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人类精神的难题
——答《文学报》记者王雪瑛注释标题最初分拆为两部分，分别发表于2016年《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和《文学报》。
上篇：进步主义历史观的盲区正是文学最该用心用力的地方
王雪瑛：你的文学创作贯穿了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你不仅仅是以小说的形式拓展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空间，同时以散文的形式深入中国当代社会的思想前沿，你以散文和小说之双翼划出广阔的文学天际线。大批富有思想含量的散文凸显着你的问题意识，保持这样一种问题意识，这是你作为当代中国作家的一种责任感，一种理性的自觉，一种慎重的选择？
韩少功：这样说吧，小说是一种“近观”方式，散文则相当于“远望”。这种“远望”比较方便处理一些散点化、大广角的材料，即不方便动用显微镜的东西。用显微镜来看黄山就不一定合适吧？在另一方面，在文学与理论之间，有一个叫做文化随笔和思想随笔的结合部，方便一个人直接表达思考。我曾说过，“想得清楚的写成散文，想不清楚的写成小说”，就是针对这一点而言。我们这个时代变化得太快，心智成熟经常跟不上经济和技术的肌肉扩张，有一种大娃娃现象。很多问题来得猝不及防。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等不起长效药，就得用速效药。思想随笔有时就是一种短兵相接的工具，好不好先用上再说。
王雪瑛：小说的形式无法给你的思考提供足够的空间，所以你越出小说虚构的掩体，选择了散文这种形式，直接面对中国经验，对当代问题提供自己的思路和看法，散文可以及时、自由、充分、深入地表达你的思想？你的散文写作对你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
韩少功：小说与散文不光是两种体裁，而且常常承载不同的思维方式。你说的虚构是一条，是否直接表达思想也是一条。此外可能还有其他，比如慎于判断和勇于判断的态度差异。一般来说，小说模拟生活原态，尊重生活的多义性，作者的价值判断经常是悬置的，至少是隐蔽的。比如安娜·卡列琳娜怎么样，林黛玉或薛宝钗怎么样，由读者去见仁见智好了，作者最好站远一点，给读者留下自由判断的空间。但散文不一样，特别是思想随笔需要明晰，有逻辑和知识的强大力量。伏尔泰、鲁迅的观点从来就不会模糊。在这里，模糊和明晰，自疑和自信，是人类认识前进所需要的两条腿。但两种态度有时候脑子里打架，怎么办？我的体会是要善于“换频道”，把相互的干扰最小化。一旦进入这个频道，就要把那个频道统统忘掉，决不留恋。
王雪瑛：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和当下，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你的散文中可以看见一个当代中国作家直面中国社会深刻变化中问题与矛盾，思想发展的复杂的动态过程，你对于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市场经济、私有制与社会主义、政府廉洁等等问题的思索，那么近二十年的时光流转，社会结构的变化，时代风云的嬗变，现在的你如何评价自己的这类散文，随着时迁事移以及个人境遇的变化，你的观点和看法有什么蜕变吗？
韩少功：我给两个出版社编过作品的准全集，有机会回头审视一下自己新时期以来的写作。还算好，我删除了一些啰嗦、平淡的语句，基本上还未发现过让自己难堪的看法，没发现那种忽东忽西赶潮流的过头话。有个关于原油价格可能涨到每桶二百美元的预测，现在看来没说对，但这种情况不多。虽然在不同的时段，聚焦点不一样，兴奋点有转移，但正像一个青年评论家说的，三十多年前的《西望茅草地》其实已是《革命后记》的先声，前后是一脉相承的，好像不同的圆弧和半径组成了同心圆。对于几十年来核心的立场和方法，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王雪瑛：你的思路沿着怎样的轨迹在发展着？你常常会自我回望和审视吗？你如何看待一代作家的局限？
