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那个夏夜里的父亲预感到厄运来临，预感到自己将要去理发，将要朝着阳光迎面闯过去，才给我留下了史无前例的抚摸。他照例不会说什么。这已经足够。这短短的一刻的抚摸已足使我记住他的气息，足使我凭借这种气息去寻找浅灰色毛线背心。他知道他的毛佗能挑一百二十斤重的红薯了，他看过秤的。他知道我是他的儿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忘却了他，儿子还是能找到他。他对此完全胸有成竹。
我找出各种借口出门去，比方去看游行什么的。我狗一般地四处乱窜，有时在某条街上接连着来回一二十趟，却不知道应该干什么。据实而言，我怕见到同学，怕见到邻居以及任何熟人，只能专走偏僻的小街小巷。有时候从热闹的大街一拐进偏僻小巷，就如笼鸟归山心花怒放，有一种脱离危险地区的放松。因为在这种小巷里，人们不大可能认识我，不大可能辨认出我满脸的耻辱。他们更不会像学校里的那些红卫兵，贴出“老子反动儿混蛋”一类标语，把住教室的大门，只容革命家庭的子弟通过，让我们这些所谓狗崽子跳窗子或钻墙洞，在他们的哄笑中滚他妈的蛋。
我到处寻找，追上每一个形似父亲的背影，看他们的面孔是不是能让我惊喜。我去过父亲经常出入的书店、剧院、图书馆、邮电局以及西餐厅，看熙熙攘攘的人流里，是否有什么奇迹发生。我还去过郊区，想找到父亲说过的一个小屋。他说那小屋依山傍水，门前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还有一个葡萄架，有葡萄架下竹制的桌椅。还记得他说过，小屋的主人姓王，用石头垒墙，用石板铺地，家具都是用粗大的原木随意打成，几橱好书涉及古今中外，一个装酒的葫芦和一个大嘴的陶质猪娃，给他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他走遍大江南北，就发现了那个神仙的去处，真想自己一辈子都住在那里。
他现在是不是隐居在那个石墙石地的小屋？如果是的话，我该去哪里寻找它？半个月下来，我找遍了南郊与北郊，东郊与西郊，几乎一切依山傍水的地方都没放过。有时候我觉得目标已经逼近，觉得自己被一双隐藏着的眼睛盯着，甚至感到父亲的气息就弥漫在某个门口，或某个墙根，或某个小道。就是说，他来过这里，或者说刚才还在这里。只是我猛一回头，他就闪身离开或弯腰躲藏，不让我识破他布下的迷局。
有一天在渡河码头，我发现人海中有一条身影极像他，也是花白的鬓发和宽阔的肩膀。我跑过去，但要命的人影一头扎进了公共汽车。
我应该喊他吗？应该喊他爸爸吗？我稍一犹豫，汽车就慌慌地开走了。
“您看清刚才喝茶的那个人了么？”我问一个摆茶摊的老汉，“他穿着什么样的鞋？多大的年纪？是不是有点像我……”
老汉缓缓地仰起头来，黑洞洞的嘴巴大张却迟迟未发出声音。他的牙齿稀疏，牙缝宽松，残牙像几根生锈的小铁钉。
“老大爷，您看清刚才喝茶的那个人了吗？”
“河里涨水哩，伢子。”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河里涨水啦，晓得么？”他意味深长地盯了我一眼，缓缓落下宽大的眼皮。
也许这是一句永难测解的谜语。
他是洞悉我父亲一切的，只是冷冷地不愿告诉我。
我后来把这事告诉了妈妈。她惊愕地拉长脸：“哪么可能？诳讲。你爸爸只怕已经骨头化水了。他是我一把泥一把沙从河滩上抠出来的，我眼睛瞎了么？”
“那么，浅灰色的毛线背心呢？”
“背心？”
“是呵，浅灰色的毛线背心，为什么对不上？为什么变成麻色？”我像当初伯伯阿姨们那样稳操胜券，把她一语问住。
