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他还一直有这条腿的感觉，比如还能感觉到膝盖的痛，脚跟的痒，只是摸到那里的时候，只能摸到一条空空的裤管。他不再说一句话，圆睁双眼目光发直。躺在后方医院以后，床头出现了师首长、大红花、红领巾、大堆慰问信以后，还是这个样子。护士说，十多天了，他每天晚上睡觉也大睁双眼，眼皮一直合不下来。

一匹白马奇迹般地从敌后归来了。这肯定是哪个侦察排或通讯班的，肯定经历过战斗，满屁股血渍就是证明。

战士们猜测，它想必听到了山顶上高音喇叭中的对敌广播，听到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熟悉的音乐，才得以翻山越岭，找到归家的方向。

正是它的归来，让师部有了一个新决定：山顶上的高音喇叭改为最大音量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广播，高瓦数的探照灯也在入夜之后一齐射向敌后，为那些可能还幸存的士兵，可能还幸存的马，指引回家的路。

但很多人没有回来，包括那位阎团长——他与我前后相处过几天，满嘴的酒气和牢骚话曾让我暗暗惊讶，把几个干部子弟从连队抽调团部罩起来，大有媚上营私之嫌，更让我失望和小看。没想到后来的事情是这样：采访组离开之后不久，他带着一个摩托化营插入敌后，不料途中遇到伏击。他在乱枪之下多处受伤，不愿当俘虏，不愿再痛苦，便开枪自杀了。据逃脱了的士兵描述，敌人放火烧毁了团长那辆吉普。因此事后能找回来的，只剩下团长一颗帽徽，一个皮带扣，还有一个烧变形了的水壶。

我知道，他经常用这个水壶装酒。

他经常就是摇着这个酒壶说些不着调的怪话。

我来到安葬烈士墓园，向阎团长和他的战友们献上了一束野花。一位本地老妇在我身旁哭得厉害——其实她不是死者的亲人，连熟人也算不上，不过是路过这里，丢掉竹杖，捂住嘴巴，折腰便哭，声音如微弱的猫嚎。也许，她只是见不得死人，看不得伤心事，一看就得止不住长嚎。也许，她只是可怜这些娃娃们没有亲人相送，可怜这些死者往后很难被人们长久惦念，更是为自己将来可能的忘却而痛彻心扉。

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墓园另一侧有几具待葬的敌军尸体，也被老妇哭了一番。一位本地汉子，大概是她的亲戚或邻居，对此感到很没面子，跺着脚粗声埋怨：“老糊涂了呵？你哭错了，哭错了，哭乱了套了么……”

老妇还是一意孤行地揪出一把把鼻涕。

她也许没怎么哭错。不是吗？当娃娃们放下武器，就没有多大的差别了吧？都有父母抓挠过的头发，都有弟妹攀爬过的肩膀，都有老师打量过的一脸腼腆或倔强，都有日晒雨淋过的古铜色皮肤和血迹斑斑的衣衫……她一个老太婆都看清楚了，已经不需要看到别的什么了。

以为还有大战，但似乎没有了。前方连日来一片宁静，转送重伤员的直升机也不再光临，营区渐渐恢复了早操和卫生检查，但因为驻军太多，以至营前的渠水半个月来一直是浑如泥汤，泥汤洗刷之下的大家实在卫生不到哪里去。

偶尔传来冲锋号和喊杀声，飘来一浪浪刺鼻硝烟，不过那只是摄制组补拍镜头。北京来的摄影师没赶上趟，或没胆上战场，但又不能没有冲锋杀敌的镜头，便让官兵们一次次事后排演，累得大家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拍到第三遍。效果还不够理想，官兵们只好疲惫不堪地往山下撤，再一次等待烟火师的安排，等待导演的举旗发令。

