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人走进伙房，看到一片爱情的残汤剩饭和杯盘狼藉，感到不寒而栗，觉得自己也该离开这里了。

女人

我相信女人是千差万别的，并没有统一规格，关于女性共同特征的说法常有太多的夸张、武断以及男人的偏见——与其说女人是那样，不如说很多男人希望女人就是那样。但这并不等于对性别特征不可以进行概率性的比较。比如说吧，牛津大学的科学家们测定，百分之七十四的女人每个月流一次以上的泪，这个比例比男人的百分之三十六要高出一倍（见俄罗斯二〇〇二年《健康》杂志）。

百分之七十四不是百分之百，但足以让人们产生一种大体印象：女人活得更感性一些，情感更敏锐也更丰富。这个特征的形成原因大概可以写成一本大书，在这里只能从略，有兴趣者可以参看笔者《性而上的迷失》一文。从概率上说，女人们着装不光是为了保暖，只要条件许可，常常会使身上有更多悦目的色彩和线条，以证明穿戴的形式比内容更重要；她们饮食不光是为了果腹，只要条件许可，常常对零食有更多兴趣，以证明咀嚼的过程比目的更重要。她们大多喜爱逛商店，不全是为了购物，其实购物这件大俗事有什么意思？充其量只是逛商店的一个借口，就像吃鱼只是钓迷们的借口，健身只是球迷们的借口，治国安邦只是政客军阀们争夺权力的借口。即便是手头拮据也不打算买任何东西，很多女士仍愿意去商店朝圣，与缤纷商品热烈幽会。万紫千红，琳琅满目，熠熠生辉，变化莫测，各种商品暗示着各种生活的可能，闪示幸福的各种方向，使商店成为她们的一个梦境。

此时的男人们在哪里呢？可能在店门旁的“丈夫休息室”里，无精打采地看体育类报纸，或者烦闷不已地抽烟。

在我周围的女人中，小雁最不像女人，从无逛商店的兴趣，也不涂脂抹粉。在乡下抓鱼、打蛇、犁田，开拖拉机，还有后来出国留学而且读什么印度史和梵文，比男人还胆子大。明明有茶杯，她总是搬大碗，说这样喝水喝得痛快。明明是一张长方形的床，她身体总是睡成一条对角斜线，踢得枕头被子七零八落，挤得同床女伴落荒而逃。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以短发男装混在男人堆里的人，也仍然不是男人。她随丈夫一同去理发，见那个为她丈夫服务的理发妹太丑，很不高兴，一定要换上一个漂亮的脸蛋来动手。丈夫笑道，说你就不怕我心猿意马？妻子想了想，仍然坚持自己的唯美，说情愿让你心猿意马，也不能让我看着恶心，一个长得那么丑的人，在你头上摸什么摸呢？

视觉唯美到了如此极端的程度，恐怕非女人弗能。法国作家西蒙·波娃说过：“爱情是女人的最高职业。（见《第二性——女人》）”其实凡感情都在女人的血管里最充分地储存着，随时可以喷涌而出。中国俗语称：“世上最毒妇人心。”是指仇恨情感之下的不择手段和不计后果；而喜爱情感之下的不由分说和不留退路，也多表现在女性身上，一如波兰裔的德国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女士断言：“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一个在街垒上战斗到最后的革命家，那一定是个女人。”这也就是说，“世上最诚妇人心”或“世上最善妇人心”的说法亦可成立。

易眼镜因为打伤警察而进了看守所以后，我去探视过他。所长是位熟人，让我也顺便看了一眼监房。女犯们都关在北边，有的只挂了一个乳罩，有的干脆光着整个上身，用各种办法散热纳凉，见我们出现在监视窗前根本不躲闪和回避。所长说，这些女犯多是杀人犯，多是情感性犯罪，下手最狠，不是杀情夫就是杀丈夫，诈骗、贪污等智能性犯罪倒是很少，与男犯们有较大差别。据所长说，情感性犯罪常常比智能性犯罪更残酷，更决绝，往往也更单纯。我对此印象深刻，不由得不想起孔子在《论语》中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如果不作男权主义的解读，这句话其实没有太多贬义，只是指女性与下层野民一样，思维以具象和情感为主导，如洪水和烈焰，很容易冲决理性的罗网呼啸而去。“养”在这里不是“供养”，而应是“修养”、“调养”以及“驯养”之义。

独眼

老木在修水库炸石头时受伤，留下一只独眼，并且因此获得县政府颁发的一张奖状，还获得了身残回城的权利。他的独眼有一种苦难感，也透出一种狠劲，使他的娃娃脸平添了几分男子气。

