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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后记

《高兴》后记

三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家读《西游记》,正想着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其实是一个人的四个侧面,门就被咚咚敲响。在电话普及的年代,人与人见面都是事先要约好的,这是谁,我并没有在这个时候约任何人呀,就故意不立即去开门,要让这不速之客知道我是反感这种行为的。咚,咚,门还在敲,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是哐的一下,用脚踢了。

我有些愤怒,一把将门拉开,门口站着的却是刘书祯。

他说:哎呀,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哩!

我说:是你呀,几时进城的?

他说:我已经在城市生活啦!

他的嘴里永远没有正经话,我就笑了,让他进屋坐下,说:书祯,你个嘴儿匠!

他说:你不要叫我书祯,我现在改名高兴了,你得叫我刘高兴!

这就是刘高兴。这也就是我第一次见到过着城市生活的刘高兴。

如果读了《秦腔》,而且还记得的话,《秦腔》书中的书正就是以他为原型的。我们是一块长大的。小的时候,我并不热惦他,他头发有些卷,鼻孔里老流着黄涕,但我崇拜他大,我们那儿把父亲都叫大。因为他大不是贾族人,叫叔时前边要加上名字,就是五林叔。五林叔不识字,但出口成章,能背戏本子,能讲三国和岳飞大战朱仙镇。尤其一米八的个头,在骂老婆的时候,要盘脚搭手坐在蒲团上,骂得没有火气,却极尽挖苦,妙语连珠,像是在说单口相声。“文革”中我和书祯又是一起从初中辍学回乡务了农,后来他去当兵,我上了大学。再后来我是逢年过节回老家看望父母,他已经在乡政府做起饭,但人家嫌他不卫生,又常常将剩菜剩饭要送回家喂猪,就辞退了他。再再后来,我写我的书,他做过泥水匠,吊过挂面,磨过豆腐,也在三六九日的集市上摆过油条摊子。他几乎什么都干过了,什么都没干出个名堂,日子过得狼狈,村里许多人都在笑话他。但我一回去,他逮住消息了,天晴下雨或黑漆半夜,肯定要跑来看我。我们便嘻嘻哈哈谈说几个小时,不累不困,直到我母亲做过饭一块吃了,他嘴里叼着纸烟,耳朵上再别上一根,才走了。

我喜欢和他说活,他说话有细节。

有一年夏天回去,儿时的伙伴来了几个,却没见他,我问书祯呢,他们说可能在西河地里插秧吧。那时节村里的麦早收过了,秧也开始灌二遍水,书祯竟然才插秧?他们说还不是娃们都小,就他一个劳力,地里活啥时候干到人前去?!到了晚上,月光一片,我去西河滩地看他。地是个窄长溜,他弯着腰在那头插秧,隐隐约约像是鬼影,这边地堰上却放着个收音机,正唱宋祖英。我大声喊他,他稀里哗啦蹬着泥水跑了过来,说:咱回,咱回!我说:你插你的秧!他说:反正黄花菜已经凉了,看它还能凉到哪儿去?他的家就盖在半涧上,门口没有场地,但门框上还保留着过年时写的对联,一边是:张开口除了吃喝还要笑,一边是:一闭眼都在黑里就睡美。我说:词儿你编的?他说:不对仗。又说:我在村里宣布了,谁揭我房上瓦可以。谁揭这春联,我打断他的腿!

一进院门,他就喊老婆烧开水,说城里人讲究喝开水不喝生水的,把水往滚着烧!开水端上来了。他从柜里取了一包白糖,抓一把就放进去。又对老婆说:快炒上几个鸡蛋来!他老婆愣了,说:咱没养鸡哪儿有鸡蛋?!他说:没鸡蛋?我赶紧圆场说这么晚了吃什么鸡蛋呀。他嘎嘎笑起来,说:你这老婆不会做事,没鸡蛋你就说我给你借去,你一借再不闪面不就完了,你偏说没鸡蛋!说得我也笑了。他说:不吃鸡蛋了,咱不吃鸡屙下的东西,总得让平凹高兴呀,你把咱钱柜子拉来!老婆还是没配合好,说:钱柜子?他说:母猪还不是钱柜子?没脑子!结果把已经关了圈的猪又放出来。这是头拖着大肚皮的母猪,一赶进屋他就搔猪后腿,母猪立马舒服得卧下,挓起了四条腿。而十二个猪崽也一溜带串儿从门槛上往里翻,一翻一个肉疙瘩,一翻一个肉疙瘩。他说:不得了啊,一个猪崽五十八元,五十八元哩,你算算,十二个猪崽是多少钱?!

