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防患于未然不过是一种美好的假设，如果大部分的意外都可以避免的话，那么意外也就不算是意外了。

就事论事，我还是很喜欢新院长喜欢折腾的这个热情，但有时候我也真的希望他折腾的时候不要再带上我了，我迟早会被他折腾死。

那天是周末，新院长心血来潮想要丰富医院里病人的康复生活，让他们更好地享受在这里的治疗过程。

我很想和他说，对于这些病人来说，最大的享受就是放任自流，对谁都好。

这次的活动是做手工，当然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相对正常的病人。

为了配合新院长我们早早就来到活动室里，坐在每个人早就预先设定好的位置上，这主要是方便新院长拍照。

护工把一些工具和材料给我们送了过来，当然这些都是在保证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准备的，就连我手里的剪刀都是塑料的。

一些病人似乎无所谓开不开心，反正就是胡乱摆弄一通。我拿着手里的塑料剪刀反倒是有点无所适从，这东西一点都不好用，连纸张都没办法整齐的裁剪。过了一会儿我就受不了了，我站起来对护工说：“能不能给我换一把真的剪刀？”

护工走过来，有些不满地问“二十一号，你嚷嚷什么？”

我也大声说：“我说，我需要一把真正的剪刀！”

护工还没说什么，我身后的一个人突然站起来猛地掐住了我的脖子，一遍掐一遍恶狠狠地说：“不行，不行，我不跟你走！我不跟你走！”

他为什么不和我走我不清楚，但我很快就要被他送走了，我被他掐得舌头都吐出来了。

好在护工眼疾手快，几个人一拥而上就把我和那个家伙分开了，看来新院长也是考虑到这种情况了。

我这才注意到刚才攻击我的人竟然是老三。老三是这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平时也和我比较聊得来，这一次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犯病，不过我了解这个年轻人，我想可能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去或者说错了什么话。

经过这么一闹活动也暂时结束了，我被带到新院长的办公室里，把他精心策划的活动给搅和了，他的脸色很不好看。他听我说完了事情的经过，但是听到是我在说需要剪刀的时候，他忽然释然了。

新院长用一种无奈的语气说：“好吧，这不怪你。”

我问：“那老三他……”

新院长苦笑，说：“这也不怪他，他的情况是我疏忽了。”

那个中午，我们在新院长的办公室吃了顿午饭，他给我讲了老三的事情，然后我就明白了，的确是我说错话了……

我不知道在你居住的环境里是不是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很多年前，有一个人在村子里放下一把剪刀，他当时并没有收钱，说是等猪肉涨到5元钱一斤的时候，他再来拿剪刀的钱。结果猪肉真的涨到了5元钱一斤，而那个人也真的来了……诸如此类的故事有很多，你听过也没关系，但是和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相比，你就会知道这个传说有多浅薄了。别问我下面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我一点也不想搀和到这件事当中。相信我，你最好只是看看，别出声。

那一晚静得出奇，连寝室外面草丛中的蛐蛐儿都像是受到了什么暗示一样的噤声了。只有一轮暗红色的月亮冷冷地盯着一切。似乎在这样的夜里都会发生点什么。

男生寝室里有四个人，方便你记清，也省得你对号入座，我们叫他们老大、老二、老三、老四。

老大在床下的书桌前复习今天的笔记；老二在试穿着自己新买的运动鞋。老三在床上看小说；老四躺在床上玩游戏。

老二试完了鞋，发现鞋上的标签很碍眼，咬了几下，没断。

“你们谁有剪刀吗？”老二问他们三个。

老大、老三都说没有，老四玩得太入神，老二有重问了一遍，老四才摇了摇头。

老二无奈地在寝室里又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把剪刀，甚至连常用的指甲刀都忘了放在哪里。其实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都不是偶然，就连此时的人数都透着难以言喻的微妙，不信你就往下看。

老二嘟囔了一句：“倒霉，我现在只是需要一把剪刀而已。”

老三的书突然掉在了地上，显然是没拿住。落地的声音不大，却吓了老大、老二一跳，还没等他们抱怨，老三就从床上跳了下来。

老三双手抓住老二的肩膀，红着眼睛问：“你刚才说什么！”

老二被老三异常的行为弄得不知所措。

老大皱着眉问：“老三，你疯啦？”

老三没有回答，还是瞪着老二问：“我问你刚才说什么？”瞬间胀红的眼睛让老三的表情说不出的恐怖。

老二颤颤巍巍地说：“我……我说我……需要一把剪刀。”

老三像是泄了气的气球一样瘫倒在了地上，这下连老四都看出不对劲了。

老大问：“你咋啦？”

老三摇了摇头，问：“你们谁有烟？”

老四忙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烟给老三点上。老三深吸了一口气才缓缓说出了一个故事。

老三的家在东北的一个农村。村里人祖祖辈辈都靠种地为生。老三是为数不多考上大学的人。

那是老三初中暑假的一天。村里的广播里传来了村主任忐忑的声音：各家都听好了，每家出一户代表到村委会集合。“先生”来了。我再重复一遍……

老三也听说过这个“先生”的故事，这个先生第一次来的时候老三还穿着开裆裤呢。听大人们说，没有人知道这个先生的来历，他来了之后就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放了一把剪刀，当时的会计还以为他是推销剪刀的，就要轰他走。他却没要钱，只说等到有一天村子里的土坯房都没了的时候再来收钱，就用一百斤大米顶账就行。说完就走了。会计也没当回事，就把剪刀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了。一年之后，村里家家户户都翻盖了新的砖瓦房，那个放剪刀的人果然来了。当时村委会除了会计还有村主任也在。那个人进来就要一百斤大米，说是当年的剪刀钱。会计想起来确实有这么一回事。虽然觉得意外，但是一把剪刀怎么也不值一百斤大米啊。说着就把那个人轰了出去。那个人没说什么，就走了。没想到当晚会计就死在了自己的家中。

第二天，那个放剪刀的人又来了，还是要一百斤大米。村主任大怒，找来两个年轻力壮的村民一顿棍棒把那个人赶出了村子。结果当天晚上打人的两个也死在了家中。

这时整个村子都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第三天那个人又来了，村长只好从自家拿出一百斤大米，那个人背起大米只说了一句“等到有一天村里大旱的时候我再来。”就离开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两年之后，村里果然遭遇了旱灾，连村西边的鱼塘里都要见了底。大片的庄稼眼看着就要绝收了。那个放剪刀的人果然又来了，村主任吓得不知该如何是好。

那个人说：“等大雨之后，用你们鱼塘里的鱼顶这场雨的帐就行。”说完就走了。

当天晚上就下起了雨，大雨足足下了两天，总算是缓解了旱情。雨停了之后，那个人又来到了村委会里，只说了一句“村子里满一千人的时候我再来。”那个人走后，村子里的人再也没有谁在村西的池塘里看见过一条鱼。

父亲作为家里的代表去了村委会。老三偷偷地跟了过去，本就是不安分的年纪，胆量和好奇心成正比。

村民围在村委会的院子里，向办公室里张望。老三从人缝中挤了进去，爬在窗台上看着里面。只见椅子上坐着一个穿着一身黑色衣服的人，面色黝黑，看起来和这些庄稼汉也没什么不同。

村主任在那个人面前唯唯诺诺地说：“先生，您这次要换点什么？”

那个人面无表情地说：“不急，人还没来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