独眼如果再配上一件斗篷，配上手里一条马鞭，就可以让人联想到某部战争史诗里的英雄——简直是浪漫少女眼里的一枚英雄的勋章。这样，老胖子尽管个头不算达标，两腮肥肉太多，走到哪里居然颇受女子倾慕。她们肯定已经浮想联翩，已经把无形的斗篷和马鞭添加给这位独眼人了。一位漂亮的广东女子一见他就发呆，把他从广东追到湖南，不由分说地进门就扫地，接着就洗碗刷锅抹桌子，好像反正就是他的人，最终赖也赖成了他的老婆。她叫阿凤，在香港出生，有移居香港的权利，这是老木曾经嫌拒她的理由。不料老木多年后能到香港做生意，反倒大大受益于这一段奇特的婚姻。

听说这位广东女子曾经也有很多追求者，其中一位还与她有五年的通信史，是一位才气横溢的青年诗人，也是她表哥的一位朋友。有意思的是，他们五年之后的相会，却使女子大为失望：“天啦，他太漂亮了！”

“漂亮不好么？”表哥疑惑不解。

“脸上连一块疤都没有，这怎么行？”

“你什么意思？你的话我怎么听不明白？”

“这样说吧，他那个奶油脸蛋，充其量只能让我产生——母爱。”

表哥眨巴着眼，觉得女人完全无法理喻。

忏悔

我当过红卫兵，注意过中国报刊上对红卫兵的声讨，注意到很多长辈人和晚辈人两面合击式的愤怒：你们为什么不忏悔？你们为什么没有基督教那种崇高的忏悔意识？你们为什么不谈谈你们那些不可告人的过去？你们为什么不像德国首相那样跪下来求犹太人恕罪而凭你们这样子中国还能实现现代化么？……

众口一词之下，我倒想说说不必忏悔的事情，比如，我写过的两张大字报，是我在学校期间针对老师的仅有两张：

第一张大字报，是攻击小学一位老师的。这位女教师矮胖，常常对学生摸摸头和整整衣领，语文课也讲得不错，讲课时不忘批判自己的丈夫，一个刑满释放的右派。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她夹着尾巴做人，一接手班主任职务，便把我以及其他所有出身于黑色或灰色家庭的学生干部撤下，让革命家庭的子弟全面掌权。特别难以忍受的，是那个算术成绩最臭的新班长，只因为有一个当党委书记的好爸爸，就被班主任宠成了红色大公主。不但考试中可以无端加分，劳动中可以无端闲玩，在任何一次出外支农时都可以吃到班主任偷偷特供的苹果或腊肉，根本不同贫下中农的白菜萝卜相结合，享尽了人间荣华富贵，气煞了满朝文武，让我们几个男生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们纠集起来，往讲台上射过尿，在厕所里画过漫画，碰到“文化大革命”的大好机会，回到母校给老师贴了一张大字报——当时我们是初中生，不理解一个女教师难以承受的政治恐怖，不理解她的不公道后面的无奈。我们是成人以后才想到这一层的。

第二张大字报，则是攻击一位中学老师的。这位男教师瘦高个，挂金边眼镜，据说在国外读过书，又为驻华美军当过翻译，身上至今还有一股从敞篷吉普里走出来的风流味，动不动就打一个响指，好像在日本招妓或者在菲律宾赢了台球。这一天是他的英语课，我前座的一位同学有些拘束不安，被美军翻译发现了。对方过来检查他的课本，发现是一个冒牌的旧练习本，便生气地叫他站起来，问他为什么没有书。他支支吾吾好一阵，说自己没有钱缴学费。美军翻译轻蔑地哼了一声，将练习本甩回桌上：“鲁平，你不是读书的材料么！”这句话羞得我的前排同学低下头去，前额差点砸到了桌面。我是这件事距离最近的目击者，我亲眼看到了老师的眼光寒意侵骨，亲眼看见了叫鲁平的同学低着头站了整整一节课，还看见了他的裤沿高高吊起，脚上冻得红肿的双脚没有穿袜子，插在一双空荡荡的红色女式大套鞋里。这位搬运工的子弟后来几天没有来学校，是班上同学凑了学费送去他家，他大哭了一场，才挂着鼻涕重返教室。这当然是我后来写大字报痛斥美军走狗的好题材。