河里涨水啦。她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问多了，她还对我的固执有些烦恼，直催我赶快去睡觉。她说可能是麻色的，可能是灰色的，可能是草色的，她都被我们弄糊涂了。不过这根本不要紧。要紧的是赶快扎鞋底，我的一只鞋已经掉了跟，得赶快做一双新鞋。
每天睡觉前，她常有的仪式就是把衣袋里所有小硬币都搜索出来，几个一叠几个一叠地排列在桌上，宣布它们明日各自的重任：“这是买豆腐的；这是买小菜的；这是买火柴的……”（但几年后有一次我偶然发现她怀里竟揣着一扎两千多元的钞票！却不知那些钱来自何处。）显然，这里没有买鞋的钱。她从此特别热心做鞋，扎的鞋底也特别硬，做的鞋子也特别多，一双一双我们根本穿不过来。她把细线搓成粗线，常叫我帮忙牵牵线头。她用米汤糊裱鞋面，剪下的黑色鞋面晒在窗台上，像停栖许多乌鸦。
为了省钱，她不光做鞋，还做衣，织帽子和围巾，把乘车改成走路，把买报改成借报，做菜时多放盐少放油，还向机关退掉了一间租房。在更加拥挤的房间里，我取代父亲的位置与母亲同睡一床。我曾经在小说《女女女》中提到过，我当时常常很懂事地把妈妈的脚抱紧，让她感受到儿子的安慰。她的脚干缩、清凉，像两块干冬笋，大趾头被鞋子挤压得向横里长，侧骨便奇特地向外凸突许多。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经常追着这双脚打转转，有一次顺着它仰头朝上看，还看见她裤子上一块暗红色的血迹——后来才知道那是女人的月经。我不知道这种回忆是让我恶心还是让我同情，也不知道为什么儿子不愿意把母亲当着一个普通女人来想象，比方说把她想象成一个有月经的女人，有性爱的女人，有过花前月下眉来眼去的女人。儿子也不愿意把父亲当着一个普通男人甚至一个卑俗的男人来想象，比方想象他拉屎撒尿，想象他偶尔暗生淫念，想象他大祸临头时见死不救只顾自己逃命，想象他为了讨好上司而不惜摧眉折腰，甚至口是心非出卖朋友……而这一切都可能吗？经验总是残酷地告诉我们，这都是可能的。尤其几年来父亲与母亲多了许多鬼鬼祟祟的嘀咕之后，我朦胧感觉他们有许多不可告人的东西。
但他们仍然是我的父母，我没法不爱他们。我没法不爱他们尽管他们曾经拉屎撒尿甚至暗生淫念甚至见死不救甚至摧眉折腰，我没法不爱他们尽管他们卑俗我也卑俗而且我的后代也可能卑俗，但我没法不爱他们，我的亲人。我把妈妈的脚紧紧抱住，让这两块清凉的干笋在我胸口慢慢温暖起来。我还想抱住父亲的脚，但我只能搂来虚空。
我渐渐听到了妈妈的鼾声。我从未听过妈妈打鼾，以为女人都美丽得不会有鼾。没想到母亲的鼾声居然很粗，居然呼噜呼噜地响亮，还有点安心落意的轻松和放肆，不能不使我大失所望。
我睡不着，总是睡不着，一次次被时钟敲打声抛弃在清醒之中。我等待家里那张空空的藤椅发出咯嘎的声响——父亲以前经常坐的藤椅。
藤椅经常无端发声，是什么意思？家里这些天来还有其他异兆，比方说有一天夜里，橱柜里哗啦一声惊天动地，妈妈去看，是父亲以前吃饭的那只蓝花瓷碗无端破裂了。上边的碗未破，下边的碗未破，独独是这只破了。而且破得十分彻底，炸裂成一堆碎片。这又是什么意思？
我还不无恐惧地渴望某种电话铃声。宿舍楼道里有公用电话，昨天我去接过一次电话，话筒里传出一缕一缕沙哑的男声，完全听不清楚，不知电话线那一端是什么人，不知话筒里逼人的寒气是否来自地府阴间。我吓了一跳。事后传达室的阿姨说，可能是电话局出了毛病。但如果是电话局的问题，为什么其他人用这个电话时却完好如常？为什么阿姨说过这话以后神色慌乱地去掩门和东张西望？为什么这个沙哑声一再被我听到？是的，我不会轻易受骗。我相信，沙哑声一定来自一个想同我说话又怕我辨出声音的人，而这个人必定还会再一次来找我。