韩少功：生活现实总是推着你匆匆往下走，是现实倒逼思考。比如我们这一代从“文革”中走出来，最初是忍不了僵化。后来见多了资本和市场，又忍不了腐化，包括权力和资本的交叉腐化。这事初看像是道德问题，细看就还有制度问题、文化问题等等。制度和文化又都是大题目，水深得很，随便找一个知识点进入，都有纵比较和横比较的不同角度，这就带出了更大的思考面。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其实都是瞎子摸象，局限性断不会少。因此我一直希望摸象者们相互包容和理解，比如编杂志时我就喜欢组织不同意见对手练，相互给予“破坏性检验”。“我讨厌无聊的同道，敬仰优美的敌手。”这也是我说过的话。当然，我看不出胡搅蛮缠的也该被包容的理由，比如明明摸到了象腿，却定要说是鸡腿或鸭腿，这就破了底线。多元化的各方必须在六十分及格线以上，才能构成优质的多元化，否则就是比烂，好像在球场上拍砖和泼粪，再怎么对抗也没意义。
王雪瑛：《完美的假定》、《多义的欧洲》《哪一种大众》《第二级历史》《进步的回退》这样一批散文更是显示了你视野的广阔、思想发展的脉络、思想的锋芒和力度，这些散文成为当时文坛关注，同行热议的重要作品，你如何评价自己的散文创作？
韩少功：评价的权利在读者手上，我自己说什么没意义。再说那些只是些零散的想法，谈不上多重要。
王雪瑛：你的散文生动地记录了你如何遭遇当代中国问题，如何进行思想上的突围，你没有愤怒的情绪、悲观的绝望，也没有浅显的乐观和简单的判断，而是让大家看到了你权衡、比较、分析、阐释、探究的过程，你被认定为一个思想型、学者型的作家。你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韩少功：我哪算得上什么学者？充其量是喜欢琢磨一点事，不大满意某些标签化的大话，有时来一点较真和抬杠。我甚至一直在躲避“理论化”，写作时总是避免大段的引文和考究。如果确实遭遇理论，也只是点到即止，不习惯学院派的某种套路。相比之下，我最有兴趣的是把一些概念拉回到生活实践的情境中，尽可能还原成具体的人和人的活法。这不是什么文学修辞的需要。其根本原因是我不擅长也很怀疑抽象概念的纠缠，比如抽象的“自由”是什么意思？是指奴隶解放的“自由”，还是指随地吐痰和乱闯红灯的“自由”？要澄清其含义，就免不了要情境和条件的还原，免不了夹叙夹议。我知道，这种重细节、重形象、重情境的思想描述，在很多学者眼里不过是“野路子”，拿不到课题费和学位的，但这没关系。
王雪瑛：在《进步的回退》中，我看到了你多年思索体悟后，明确而肯定的思想：“不断的物质进步与不断的精神回退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可靠的进步必须也同时是回退。这种回退，需要我们经常减除物质欲望，减除对知识、技术的依赖和迷信，需要我们一次次回归到原始的赤子状态，直接面对一座高山或一片树林来理解生命的意义。”你理性探索的收获让我联想到了你的一部重要的充满感性的散文长卷《山南水北》。
韩少功：以前恋爱靠唱山歌，现在恋爱可能传视频。以前杀人用石头，现在杀人可能用无人机……这个世界当然有很多变化，但变中有不变，我们不必被“现代”“后现代”一类说法弄得手忙脚乱，好像哪趟车没赶上就完蛋了。事实上，经济和技术只是生活的一个维度，就道德和智慧而言，现代人却没有多少牛皮可吹。这是进步主义历史观常有的盲区，恰好也是文学最该用心用力的地方。
王雪瑛：文学应该探讨人的多种可能性，有生命力的文学创作不断丰富民族的记忆与文化，现代化也不是只有一种模式。
韩少功：很对。人们曾经认为用化肥是进步，现在则可能认为农家肥代表了更好的现代化，可见对现代化的理解本身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的后面，是更复杂和更广阔的历史条件在变，比如美国的高能耗生活方式在以前不成为问题，但一旦中国人、印度人、非洲人等也要开汽车了，也要高能耗了，资源和环境就受不了，人们不得不重新判断和规划。
王雪瑛：在《山南水北》中，你以生动质朴的语言记叙了你的乡村生活，这是从一九九九年开始的吗？每年的春末夏初，你从海南飞往长沙，来到湖南汨罗八溪峒，开始你悠然真实的乡村生活。每到秋末冬初，你又带着春夏劳动的果实，飞回海南，开始城市生活。
韩少功：我在那时已住过十六个半年。最初只是想躲开都市里的一些应酬、会议、垃圾信息，后来意外发现也有亲近自然、了解底层的好处。说实话，眼下文坛氛围不是很健康的，特别是一个利益化、封闭化的文坛江湖更是这样。总是在机关、饭店以及文人圈里泡，你说的几个段子我也知道，我读的几本书你也读过，这种交流还有多少效率和质量可言？相反，圈子外的农民、生意人、基层干部倒可以让你知道更多新鲜事。这里的个人原因是，我从来就有点“宅”，不太喜欢热闹，经常想起一个外国作家的话：每当我从人多的地方回来，就觉得自己大不如以前了。