我就是在这里认识了孙主任，一个自带梳子、香波、熨斗、吹筒以及成天埋怨没有净水洗澡的制片人。在z城再遇他的时候，他领着摄制组一伙从西线回来，大概导演和补拍了更多好镜头，声称当年的国家级大奖他是拿定了。也许是几次聊天聊出了兴致，他打电话让某政委送几箱茅台酒来的时候，也给了我两瓶。他让市政府公费安排名胜景区四日游的时候，把我和老王头也拉上面包车。“有一个熄灯舞会，很好玩，很现代派的，你们要是感兴趣的话……”他说得神色诡秘，笑着挤一挤眼睛。

我们在景区的这里或那里拍照留影，看少数民族的歌舞和日本的新电影，吃着公费开支的各种佳肴美食直到杯盘狼藉。客人们在席间交换购物经验，并且按孙主任的要求，无论买什么都索要发票，没有货名和人名的那种，交给他去处理。

我对这种发票收集略有诧异，终究没说出什么。

眼前一片灯红酒绿，似乎离战争很远，离山坡上的军人墓园很远——虽然它们不过就在起伏山脊线的那一边，在苍茫夜色之下。我们与那里有什么关系吗？我们是他们牺牲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吗？我们就是他们需要拼死保卫的同胞、人民以及兄弟姐妹吗？我恶狠狠的疑惑挥之不去：这里的游赏和享乐，海吃和豪饮，还有可疑的发票，是否真值得他们在山脊线那边赌上自己的性命？

很多战争都发生过了，很多人为我们挡住了子弹和刺刀。好了，自从有了这些死亡，自从有了生存机会的不平等分配，有了人类生命的大笔删除和大块空白，幸存者的日子成了奢侈，成了负债，甚至是一种肥厚的无耻。

我把发票交给孙导时忍不住这样想。

谁还愿意与我说说墓园？说说整个山坡上的茫茫白色？说说白色坟碑一排排延绵到山顶的惊人视野？

洪某，徐某，刘某，李某，宋某……碑面上是一个个陌生的名字。他们是谁的兄弟？谁的儿子？谁的邻居和同桌？他们在蓝天慢慢旋转的那一刻倒下，在山林与河湾最美丽的那一刻倒下，再也不能回到故乡。

因为战场上遗体凌乱不易清理，这些埋入异乡的不乏完尸，但也可能只是一条腿，一只胳膊，甚至一个笔记本或一顶军帽。偶尔错误地埋入别人甚至敌人的尸骨，也说不定。因为国家困难，按当时币值，这些人的家属只能获得三百元抚恤金——我听到这个数字时立刻想起19管车载火箭，想起丛林里那一排排发射架的缓缓升起。据说每发火箭弹造价两万。那就是说，当号令旗一举，在火海腾升和空气撕裂的声音中，仅一个单车齐射就是近四十万，就是近两千血肉之躯的市场价格刷刷刷呼啸而去？

这种火箭其实太老旧，也便宜。我还没说到89式40管或122型50管的车载火箭，没说到b-52战略轰炸机和094核潜艇，没说到巡航导弹和航空母舰……无战的天国至今距离人类仍然遥远。那么这些现代战争装备天文数字般的造价，这些人类社会中最精美的恶毒和最昂贵的虚无，总是使任何高额抚恤金的比值都几可忽略不计，生命价值一次次在刹那间狂贬至零。

一位总部首长从北京来了，听说墓园一事大为生气，称这件事办得太缺心眼，简直是猪脑子当家。搞得惨兮兮的一片，不会影响士气么？不是浪费土地和材料么？依这位首长指示，依当年淮海战役中的做法，烈士们集中下葬，大墓一个，大碑一个，搞个隆重的追悼会，事情就齐了。

墓园施工停了几天，但最终没有改过来，原因是c军军长的固执。我远距离地见过这位军长一次，知道他脸黑，脖子短，丑得像个烤红薯，平时喜欢骑马而不喜欢坐车，喜欢蹲着吃而不喜欢坐着吃，走起路来咚咚咚的谁也跟不上。作为一个出身木匠的老粗，他也许确实缺心眼，不懂什么政治，甚至满脑子旧观念。“凭什么我的兵都要大合葬？他们没捞个好活，难道还不能得个好死？”