我又隐隐嗅到了某种气息，是一个人头发里五洲牌药皂的余香。
“还没有睡着？”
妈妈发现我翻身。
我说有点热。
她叫我去洗个脸，或者把被子踢散一些。
我去公共卫生间里洗了个澡，不经意地把半盆剩水朝墙上泼去。突然，在回首的那一刻，似乎是我惊叫了一声，叫得颤抖而尖锐，把我体内的一切都抽空而去。
因为墙上有一片暗色水渍，形状完全是父亲正面的剪影，只是头发长了些。
他来了。终于来了。
他默不作声，似乎在等待我的呼唤。
我却完全呆了，几个月来“爸爸”这个词已完全生疏，僵硬的口舌已经不习惯把它弹送出去或挤压出去。我只是下意识地搂裤子。
水渍被灰墙慢慢地吸干，然后蒸发了，消退了，竟没有一点声音。
墙上重新现出“此处禁止小便”的告示。
四
父亲的剪影失望而去，以至我还来不及跟他说一句话，来不及把他完全看清。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此处禁止小便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此处禁止小便我曾经害怕他活着我现在害怕他死去我只能空张着嘴。此处禁止小便这条告示消灭了我十三岁那年的一切动心的言语。
后来我下乡，读大学，从湖南到海南，见到了很多很多人，但不知他在哪里。积攒多年但无法说出的话，现在已开始在我心中腐灭。我很惭愧地承认，我已经没有信心寻找了，对他的记忆已开始模糊和空洞。我没法再在墙上的水渍里找到他，没法再在墙上的灯影里找到他，没法再在墙上的裂纹或霉痕里找到他。除了他留下来两张发黄的照片，两张小胶片未能打捞起来的一切正在流失无踪。我努努力，也只能记起他战争年代参加过国民党，也追随过共产党，在共产党的军队里立过战功，后来一直在教室里和讲台上度过余生。我再努努力，能记得他被儿女偷偷扎过一次小辫，在路上被划破过一次脚，等等，如此而已。对一个人来说，这种被忘却不就是真正的死亡么？这当然没什么。我们不是已经忘却了几十代几百代但仍然在抽烟喝酒或谈情说爱么？
或许他的身体还努力在人世间留下痕迹，比方说力图把眼睛传给儿子，下巴传给女儿，某条鼻子或某对难看的短腿传给外孙女。但遗传过程把他的身体特征分解，不过两三代，便会使它们完全消融，融进茫茫人海，不会让它们比记忆活得更长久。比方说，随着我侄女突然被巧克力喂胖，她那条我父亲下巴所特有的曲线，顷刻便不知去向。世界上有这么多巧克力工厂，它们每天都埋葬着多少亡人体态的残迹。
但我们家的某些异象总是尾随着我们。从父亲那只蓝花瓷碗开始，我家总是有瓷碗无端炸裂，就像橱柜里一次又一次偷偷摸摸地鲜花绽开，坠下纷纷的花瓣，庆祝母亲的生日，或祝贺我的远行归来。这实在有些奇怪。我迁居海南之后，爆炸力又从橱柜向整个房子辐射，灯泡、镜子、窗户玻璃、热水瓶等都曾无端炸裂，炸出奇妙的裂纹或灿烂的碎片。尤其是灯泡，有时买上十个回来不到两个月就炸完了。有人说是灯泡质量不好，或者是电压不稳定。但这完全不对：为什么邻居家几乎就不买灯泡？而且镜子的菊花状裂纹与电压有什么关系？
日子一长，我们对这场防不胜防和绵延不绝的炸裂，也慢慢适应了、麻木了。有时妈妈扫地时未发现什么碎片，还会很奇怪：
“咦？这个月怎么没什么动静？”
妈妈老了，已经扎不动鞋底了，而且儿女都有了稳定职业和收入，无须母亲动手做鞋了。因为父亲的冤案平反，政府每月还发来抚恤金。但她似乎总不能明白钱是怎么回事。
她穿着软塌塌的破布鞋出门。
我告诉她，柜子里有新的，换哪一双都好。穿成这样像个叫花子，人家还以为我们当晚辈的虐待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