那天我们谈说得非常久,原本他后半夜插秧也没去成。问起村里的事,他说了,咱这儿啥都好,就是地越来越少。一级公路改造时占了一些地,修铁路又占了一些地,现在又要修高速路呀,还得占地,村里人均只剩下二分地了。交通真是大发达了,可庄稼往哪儿种,科学家啥都发明哩,咋不发明种庄稼?他说了,村道里你还看见有几个小伙姑娘?没了,都出去打工了。旧社会生了儿子是老蒋的,生下姑娘是保长的,现在农民给城里生娃哩!他说了,狗日的tististis总算把两间屋拆椽卖了,老婆病成那样,是要人呀还是要钱呀?!他说了,tististis终于结束光棍生活了,那女的是三个娃,丈夫从树上摔下来成了瘫子,他被招夫养夫了的,不出力就有三个娃了!他问我有没有认识治精神病的大夫?我问咋啦?他说知道tististis吗,我说我记不起了,他说tististis你记不起?就是咱小时偷人家的杏,让人家撵得咱掉到莲菜池里的tististis么!我说tististis疯了?他说两口子好苦,成年磨豆腐卖供儿子上大学,儿子大学毕业了不愿意回县来教书,在西安做盲流,文化盲流。这还罢了,那小女儿出外打工,出去了两年没音讯,tististis没疯,他老婆疯了,你介绍个大夫给治治,要不我不敢从他家门口过,她不知了羞耻,动不动不穿裤子往出跑,我眼睛没处瞅么。听了他的话,我就叹息了,他说:你叹息啥哩?我说:农村还这么苦。他说:瞧你,苦瓜不苦那还叫苦瓜?!

先前他来过西安,曾费尽周折寻到了我家,但我去外地开会,回来听孩子讲,有一个自称是我同学的人来了,来了一身的土,倒茶不喝,要到水龙头接喝生水,在地板上吐痰,吐了痰又用脚蹭,说了一堆他们听不明白的话,后来就起身走了。我听了,觉得肯定是刘书祯,就埋怨孩子慢待了他。家乡生活苦焦,苦焦人心事多,最受不了的是城里的亲朋好友慢待。如果你待他们好,他们便四处给你扬名,你是个科长也会说你就是局长,坐小车,住洋房,读砖头厚的书,即便吃豆面糊糊里边也放着人参燕窝。他们还会竭力保护你的老屋,院子里的梨不会少一颗,清明节去上坟,也要在你家的祖坟上培几锨土。如果你慢待了他,他们就永远记仇,你就是在外把事情干得惊天动地,那是你的事,与他们无关,来了人问起你,他们说:噢,他那人呀,该怎么说呢,不说了吧。你回去了,他们避而远之,避不及的,最多说一句,你回来了,脚不停就走了。你在老家过什么红白事,摆上酒桌他们不来,来了就提个水桶,吃一碗往水桶里倒半碗,把一桶剩菜剩饭提回去喂猪。我们邻村就有一个在县上当局长的,慢待了老家人,他坐着小车进村,村道里有人铺了席晒苞谷,就是不肯收席让小车过去,而后来小车轮子碾着了苞谷,拦住车须要数着被碾碎的苞谷,一颗赔一元钱,不赔不行。所以我告诉孩子,以后不管我在家不在家,凡是老家来了人,一定要笑脸相迎,酒饭招待,不要让他们进门换鞋,不要给人家纸烟了又把烟灰缸放在旁边,他们说话要看着他们认真倾听,乡里人有乡里人的不文明,他们却有城里人没有的幽默和智慧。