王雪瑛：其实，你不是回避现实，而是开辟自己的现实，看见现实的多样性。面对那些“回避现实”的疑问，你发现自然之美，感受乡村中的人际关系，对于个体生命的意义，还是安心踏实地过着你的乡村生活，九十九篇文章，二十三万字的容量，让大家感受到了你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山里人的日子。你当时开始动笔的时候有整体构想吗？
韩少功：没有。很多章节不过是日记，后来稍加剪裁，有了这一本。当然，我从不认为这里就是现实的全部，但这种现场感受至少是现实的一部分，比某些名流显贵那里的“现实”更重要，比某些流行媒体东抄西抄嚼来嚼去的二手“现实”可能更可靠。中国一大半国土是乡村，至少一半人口是村民，这些明明就在我们身边，为什么被排除在“现实”之外？
王雪瑛：是的，作家的眼睛应该看见更多人的现实。我细读过《山南水北》，质朴而内蕴诗意的文字，让我感到了一种融入山水的生活，流汗劳动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我分明读到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韩少功，一个对现实的问题反复思量，不懈探究截然不同的韩少功，你似乎不再批判和怀疑，而是投入和享受，但这两种形象不是分裂的，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构成更完整，真实的你。《山南水北》是你对思想和理念的一种感性的实践和体悟，是你个人对现代化的一种自由选择，一种个性化的文学表达。这是我的一种理解，不知你怎么看？从此书出版至今九年过去了，你如何评价《山南水北》对你的意义？
韩少功：怀疑和批判永远都是重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批判者必须成天活得怒气冲冲，洒向人间都是怨。就思想文化而言，十八世纪以来不论左派右派都是造反成癖，反倒最后是易破难立，有破无立，遍地废墟，人们生活中的自杀、毒品、犯罪、精神病却频频高发，价值虚无主义困扰全世界。文学需要杀伤力，也得有建设性，而且批判的动力来源，一定是那些值得珍惜和追求的东西，是对美好的信仰，对美好一砖一瓦的建设。缺了这一条，缺了这一种温暖的思想底色，事情就不过是以暴易暴。用廉价的骂倒一切来给自己减压，好像别人都坏透了顶，那么自己学坏也就有了理由。这是一种明骂暗赞的隐秘心理。《日夜书》里有一句话：“最大的战胜是不像对方，是与对方不一样。”就是针对这一点说的。
王雪瑛：无论是质疑与批判，还是投入与享受都是为了辨析、呈现、珍惜美好。《群体寻根的条件》是你对八十年代的《文学寻根》的回望与审视，但这是一个开放的思想空间，你只分析文化寻根产生的主体条件和文化环境的因素，而不做文化寻根的价值评估，你在文中指出，文化寻根其实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那么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价值多元，资讯过剩、传播快捷的全球化，自媒体时代，文化寻根是不是更有必要？文化寻根是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命题？
韩少功：多到国外看一看，走到景区和宾馆之外，多去与当地的华裔和老外聊聊，就会发现“中国道路”“中国文化”眼下是一个越来越绕不过去的话题。文学界有幸在三十多年前最先触及破题，现在倒几乎成了沉默的一群，发言机会让给了法学、哲学、史学、经济学界了。文学界就算要谈，也常常流于“民族特色”“本土元素”一类皮相，比如要不要用孙大圣或大红灯笼去赚外国人一笔钱。曾经以《历史的终结》而著名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这些年关注中国文明传统，可算是“寻根”讨论的外来接棒手之一，但我发现文学界很少有人提到他，更别说其他人，比方海峡那边许倬云、邹至庄、吕正惠那些学者。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大陆文学界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也许很多作家过度沉迷于“自我”，对稍微远一点、大一点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了。这有点可惜。
