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注释标题最初发表于1980年《湘江文艺》，后收入小说集《飞过蓝天》。

小郑真真切切听清了那个字——癌！不是同音的呆，或者埃，或者捱，而是晴天霹雳一样的“癌”。她懵了，差一点晕过去。

怪不得一个普通的淋巴瘤，检查过程搞得那样复杂，又是抽血，又是照片，又是鬼鬼祟祟的会诊。也怪不得剧团里兴师动众，领导前后来了好几趟，水果罐头一类礼物多得异乎寻常。她当时还傻乎乎地高兴，现在总算明白了，那些礼物是可怜，是悲哀，是临终关怀。

死亡曾是很遥远的事情，远得看不见，不需去想，现在却呼的一下逼近眼前，就像饭盒和茶杯一样实在。死亡就在她身上了——她感到胸口有痛点，接着胃部、肝部、头部、膝关节乃至全身都有了痛点。她已经呼吸急促，身体消瘦，动不动就呕吐，连去水房里洗个脸也站立不稳，眼一黑，摔倒在地。当时，好像是那个胖胖的张嫂跑过来发出了惊呼，于是人们急忙赶到，七手八脚地把她抬回病房。随着大夫们又一次会诊，氧气瓶那样可怕的家伙也戳在她床头。

小郑不想输氧。反正要那个了，折腾还有什么必要？她偷偷地把太平间看过一眼，看到了那间自己将要进入的肮脏小屋。她回忆起有一次到火葬场送别死者的情形，开始把那里的烟囱、铁炉以及灵堂与自己联系，想象自己进入焚尸炉时的温度和气味。她就要死了。是的，要结束了。眼前的礼物、窗户、院墙、蓝天、白云、小鸟都不再有意义。看一眼，也许就是最后一眼，就像她已经最后一次地逛过街，买过鞋子，打过电话，上过舞台，参加过政治学习……只是做这些事的时候，她并不知道那是最后一次，不可再重复的一次。

指导员眼下也许是最后一次对她说话。谁知道呢？

“小郑同志，你不要怕。”对方拍拍她的手，“你放心，组织上正在积极想办法，一定把你这个病治好……”

显然是在哄她。

“小郑同志，你有什么要求，也可以向组织提出来……”

“我要把我妈妈接来……”

当然，当然，一点问题也没有。指导员立即拍板，要这个去发电报，要那个去安排房间，还交代什么人处理接站和伙食问题——总不能让老人家住医院吃病号饭吧？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提到小郑的妈妈是什么人，好像她已经成了一个正常的母亲，一个应该受到欢迎和照顾的老人，不再是一个地主婆，一个反革命家属，一个人们必须警惕必须监视必须怒眼相向的家伙。

小郑以前也不知道母亲是敌人。那一天晚上，她在剧院里演出，还没卸装，指导员递给她一份电报。电报是妈妈打来的，称自己有罪，对不起孩子，最近被革命群众揪出来了，马上就要被开除公职遣返回乡。这真是给她当头一棒，整个世界轰隆隆垮了下来。妈妈游街了吗？戴高帽了吗？在批斗会下跪了吗？在混乱中挨打了吗？剃了光头或阴阳头吗？受罚去扫厕所了吗？父亲去世多年，不在妈妈身边。妈妈绝望之下能找谁说说？在一个无心准备晚饭的孤独黄昏，在一个风雨吹打窗户的无眠深夜，妈妈万念俱灰，会不会一咬牙寻短？……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好在脸上全是油彩，同事还以为她的泪水是卸妆油。

她必须立即赶往母亲所在的那个城市，哪怕早一分钟早十分钟赶到也好。公共班车第二天早上才会有，她不能等了，一个人半夜出发，饿着肚子走了六十里路，直到天亮前才远远看见了铁路线和讯号灯……

回到家里，她以为自己进错了门。家里一切都变了样，空荡荡的，只留下一些烂纸屑和空瓶子。弟弟和妹妹大哭着扑上来，三人抱头痛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妈妈也出现了，瞪大了眼睛，额前的白发和大襟妇女装使她变得陌生。一个当年部队文工团的歌剧演员，一个多年来优雅端庄的大学讲师，眼下像个清洁工。还有她的手，变得多么粗糙呵，锉子一样锉着女儿的手背。

“妈……”

“星儿，你回来了？”

“妈，就要走吗？”

“星儿，行李都已经上车了。我还以为你赶不上了，以为见不到你了。”