我只说孩子慢待了刘书祯,刘书祯再也不会来城里找我了,但他这一次又来了,而且成了刘高兴。

他这次进城投奔的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多年前就来到西安打工,在一家煤店里送煤。他的儿子没有继承他和他父亲的乐观幽默,总是沉默寡言,又总是愤愤不平,初中毕业后一直谋着要出外打工,他就让儿子去打工了。他说:父子是冤家,让狗日的去吧,饿不死就算成功了!可当儿子春节回来过年时,儿子却穿了件西服,每次打扑克小赌,输掉一元钱了就从怀里掏出一指厚一沓百元钱来取出一元,然后把那沓钱装进怀里,再输一元钱了,又掏出那沓钱再取出一元。但儿子没有把钱交给他。他说:我这个人民咋就没有个人民币?!也就出来打工了。他已经五十三岁了,一张嘴仍然是年轻的,腰和腿却不行了,跑不快,干活就蔫。他在儿子的煤店里干了一个月。他说和儿子住在那个塑料板搭成的棚子里,热得他夜夜在地上泼了水,铺上张竹席睡,这些他都不在乎,恼气的是儿子和他想法不一样。他是有了钱就攒,儿子有了钱就花,他要儿子把钱交给他了他在老家给儿子盖新房,儿子就是不给。父子俩闹矛盾了,大吵了一顿,他一气出来单独干,单独干只能拾破烂,他就拾起破烂了。

拾破烂?我可是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行业,甚至作想也没有作想过。事后琢磨,虽然我在西安三十多年了,每天都要见城里有拉着架子车或骑着三轮车拾破烂的人,也曾招呼着拾破烂人来家收过旧书刊报纸,但我怎么就没有在脑子里想过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来拾破烂,拾破烂能顾住吃喝吗,白天转街晚上又睡在哪儿呢?城市人,也包括我和我的家人,得意我们的卫生间修饰得是多么豪华漂亮,豪华漂亮地修饰卫生间认为是先进的时尚的文明的,可城市如人一样,吃喝进多少,就得屙尿出多少,而我们对于这个城市的有关排泄清理的职业行当为什么从来视而不见、见而不理、麻木不仁呢?这就像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呼吸着却从不觉得自己在呼吸一样吗?我也时常在鼓呼着要有感恩的意识,可平日里感动我们的往往是那类雷锋式的好人好事,怎么就忘记了天上的太阳,地上的清水?!

那天,我们谈论就尽是有关拾破烂的事,而且,他的拾破烂的经历似乎成了他考察了解西安和来西安打工的过程。他见我惊讶的神色,越发得意扬扬,盘脚搭手坐在沙发上,一边口水淋漓地吸纸烟,一边慢条斯理地排说。他让我知道了在这个城市打工的哪儿的人都有,但因各地的情况又不相同:关中的东府和西府,经济条件相对还好,人也经见得多,他们多是在经济开发区的一些大公司打工。陕北的来人体格高大,又善于抱团,更多的是聚集在一些包工头手下,去盖楼,去筑路,或在宾馆和住宅区里做保安。陕南的三个区域,汉中、安康人貌如南方人,性情又乖巧,基本上都是在一些服务行业做事,如在店铺里卖货,如在饭馆、茶楼、洗脚屋里当服务生。而商州呢,商州是最贫困也最闭塞的地方,既不是产林区也没有石油煤炭天然气资源,历来当地挣钱的门道就是开一个小饭店,偏又普遍地喜文好学,尤其注重孩子上学,上学的目的就是早早逃离这山地。比如我们县,三十万人口,年财政收入两千多万,而供大学生上学,每年几乎从民间都要付出一亿元。每年一亿,每年一亿,老百姓就是一捆子谷秆,被榨着被拧着被挤着,水分一滴滴没有了,只剩下一把糠渣。这些学生大学毕业后却极少再回原籍,他们就在城里的一些单位、公司做临时工,不停地跳槽,不停地印制名片。可怜的商州山区水土流失了,仅有的钱被学生带走了,有了知识的精英人才也走了,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迁徙地就是城市,城市这张大口,将一碗菜汤上的油珠珠都吸了。刘高兴说:新衣服都穿上走了,家里扔下的是破棉袄!商州的经济凋敝不堪,剩下的人也还得出走呀,西安在他们的心中是花花世界,是福地,是金山银海。可出走一没资金,二没技术,三没城里有权有势的人来承携,他们只有干最苦最累最脏又最容易干到的活,就是送煤拾破烂。但凡一个人干了什么,干得还可以,必是一个撺掇一个,先是本家亲戚一伙,再是同村同乡一帮,就都相继出来了,逐渐也形成以商州人为主的送煤群体和拾破烂群体。