王雪瑛：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如何呈现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抵御全球化带来的由消费潮流导致的文化一体化倾向，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命题，也是当代作家需要面对的挑战。
韩少功：就文化演进而言，趋同化和趋异化是并行不悖的两个轮子，全球化不过是这两个轮子的古老故事，从村庄级上升为全球级，单元边界扩大而已。人都要吃饭，这是普适性。但什么饭好吃，人们的不同的口味受制于各种条件和相关历史，就有了多样性，其中包括民族性。我曾经以为舞蹈是最不需要翻译的，最普适性的，后来才知道肢体语言也有深刻的族群差异，我的语汇你可能无感，你的语法我可能不懂。舞蹈尚且如此，运用民族文字的文学怎么可能完全“一体化”？歌德说的“世界文学”，如果有的话，肯定是趋同化与趋异化在更高层面上重新交织，决不是拉平扯齐、越长越相像。否则，那个同质化世界一定乏味透顶，失去成长的动力。
王雪瑛：近些年来，哪些思想性的散文或者学术著作引起你的关注？
韩少功：我有点怕开列书单。原因是年龄、职业、阅历、积学、阶段性兴趣的不同，同样一本书却有不同的边际效应，你的“破书”却可能是我的好书。比如《红楼梦》适合成年人，但肯定不适合小学生；读过亚里士多德、康德、马克思的，最好要读点后现代主义，但如果没有前面那些东西垫底，“解构”“祛魅”什么的就可能是毒药。这里没有一定之规，没有适合所有读书人的阅读“菜单”。
王雪瑛：清代诗学家叶燮在《原诗》中认为，“诗人之本”有四——“才”“胆”“识”“力”，“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萎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你如何理解和定义“作家之本”？有评论家认为在“才”“胆”“识”“力”，这四个字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识”，“识”就是作家把握生活的洞察力和思想穿透力，而这也是中国当代小说最缺乏的。你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韩少功：他说的都很重要，讲得也精辟，或许可以再加一条，也是老祖宗说过的“修辞立其诚”。你说的洞察力和穿透力，也许都有赖于一种实事求是的谦卑态度，否则就会先入为主，戴有色眼镜，把什么都看歪。眼下很多糟糕的求知者不是失在智商上，而是失在心胸上；不是看不到，是不愿意看到。
王雪瑛：极为认同“修辞立其诚”，这是写作的出发点。心态和立场会影响人对自我、社会和时代的认识。阎连科曾经说过：“现实的荒诞正在和作家的想象力赛跑，想象力跑不过现实的传奇和丰富，但你不能因此退场和停赛。如同运动员在一个跑道上飞奔向前的时候，你如果不跟着跑，而是站在他边上看，你就无法把握现实的脚步。”中国的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震荡，历史的巨大转折冲破了历史描述的传统框架。如何认识正在发生的“现实”，如何认识正在巨变的“历史”？对于当代作家而言是不可回避的考验。你怎么认识当代作家面临的考验和挑战？
韩少功：中国是一个千面之国，恶心和开心的事情都有，都是一抓一大把。村里一个农民感激惠民政策，说“政府不能再好了，再好就得派干部下乡来喂饭了”。但同一天我又看到某位名人的微信：“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你相信哪一种判断？在这里，要避免片面性，最好是多实践，多比较，手里多几把尺子。要构成一个坐标系，就得有两把以上的尺子。拿腐败这事来说，用工业化程度这把尺子一量，拉美、印度、中国的共同烦恼就毫不奇怪；再拿文化板块这把尺子一量，中国的“人情风”“家长制”等农耕文明的传统，与游牧海洋民族不同的国情特性，也就顺利进入视野。这样比较下来，该怎样下药治病，就有了个谱，至少比那些道德家的嘴炮要靠谱。
王雪瑛：各种媒体强劲散发出的商业化与大众文化中娱乐化的倾向，国际国内的出版业的倾向性等多种因素影响着作家的创作。网络文学、类型文学以及各种奖项的涌现，扩大着文学的外延，也追问着文学的内涵，望着自己的作品目录，回首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写作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文学的内涵是什么？
