？喂，你脑子被门板夹坏了，还打算送手风琴，不如给弟兄们买包子呢。

亦民摸摸脸，没说话，再次看了看那张字条。

“臭矮子”——这一句很伤他。他记得廖哥也偷过厂里的轮胎（比高音喇叭还要贵），也受过处分（开除团籍的处分比他扫厕所还重）。如果厂花能够原谅廖哥而不能原谅他，那么事情显然另有原因，远非《红楼梦》什么的可以解释。

关于手

早在出入拘留所时，疤子就发现电工最舒服、最神气，哪怕蹲在牢房，也常被警察叫出去修电扇或修路灯，从来不必真坐牢也不必干重活。这样的高等囚犯有时还以购买零配件为由，骑上自行车上街去，叼一支烟吞云吐雾——不知道的还以为来了便装警察，在执行什么秘密任务。

他拜一个瘸子为师，说什么也要当上一名电工，装出一台师傅家里那样的电子管电视机。但不论他给对方做了多少煤饼，挑了多少井水，买了多少白菜和萝卜，对方还是不让他碰一下万用表，只是丢给他几本中学物理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