往下还说什么呢？什么也没法说。专案组的人来催促他们上车，在家门口贴封条。一辆大货车的车厢里，两个专案组的押送人员冷若冰霜，正襟危坐。母女俩不便深谈，只能说一点家事，关于弟弟妹妹以后读书的学校，关于乡下的亲戚和房子，关于湖区的血吸虫，关于母亲的胃病。只有弟弟与妹妹不大懂事，东张西望，问这问那，似乎还有一种旅行的兴奋。

“姐姐，我们到乡下去，乡下有牛吧？”

“当然会有的。”

“乡下还有大白鹅吗？”弟弟也在想象。

“当然会有的。”

“大白鹅不会咬我吧？”

“怎么会呢，放心吧。”

“那就好。”弟弟拍起手来，“那我们快去吧。大汽车，加油！大汽车，加油！”

郑星星差点忍不住泪水，只能转过头去，假装看车后滚滚的尘浪。

汽车出城五公里，十公里，二十公里，三十公里……小郑不能再远送了，只得再一次拥抱亲人，跳下了汽车。她一下车就没再回头，不想再看到两张幼稚和无辜的小脸，还有母亲眼中的泪花。

这一天夜里她是在火车站度过的。她本来还打算回家，甚至习惯性地登上了第7路公共汽车。“到哪里？”售票员冲着她问，准备给她撕票。但她突然一怔，这才想起她眼下有点荒唐。她应该回家吗？那个大院里还有她的家吗？不，那里只有一处空空的房子，只有满地的纸屑和空瓶子，还有大门上的封条和铁锁。她直到此时才意识到，在这个熟悉的城市里，她不再有家了，第7路公交车同她不再有关系了。她红着脸，请求司机停车，在旁人疑惑的眼光下慌慌下车。

看看表，返回县城的火车还差七个钟头才会到达。她在大街上无目的地游荡，最后坐在火车站候车室里，捧着脸，咬住一丝头发，静静地等待夜晚降临。路灯一盏盏亮起来了。妈妈和妹妹现在怎么样？在车上冷吗？吃过了饭吗？进入了怎样的田野和村镇？……远了，更远了，更远了。她感觉自己已经一撕两半，另一半在地平线的那一端，永远也无法找回。

回到小县城的剧团，她准备向组织汇报这件事。但她一看到同伴们的脸色，就知道这样做纯属多余。大概是母亲的组织上已经通知了剧团领导，大概消息早已扩散开来，她感到很多目光都在偷偷打量她，很多人在躲藏她身上的什么瘟疫。连同房的小梅，以前像是她的影子，总是帮她打饭打水的，但现在食堂里一响铃，对方只拿走自己的饭盆，只提走自己的热水瓶。还有那个乐队的小黑娃，以前总到她这里来嬉皮笑脸来蹭白糖，但现在她把白糖准备好了，就放在当眼的桌上，但小黑娃端着一碗稀粥去了别人的房间，不再朝这张门看一眼。

从此，她害怕填履历表，一看到“家庭成员”、“社会关系”、“政治面貌”这样的栏目，就心跳加速和两腿发软，觉得自己进入了被告席，正接受法庭上严厉的指控。她也害怕政治思想学习，一听到“阶级立场”、“阶级斗争”这样的词就手心出汗，觉得那些词都是有所指，都意味深长，是专门为她准备的，刀子一样一层层剥着她的伪装。她当然更怕谈到妈妈，怕别人谈到妈妈，甚至怕台词里出现“妈妈”的字样。在一台新排演的剧目里，她扮演一个革命母亲的女儿，但强烈的舞台聚光灯下，她居然一个“妈”字没喊出来，泪水不知为什么已哗哗涌出——虽然这里的规定表情应该是笑。

幸好她还能随机应变，接下来哈哈大笑几声，于是悲泪变成了笑泪。

但领导和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一次团支部会上，那个姓罗的团小组长严肃发言了：“郑星星同志的立场感情还有问题。为什么一谈起家庭就紧张呢？为什么对政治运动兴奋不起来呢？上次在台上，喊一声妈就泪流满面，是触到了什么心事了吧？是想到了你自己吧？想想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这番话像引爆了一颗炸弹，造成了会场上的一片议论，吓得小郑全身冰凉张口结舌，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

也就因为这一次杀伤力极大的揭露，她的预备团员转正没有得到通过，可能也永远没法通过。她出演主角的资格也受到怀疑，后来只能演一些不大要紧的群众甲或者群众丙，或者干脆去后台打打杂，拉拉幕布或者敲敲响板，送送水或扫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