自从刘高兴来到了我家,我们的往来就频繁了。每到下雨天,下雨天他就空闲了,他说那是他们的节日,要么到我家来,要么叫我去他租住处。从他的口里,我也才知道我们贾姓族里其实有很多晚辈都在城里打工,但他们从来没有和我联系过。或许是我长年不回去和他们隔远了,或许是他们都混得不好,觉得羞愧不愿见到我。我也曾想,即使他们来找我,我虽有文名但无官无权无钱的又能帮他们做些什么呢?刘高兴之所以来找我,他不想求我什么,他也知道我的处境和性情,又因为年龄相近,他需要说话,我需要倾听,所以我们就亲近了。当我有什么大的活动,比如给母亲祝寿,为女儿举办婚礼,我当然得通知他。他的衣着和容貌明显地和所有宾客不一样,就像苹果筐里突然有了一个土豆。但这个土豆是欢乐的,他的大嗓门和类似于周星驰式的笑使大家不习惯,可得知他的身份后惊奇着他的坦然和幽默,又兴致勃勃地与他交谈。他就会说许多乡下的和在城里拾破烂中的奇闻逸事,他说得绘声绘色,等大家听得一愣一愣的,他却一脸严肃地说一句很雅的古句:爱读奇书初不记,饱闻怪事总无惊。于是那些教授都感慨了,说:刘高兴,你形象思维好啊,比老贾还好!他说:我在学校的功课是比平凹好,可一样是瓷砖,命运把他那块瓷砖贴到了灶台上,我这块瓷砖贴到了厕所么!然后又是嘎嘎大笑,擦了一下鼻涕,说:我是闰土!我赶紧制止他,说你胡比喻,我可不敢是鲁迅。他说:你是不是鲁迅我不管,但我是闰土!

他不是闰土,他是现在的刘高兴。

现在的刘高兴使我萌生了写作的。我想,刘高兴和他那个拾破烂的群体,对于我和更多的人来说,是别样的生活,别样的人生。在所有的大都市里,我们看多了动辄一个庆典几千万,一个晚会几百万,到处张扬着盛世的繁荣和豪华,或许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吧。当这种愈来愈强烈,告知给我的一位朋友,朋友却不以为然:历史从来是精英创造的,过去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现在是管理层的实业界的金融行的时尚群的叱咤风云人物,这样的题材才可能写出主流的作品,才可能写出大的作品。朋友的话是没有错,但我有我的实际情况,以我生存环境和我学识才情的局限,写那样的题材别人会比我写得更好,我还是写我能写的我也觉得我应该写的东西吧。我在这几年来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在据说每年全国出版千部长篇小说的情况下,在我又是已经五十多岁的所谓老作家了,我现在要写到底该去写什么,我的写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掂量过我自己,我可能不是射日的后羿,不是舞干戚的刑天,但我也绝不是为了迎合和消费去舞笔弄墨。我这也不是在标榜我多么清高和多大野心,我也是写不出什么好东西,而在这个年代的作家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我要写刘高兴和与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为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在一次会上,有个记者反复地在追问我:你下一部作品写什么呢,下一部作品写什么呢?我不耐烦了,说了我的计划,不想这位记者就在报上发了消息,闹得到处的报纸转载,都知道我要写进城民工的作品了。而这时,一个陌生人,可能是读者吧,他寄给了我一信,信里什么也没说,只是两个纸条,一条写着:“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一条写着:“每有制述多用新事,并以文采妙绝当时。”这些话都是古人的话,而陌生人这个时候将此话抄寄给我,我知道这是提醒,这是建议,这是鼓励和期望。这就让我感动,也很紧张,有了压力。原本动笔写便觉得我仅仅了解刘高兴而并不了解拾破烂的整个群体,纯是萝卜难以做出一桌菜的,我得稳住,我得先到那些拾破烂的群体中去。

