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写道：“在西北之行之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变了，文学也自然变了。”

《燕归来》描写了三个男学生陪同一个女学生杨燕秋回西北寻亲的故事，记述了旅途中所见的风土人情及人物间的情感纠葛。作品让读者目睹了一个不幸家庭一步步被饥饿、战乱逼向毁灭的过程，呈现了西北人民的苦难和坚韧。作品还以游历者的角度，对历史文化古迹遭到践踏进行反思。

《燕归来》艺术上的独特之处有二：一是打破了章回小说写一件事的发展单线直下的手法，采用插叙的叙述方法，在情节发展中拦腰插进有关人物身世的章回，读来跳脱有致，富有机趣；二是在人物塑造方面，作家注意对人物性格、行为的刻画，并运用大量细节点染，使小说中人物的神貌、性格，更加生动，栩栩如生。杨义主编《张恨水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第181页。因此，这部小说成为张恨水创作转型期的标志性作品。

6《夜深沉》：1936年6月27日至1939年3月7日在上海《新闻报》副刊《茶话》连载。

小说描写马车夫丁二和与卖唱姑娘杨月容的爱情生活及不幸遭遇，是张恨水所写的最后一部纯言情的著作。此书将主要人物——车夫丁二和与卖唱女杨月容的情致与心理处理得十分委婉、细腻而动人，与《啼笑因缘》并列为张恨水两大言情著作。《夜深沉》最动人的是对人物情感、情致与情绪的刻画。

小说先后创作于南京、重庆，单行本于1941年6月由上海三友书社初版。

7《八十一梦》：1939年12月1日至1941年4月25日在重庆《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连载。

小说约十八万字，以散文体形式，采取“寓言十九，托之于梦”的手法，对国民党统治下的“陪都”腐败的官场和社会上的种种黑暗现象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有力鞭挞。由于书中人、事均有所指，所以受到了进步人士的欢迎，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除了楔子和尾声，只有十四个梦。其原因，作者在楔子中有交代，说是因为稿子上沾了一点油腥，“刺激了老鼠的特殊嗅觉器官”，因而老鼠钻进这些“故纸堆”中“磨勘”一番，结果只剩下一捧稀破烂糟的纸渣，但“好在所记的八十一梦是梦梦自告段落，纵然失落了中间许多篇，于各个梦里的故事无碍”，暗示小说因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而触犯了当局，引来了麻烦。

《八十一梦》运用“寓言十九，托之于梦”的手法，笔酣墨畅，恣意挥洒。全书充满了诡谲玄幻的悬念，上下古今，纵横捭阖，犀燃烛照，对那些间接或直接有害于抗战的社会现象痛加鞭挞。文学界盛赞该书是“梦的寓言”，是一部现代文学史上的“奇书”。

该书1942年3月由重庆新民报社初版（《新民报》文艺丛书之一），简称“新民报社十四梦本”。1955年1月，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经作者删节后再版，简称“通俗文艺版删节本”。

8《傲霜花》（又名《第二条路》）：1943年6月19日至1945年12月17日，长篇小说《第二条路》在重庆、成都《新民报晚刊》连载。

1947年2月，上海百新书店初版，易名《傲霜花》。小说描写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一群文化人歧路彷徨的种种行状与心态，对战时知识分子的行为与心态做了深刻的文化反思和人性自省，被誉为“张恨水笔下的《围城》”。

9《大江东去》：1940年在香港《国民日报》连载，1947年1月24日至次年7月21日被北平《新民报》转载。

小说约二十万字，以抗战时期军人家庭婚变的故事为主线，并在其中详细记述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抗战、言情兼而有之，是“中国20世纪小说史上唯一记录了南京大屠杀惨况的小说”。

《大江东去》既有对人物形象、心理的细致刻画，又有宏大的历史场景；既展现出国家的灾难、人性的裂变，又能抚慰创伤，振奋民族精神。其创作技巧也在张恨水小说中独树一帜，采用双视角的叙述手法：一是从男性视角描摹战争，交代故事发生的客观环境；一是从女性视角抒发缠绵之情，反衬战争的残酷。不足的是，作品中的抗战与言情未实现有机结合，有疏离、浮泛之憾。

1942年冬，重庆新民报社出版单行本时，删去原稿第十三至十六回及第十七回的一部分，增加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保卫中华门战斗的片断及对日军屠城惨状的描写。全书一册，二十回，近十六万字。

10《巴山夜雨》：1946年4月4日至1948年12月6日在北平《新民报》副刊《北海》连载。

小说以抗战时期的重庆为背景，以大学教授李南泉一家的生活为中轴，描写小公务员、教员、卖文为生的知识分子们生活的清贫困苦，达官和奸商们生活的豪华奢侈，老百姓痛苦不堪的日常生活和种种社会现象。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也是张恨水病前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小说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以文人李南泉的生活见闻为主线，把抗战时期生活艰辛的文人、醉生梦死的太太们、堕落荒唐的伪文人、卑微多劫的女伶、发国难财的游击商、飞扬跋扈的公馆子女以及狗仗人势的副官串联起来，构成了一幅抗战时期的社会风俗画。

“巴山夜雨”源于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以此为题，隐含着作者抗战时期生活困苦、漂泊无定的家园之思。《巴山夜雨》是张恨水“痛定思痛”之后的“探索之作”。作者以冷峻理性的笔触，在控诉日寇战争暴行的同时，对民族心理进行探索，解剖国人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劣根性”，人物栩栩如生，语言幽默犀利，在小说的描写功力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台湾学者赵孝萱称该书“是张恨水的最重要代表作，也是他一生作品最高峰”。

小说单行本于1986年3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首次出版发行。

通过对上述十部小说的梳理，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发现张恨水作为小说家的特点：

第一，他的职业是报人，是报人作家。他以报人开阔的眼光、丰富的阅历和敏锐的感觉来洞察社会，追求和表现社会现象的新闻性，描述和评判社会风气的变幻性，以一种形象的方式展示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奇闻逸事、风俗习惯、民间疾苦、民族情绪，具有较强的社会历史价值。

第二，在小说文本的表现样式上，张恨水成功地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继承和改良，形式上由“章回”变为“章”。他以特定的身份，从特定的角度，对传统文学智慧加以继承和点化，对新文学智慧（包括外来文学智慧）做了一定程度的借鉴和吸收。他精进不已地使自己从旧文学营垒中探出头来，迈出脚来，最终走到可以和新文学相比较的探索者的地步。（杨义语）

第三，他的小说故事性、画面感强，极具现实表现力和艺术穿透力，小说文本实现了从报纸连载到单行本，再至影视等其他艺术形式传播的良性循环。

我们从这十部小说里，还可以窥探到张恨水小说创作模式与风格的转变，这就是，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界，前期为“言情+社会”，后期为“社会+言情”。这不仅仅是创作侧重点的转变，而且是从过去的“叙述人生”上升到自觉地“要替人民呼吁”的现实主义新境界。我们可以这么认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恨水创作意识发生大转变，1934年西北之行后张恨水的创作发生了思想、文字大变迁。正如汤哲声先生所言：“他的前期小说展示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文学魅力，后期小说展示的是作为一个作家的人格魅力。”

有鉴于此，张恨水自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创作的这十部小说，可看作他小说创作黄金时代的典范，代表了作为小说家的张恨水的最高创作成就，值得我们永远品鉴与珍藏。

戊戌初夏书于池州寒暄斋

（谢家顺，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通俗文学与张恨水研究中心主任，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