他激动得一脸黑肉更丑陋了。“到时候当爹妈的，来烧一把纸，摆一碗饭，说几句话，总得有个地方吧？”

说得军部的人都没吭声。

“以前家属来探亲，都有一个单独房间。以后他们要是来走一走看一看，你拍着胸口想想，把他们往哪里带？一个活人不见了，连个名字也不给留下？”

有两个小干事差点哭了。

“你们就这样去回话，说这个错误我犯到底了——”

“军长，军长，听说上面很冒火……”

“他们冒火，我还要骂娘呢！”

军长把帽子朝桌上一甩，把袖口一挽，去工地指挥施工，用马鞭指着这个或那个，把工兵营的汽车和推土机轰赶得飞跑。依他的命令，不但要照计划分葬，还要一人一口棺材，一人一面国旗裹尸。事后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就因为这种胆大妄为的抗命，他背了一个记大过的处分，在军党委会上做过检讨。

十多年后的一天，我持旅游签证进入当年的敌国。这个国家早已回到和平与建设。离边境不远的h市眼下到处是广告、商铺、机动车、叫卖声、流行音乐，还有偷偷求兑美元或者人民币的小孩。仿欧的宾馆大堂里，墙面光可鉴人，花丛芳香扑鼻，服务员大多说得出几句汉语。导游就更不用说了——小姑娘能唱中国当红电视剧里的插曲，抖几个中国最新的流行词，让客人们兴奋不已。

同中国一样，这里已全无当年战争的影子，就像那件事不曾发生。即便很多战事仍受到隆重纪念，但遗忘十多年前的那一段，似乎成了当事双方的默契。你在这里找不到老墙上的弹孔和老树上的弹片，更找不到有关纪念馆、印刷品、影视片以及老兵聚会，甚至很多时尚青年对你的提问茫然无知。在一再追问之下，导游姑娘也只是淡淡一笑：“没什么呀，兄弟之间有时也要打个架呵。”

宴会中的当地旅游局官员也这么说。

杂货小店里的老伯和老婶也这么说。

我当然也会——这么说。

简直是出自同一套标准答案，是统一的删除格式。当然，人们记住了战争又怎么样？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记住了，往日的交战国只是在欢呼和彩旗之下军舰互访。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记住了，往日的交战国只是在礼炮和花雨之下军乐队同台演奏。历史已经翻过去了，已经褪色与风化，后人在碰杯，在拥抱，在握手和飞吻，一笔勾销了沉重宿怨。我们文雅而富裕，我们用现代文明人足够的宽厚、仁慈、友善以及热情，让天上的亡灵困惑或者欣慰，痛苦或者快乐——他们在外交礼仪中将成为暧昧的过去。作为和平的代价，他们的意义似乎正实现在他们被避讳、被含糊、被遗忘的时候。换句话说，遗忘成了他们最崇高也最残酷的一枚无形奖章。

但活着的亲历者和当事人怎么能遗忘？是否要等到所有亲历者和当事人也都被遗忘的那一天，文明的奖章才最终得以生效？

我不知自己该困惑还是欣慰，该痛苦还是快乐。也许是，也许都不是。我在这里无法入睡，只得去寂寞的路灯下信步闲逛，买了一瓶水。我不会再打听什么，不会再打听一个伤员和手榴弹的故事，一个放牛娃和手枪的故事，一个老太婆和水井的故事……当然还有很多我年轻同胞的故事。我相信，导游姑娘不会知道这些，甚至没兴趣知道。她眼下只关心如何去中国留学，让她的中文更流利，今后做生意更方便。

但我以水代酒偷偷浇洒在地，为很多人。

为今夜涌上心头的一张张面孔。

不，还有战马的面孔。

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