韩少功：在一个物质化的时代，很多人没有理由需要文学。文学以情和义为核心内涵。他们觉得情义这东西好累人，甚至好害人，不能帮自己一夜暴富。那么，有些没心没肺的娱乐化快餐就够了。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其实并不少见。我们常说的那些经典，放到大历史和大世界里一摊，其实是蛮稀薄的，扎堆的情形并不太多，可见纸媒也并不是文学经典的专卖区，与网络一样，都是鱼龙混杂，甚至都是鱼多龙少。但眼下不会是历史的终点。危机和灾难是最好的老师，总是帮助人类一次次纠正和调整自己。我们不必预测拐点何时出现，无须预测人类社会在什么情况下，会重新出现对情和义的精神饥渴，但我们至少可以守住自己，做一点将来不后悔的事。这与采用哪种小说形式没有太大关系，与用不用网络工具也没有太大关系。
王雪瑛：处在纷繁芜杂的现实之中，如何冷静而独立地认识和分析现实，如何真切而深入地揭示现实，这就是作家创作在深入现实题材的时候，不得不面临的真实考验。你在散文中对中国经验和现实问题的思索、分析、阐释、探究，形成自己思想的果实，我想这些思索和识见是不是构成了你创作现实小说的丰富的思想资源？阅读你的散文，我会对你的小说创作更加期待。
韩少功：我经常把小说与散文轮换着写，不过是换换脑子，互为休息和准备，或者是相机处理一些剩余材料，有点像“一鸭两吃”，找一种实惠的、方便的吃法而已。
中篇：小说的净收入是时间淘汰到最后能留下的东西
王雪瑛：《马桥词典》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你将马桥隐秘的历史分解为一个个词条，没有使用传统长篇小说的叙事模式，而是提交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叙述形式，马桥的生活就通过这本词典而生动地留存。你是一个喜欢追问和探索小说的形式、定义和功能的作家，你在这样的追问、探索、挑战中获得写作的快感？十几年过去了，你现在对当年的探索有什么评价？当年围绕《马桥词典》的一些是是非非，也成为你的一种自我历练？
韩少功：我的主要作品几乎都引起过争论，都习惯了。当时有人认为《马桥词典》不算小说，那又怎么样？你说这不是苹果，就当萝卜吃好了。至于有人宣布这萝卜是偷来的，那就得摆证据，不然就是耍赖。当过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的佛克玛（douwefokke）说过，《马桥词典》比《哈扎尔词典》更好，两者扯不上关系。但这话，洋人说了，很多国人也不信。其实我也没觉得《马桥词典》有多好，只是这种词条展开方式，相当于有了新的筐，很多东西方便放进去。有了近似“语言考古学”的维度，一锹一锹挖下去。对语言和生活会有一种双重发现，值得一试。
王雪瑛：我想真正的作家的每一次创作都是对小说内涵与形式的挖掘和探索。在你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暗示》中，你又一次抛弃了传统长篇小说的叙事方式，没有紧张的悬念，没有固定的主人公，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具象的描述，展开了生活的诸多片段，这些片段是独立的，非连贯的，它们分别是故事、人物速写、历史记忆，等等，你分析和提取其中的意义和文化内涵，流露着你的睿智与洞察。如果说《马桥词典》是你以词典的方式呈现了马桥人的日常生活，那么《暗示》中，你以具象的描述，来解析现代人的种种文化密码。小说完全打破传统长篇小说的叙述方式，是不是让你在写作中享受了充分的自由，写起来得心应手，充分发挥你的多方面才能？思想和分析的爱好让你十分享受这样的文体创新吧，这是你认识现代人，揭示现代人内心与现代社会文化脉络的一种方式吗？
韩少功：《暗示》最初是一些零散笔记，写着写着成了一本书，自己始料未及。很多哲学家喜欢谈语言存在的二元关系，从维特根斯坦到福柯，大多是这样。我的野心打破这一架构，展示语言具像存在的三元关系。从“不可言说”之物出发，引导出具像论，然后是感觉论，然后是实践论……一条与逻各斯主义全面闹别扭的路线。这个任务超出了预想，甚至超出了文学。采用笔记小说这种体裁，也可能不是最合适的方式。是不是应该干干脆脆写成一本理论？我后来也拿不准。这本书留下了不少遗憾，好在有些小众读者还认可，比如一个香港的理科读者居然认为它“建立一个新学科”。这种抬举不敢当，但多少给我一些鼓励。