回想这两张大字报，我应该向老师道歉，清算当时那些粗鲁的火气，清算那些不着边际的结论，比如不公道就是不公道，缺心肝就是缺心肝，人皆有缺点，有缺点并不一定是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干将”或者“钻进革命队伍的蛀虫”，而这些大帽子无疑是可笑而且伤人的政治恫吓。但我不会忏悔。我想不出为什么我应该忏悔——这与承认自己也是那个时代悲剧基础的一分子从而加以反省检讨，不是一回事。我不会忏悔是因为一个人靠父亲官职而取得特权是不可接受的，我不会忏悔是因为一个人因贫穷而受到歧视是不可以接受的，我有权对这一切表示反对，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权表示反对。

即便一个初中学生没有找到更好的反对方法，理应就此向当事人道歉。

忏悔是一个道德概念，追究行为的动机，一种正当的反抗即便造成了令人遗憾甚至可怕的结局，应该得到及时的反省和纠正，但与忏悔没有什么关系。医生手术失误可以有技术的检讨，但不需要忏悔。士兵卫国杀敌可以有对死者的同情，但不需要忏悔。只有恶意才应该忏悔，无论这一恶意表现为善行还是恶行，带来了善果还是恶果——包括沽名钓誉的到处行善。正因此，如果我想赶一把道德时尚，用假惺惺的真诚在满世界谴责红卫兵的异口同声中再添一道尖音，把特权与反特权的关系颠倒过来，把歧视与反歧视的关系颠倒过来，那么才是铸下大恶，才真正值得忏悔。那甚至是对两位老师的进一步侮辱：他们肯定知道我应该道歉但不需要忏悔，他们从不要求我忏悔因此更让我长久地尊敬。

我当然知道，我也有值得忏悔的事，将在本书后面说到。我还知道，不少红卫兵手上确有鲜血。我看见过老木怎样被红卫兵殴打，看见过高君家怎样被红卫兵查抄，还看见过红卫兵的起哄声中，一位右派女教师怎样头发蓬散，糨糊满身流淌，跪在毛主席像前背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如果背不出，她就得去与另一个男性反革命互相扇耳光，被挥舞着皮带的红卫兵大声威逼。我心里发紧，看见她眼里既没有愤恨也没有恐惧，是一片深广无限的空洞，没有眼珠而只有眼珠的化石，比一具僵尸更让人惊心。她肯定想到了死，想到了救命的一声枪响或一根绳索，问题是她轮不上这种好事，她死不了也活不了，于是一时没有了主意，眼光突然凝固成茫茫荒漠，阻挡着她进入下一秒钟——那是我看到的人世间最为悲惨的无助。她最终还是死了，自杀在校园后面的浏阳河。人们都知道是初一（一〇一）班那伙小屁孩制造了这一暴行，他们应该对此负责并受到审判。人们也知道是当时的国家机器废除了这种审判因此国家机器就应该受到审判。有幸的是，那一伙只是学生中的极少数。当时第一代红卫兵、第二代红卫兵已经在运动中出局，学校里重组新生的主流红卫兵组织是温和派，其中不少成员本身就曾经受到早期某些红卫兵的迫害，是所谓“黑七类”家庭的子女。温和派反对暴力。红卫兵大联合委员会重申了“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命令，使所有非法关押的老师得到释放——当时这个委员会就是学校里的领导，军宣队还没有来，工宣队更没有来。

这是我的所见，这是事实。

当然并不是事实的全部。我想那个剃了阴阳头的女教师，还有更多受到迫害的过来人，更多的官员、商人、知识分子，一定比我看到了红卫兵更多的残暴，以至一位尊敬的老作家在干校劳动时，看到路边冻得哆哆嗦嗦的几个知青，会有“狼崽子”一语脱口而出的快意（见杨绛《干校六记》）——她肯定有足够的见闻来支持自己的仇恨，虽然那几个知青的手上可能并没有鲜血，在她那里未经审判就被定罪；虽然他们眼下身疲力乏，饥寒交迫，不像她和同行们那样拿着国家高薪一分不少，理应得到更多的同情。说实话，我震惊于杨绛的简单和轻率，但相信她自有仇恨的根据。“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如此复杂的结构和如此复杂的过程，人们出于不同的生活经历，言说时依据记忆中不同的生活实象，自然会有正常的看法各异。这并不奇怪。一个历史事件到底是什么，需要各种看法相互交流、相互补充以及相互砥砺，以便尽可能接近真理。问题在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官方文件、主流报刊、流行小说直到小学课堂，眼下几乎所有关于红卫兵的文字，都在固化和强化杨绛们心中的生活实象，同时在铲除和收缴我亲眼目睹的另一些生活实象。