王雪瑛：《日夜书》不是一个夺人眼球的作品，而是一个让人深长思之，可以不断深入探讨，提出多方面问题的作品。你曾说，现在中央政治局的七个常委，有四个当过知青。除了他们四个人以外，中国的知青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退出“历史”。而你也是知青一代，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在这个多媒体全球化的时代，以小说的形式来回望一下他们走过的路，也是你走过的路，这是你的选择。你会如何思索，梳理，呈现自己以往的记忆？你会以怎样的小说形式来展开？让我们看到怎样一批人物的形象？体现怎样的精神特征、生命状态和人生机遇？对于期待你作品的评论家和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悬念。你完成于二〇一三年的《日夜书》，打开了这些悬念的大门，让我们从中寻找答案。你对自己的这部作品满意吗？你用了多长时间来酝酿和写作？这部长篇小说对于你来说是不是意义不同寻常？毕竟你是以小说的形式来回望、描摹知青这一代，来审视和思索自己的人生。
韩少功：有些书主要是写给别人看的，志在卓越。有些书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意在解脱和释放。《日夜书》大概属于后一种。这本书写作耗时一年多，触动了一些亲历性感受，算是自己写得最有痛感的一本。这一代人已经或正在淡出历史。我对他们——或者说我们——充满同情，但不想迁就某种自恋倾向，夸张地去秀苦情，或者秀豪情。我把他们放在后续历史中来检验，这样他们的长和短才展现得更清晰。由这一代人承重的时代，为何一面是生龙活虎而另一面是危机频现，才有了一个可靠的解释线索。“中国故事”难讲，最难讲的一层在于人和人性。没有这一层，上面的故事就是空中楼阁。“苦情”和“豪情”宣示虽不无现实依据，但容易把事情简单化，比如把板子统统打向别人，遮挡了自我审视。我的意思是，每一代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自恋，但我希望这一代人比自恋做得更多。
王雪瑛：的确，真正的自我审视，是从摆脱和超越自恋开始的。而摆脱和超越自恋对于个体和作家来说并不容易，是一种心理、理性、情感上的自我挑战和自我超越。自我审视，要从真切的自我体验开始，然后在从时代和历史的嬗变中认识自我。我觉得《日夜书》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摆脱了自恋，也摆脱了以往知青题材的套路，还摆脱了那种虚张声势，引人关注的设计套路，而是真正地以小说的方式，在历史的进程中，回望和审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不回避卑微，不回避平淡，不回避内心的纠结。
韩少功：郭又军是个仁义大哥，但他曾经把“大锅饭”吃得很香，结果误了自己。贺亦民在技术上是个超强大脑，但他对社会不无智障，江湖化的风格一再惹下麻烦。马涛有忧国忧民的精英大志，但从自恋通向自闭，最后只能靠受迫害幻想症来维持自信……他们该不该把这一切的责任推给社会？在另一方面，正因为有这些人性弱点，他们的奋争是否才会更真实、更艰难、也更让人感叹？相关的历史描述是否才更值得信任？
王雪瑛：是的，你在小说中，正视人性的弱点，也不以现在的思维方式来拔高和修饰历史语境中的人物言行。《日夜书》是一部时间跨度巨大，人物众多的长篇小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历尽三十年中国社会与时代风云的沧桑巨变，历尽三十年中国人生命理念与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如何认识往日的知青岁月，如何叙写那段人生的经历，正如克罗齐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个人的记忆也不可能重现当年生活的原貌，而是带着今日人生境遇、理念和心态的取舍。要驾驭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是不是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写作这部长篇小说对于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韩少功：因时间跨度长，需要反复的闪回和比对，材料组织上有一点技术难度。我最初试了两种结构，在海峡两岸分别出版，最后定型时采用了台湾的版本，以顺时性为主的叙事流程。这是照顾一般读者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