在这一种文字的独断之下，谁要提到当时无谓折腾之外还有真实的社会矛盾，谁要提到当时不公和歧视所引起的造反是造反的一部分，谁要提到激进行为动机中还有合理与不合理的相对区别，就是为红卫兵辩护，就是为罪恶的历史辩护，就是可耻的“不忏悔”。公共舆论已经准备好了太多的理论、逻辑、修辞来伏击这种异端，直到我们这一代的任何人都怯于开口，直到任何人都得用公共化文字来修剪记忆，让不顺嘴的某些个人故事彻底湮灭，以求得思想安全。这正像“文化大革命”的文字专制之下，任何人都怯于回忆和言说某个资本家或者地主的善良，或者某个“走资派”身上可敬可喜的品质。即便这些个人印象是真实的，即便这些个人印象并不要求取消他人的另一些个人印象，但仍是革命的大忌，不为公共舆论所容。当时文艺作品的公式化和千人一面，就是这样闹起来的。

这样，记忆中的有些实象合法而有些实象不合法了，有些故事可说而有些故事不可说了。对于有些人来说，以文字清洗实象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责任，在“文化大革命”中标举着，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中也在标举着。一个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包括一种激进甚至荒谬的思潮如何获得社会基础和大众参与的深层原因，一种社会结构和文化谱系综合性的隐疾所在，都在这种单向度的清洗中消失。“文化大革命”仅仅被理解成一段坏人斗好人的历史，一出偶然的道德悲剧。

“文革”给现代中国带来了灾难，是当代人应该深入反思的历史。有意思的是，这一事件眼下却几乎成了知识界的新式禁区——我们能做的事似乎只是继续正确下去，跟着人们大声呼吁“批判”或“忏悔”，藏着你应该忏悔或者不需要忏悔的往事，掏出你今后不需要自疑或者应该自疑的坦白。这正像纳粹法西斯给现代欧洲带来了巨大创伤，是当代欧洲人最应该深入反思的历史，眼下却也几乎成了知识界的新式禁区——他们能做的事似乎也只是继续正确下去，给奥斯维辛集中营献花，对贩卖纳粹徽章的奸商起诉，向奥地利上台的极右派进行激动的外交抗议和政治封杀。这样做并没有错。但以没有错的行为压制另一些没有错的行为，则不能不令人生疑。就像吃饭并没有错，以吃饭来压制喝水却一定别有用心。很多有待于探寻的历史谜团，比如，当年不但在德国而且也在英国、法国、俄国等地方同时出现的排犹浪潮，比如，当时德国和西方各国共同出现的自由市场危机和对法西斯主义的幻想和纵容，都可能承担“开脱纳粹罪责”一类政治恶名而销声匿迹，以保住欧洲民主阵营的体面。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做这种冒犯自己人的傻事。

因此，当我看到中国知识界在呼吁“忏悔”的浪潮和欧洲知识界抗议极右派和法西斯的示威壮景，我看到了人们对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深仇大恨，看到了一种令人欣慰的拒绝和抵抗，但也看到一种新的思想专制和新的思想极权正在悄悄形成，并且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积重难返。

朋友

上海产的回力牌球鞋，绿胶底，白鞋面，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时髦。因为在乡村中十分少见，所以它出现在某些下乡知青的脚上，几乎成了一种黑社会的接头暗号。陌生人之间只要看看对方的脚，不用什么介绍，就可以会心一笑。这如同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有些新人类交友，先问对方读不读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喝咖啡是喝速溶的还是现磨现煮的咖啡豆，如果答案不对，扭头就走，非我族类，休得多言。前后两种人的接头方式虽然有异，却差不多有同样的原理。

有一次，我与大川到某地去玩，正好碰上这个县大张旗鼓地“打击反革命”，拉网式地排查可疑分子，街上不时有挂着大喇叭的宣传车驶过，或者是一溜荷枪实弹的民兵骑着脚踏车飞奔，机械化程度很高，不知正在奔赴什么战场。因为知青不可能有什么身份证明，我们便在一个路口束手就擒，押进了县治安指挥部。这是一个破旧的庙，乱糟糟臭烘烘的稻草里有百多号犯人都在等候审查。

我们在这里当了几天的囚犯，每天到吃饭的时候了，就被民兵手里黑洞洞的枪口指着，排着队去附近饭店里，自己掏钱解决问题，吃完了再被押解回来。我们没有多少钱，只能每餐要萝卜加米饭。这一天，一个大汉摇着折扇，露出胸毛，突然坐到我们的餐桌边来了，一开口就说省城的话。他果然是个知青，果然也没看错我们的同乡身份——他声称正是从桌下的两双回力牌球鞋看出这一点的。他打听我们的来历，很快愤怒起来，递上一支烟，不用他吩咐，身旁一青年立即给我们恭恭敬敬点火。他手中的折扇一扬，身旁又一个人影赶忙去买辣椒炒肉片和红烧猪脚，推到我们面前请我们趁热吃。那些人好像是他的狗腿子，办什么事都冲冲闯闯高声大气，以至看押我们的民兵也不敢前来干预。

我们后来才知道，这个被狗腿子们前呼后拥的大汉姓江，江湖上的绰号叫呼保义。他从不在乡下好好劳动，四处游荡，凭着一张嘴能说武侠故事，走到任何一个知青点都可以白吃，都有烟酒侍候和前迎后送，完全是太上皇的待遇。他又带着一帮弟子习武练功、耍石锁、推杠铃、击沙袋、走梅花桩，等等，闹得鸡飞狗跳。乡村干部畏惧于他父亲的“老八路”身份，不敢管束和得罪这位大公子。

他倒是有一份打抱不平的热心肠，那几天常到县城里来，碰上我们吃饭，就要给我们加菜；碰上我们被拉出去游街示众，就陪着我们从街头走到街尾，以示精神安慰和严密警卫。在我们获释离开那个县时，他还给我们买了车票，送给我们一颗密藏在小瓶里的麝香，只有绿豆大小，说挨了打的人吃这些东西最能活血散瘀，同女朋友那个那个了则保证不孕——女人闻一闻香气就根本怀不上。

他说到这里的时候一脸坏笑。

我们激动地互相承诺了“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不久后也果然有过重逢，是在省城街头一次意外的遭遇。有点出乎意料的是，他上下打量我，眼中透出一些茫然，好半天才想起县城里游街示众的事。我们坐到河边以后也谈得不太投机，他那一套及时行乐的纨绔之辞很难被我们接受。他最后只能以一句文绉绉的格言了结：“白玫瑰和紫罗兰尽管颜色不同，但同样芬芳。”不知他是从何处搬来了这一套洋派优雅，也算表达了江湖上人各有志的遗憾。我感到有些失望，直到事后多少年才大体明白了这次乏味的重逢：回力牌球鞋在省城里比比皆是，已经不再有出现在一个小县城里的稀罕，不再是让人感到亲切和亲密的特殊符号，不再能让人产生一种他乡见故人的激情冲动，一种在异生环境里的同病相怜和相濡以沫。在这个城市里，以各种方式流窜回城的知青多如牛毛，一旦离开乡村就各有各自的营生，有各自的图谋，还能有多少心境和时间缅怀往日的萍水之交？

一双回力牌白球鞋的意义，只能由特殊处境来确定，不可能是到处领取感情的永久凭证，就像一个词的意义也只能由具体语境来确定——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先生似乎早就知道这一点。这使我想起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重复，只能在特定的那一刻和那一地才会闪光。我们记忆中的某一种美食，在多年以后吃起来就可能索然寡味。我们记忆中的某一次热吻，在多少年后的重演就可能别扭甚至寒意逼人。它们是从土地里拔出来的花朵，一旦时过而且境迁，只能枯萎凋谢。

江哥后来在江湖上还是很有名气。据说他因打架斗殴被判了刑，在劳改期间里还是不断生事，借着当电工架外线的机会，居然把好几个管教干部的妻子勾搭上了，把她们的肚子搞大了，其手段的神奇简直难以想象。一个外号叫周麻子的管教干部，平时就喜欢打人，为此气恼得眼睛充血，将他毒打了一顿，棍棒都打断了三根。又罗织罪名整理材料，把他的五年刑期改判成十五年。江哥接受宣判回来，三天之内没说一句话，最后找到周麻子，说车间里的天车上有反动标语，请“政府”赶快上去看看。周麻子上去了，没有发现什么反动标语，正在疑惑之际，正要开口骂人，被人从背后猛推一掌，来了个高空飞人，一条弧线抛下来，在龙门刨上砸出一声沉闷的巨响，白生生脑浆四下迸溅，吓得在场人尖声惊叫。

江哥出现在天车上，哈哈一笑，对大家抱抱拳，说此贼死有余辜，我今天结果了他，为弟兄们除了一害，但决不连累大家。

他沿着梯子一级级走下天车，像将军最后一次走下了检阅台，捡一团棉纱，蘸着死者鲜血，在白墙上写了七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