于是,我开始了广泛了解拾破烂群体的工作。这项工作我请了文友孙见喜先生给予帮忙,因为以前听他说过,他的老家村里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西安拾破烂。老孙也是商州人,好冲动又极热心,他立即联系在西安拾破烂的一个亲戚,并实话实说是我想去他们租住处看看。这位亲戚第一个反应是:贾平凹?是那个写书的吗?老孙说:你还知道贾平凹呀,是他,他想去看看你们。这位亲戚沉默了,说:他来看我们?像看耍猴一样看我们?!老孙说:不,他不是那样。这位亲戚说:要是作为乡里乡亲的,他啥时来谝都行,要是皇帝他妈拾麦图个好玩,那就让他不要来了。

老孙把这话转达给我,我想起了以前摄影界曾引起了一场争论的一件作品。那个作品是一个骑自行车人在马路上摔倒的瞬间,画面极其生动,艺术性非常高,但这个作者是为了拍这张照片,特意在马路上挖了一个洞而隐身于旁拍摄的。我告诉老孙:咱们虽然是为了更丰富写作素材去了解他们的,但去了就不要再想着要写他们,也不要表现出在可怜他们同情他们甚至要拯救他们的意思,咱们完全是串门。我们就去了,没有带笔记本,没有带录音机,也没有带照相机,而是所有口袋里都装了纸烟。

那是一个傍晚,我们按照老孙亲戚提供的地址寻去,没想在西安南郊城乡结合部的村子是那么多,这个村子和那个村子又没特别的标志,我们竟进入了另一个村子,这村子又有几十条巷道,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没寻出个眉目。去问路灯下那个蹴着吃纸烟的人:这村里有没有个叫tististis的租住户?那人说:满天都是星星,你问哪个?我又问:住没住拾破烂的?那人说:前边那条巷里都是拾破烂的!我们走进去,果然巷道里有许多架子车,有妇女在那里分类着破烂,而两个男的端了碗在门口灯下吃饭,苞谷糁稀饭里煮着土豆,土豆没有切,吃的时候眼睁得老大。我们问知道不知道个tististis的,只摇头,不说话。钻进一个院子,四边的房像个炮楼,几十户人家门上都吊个门帘,看着如中药店的药屉,老孙放声喊:tististis!有人揭了门帘出来倒水,说屋里有个病人哩,你不要喊。老孙说:我找tististis。那人说:这里没个tististis。

我们到底没有寻到tististis。但是,也就在那一夜,我们以找乡党为名,钻进了十多个院子,接触了十五六个拾破烂的人,看了他们住得怎样,吃的什么,大致询问了他们各自的进城的原因、时间和收入状况。他们大多目光警惕,言语短缺,你让他多说些,他说这有啥说的或说我不会说,哧啦一笑就躲开了。他们中没个刘高兴,这让我遗憾。还好,最巷头的那个院子里一个瘸子健谈,他接过了我给他的一包纸烟,拆开了就天女散花一样分别给站在各个门口的人扔去一根,扔去的纸烟没有一根不被在空中接住,然后就围过来说:吓,贵纸烟么!瘸子说他是老破烂,来西安十年了,院子里的人都是他先后从村里带出来的,现在他们村就叫破烂村。老孙说我们老家村里有个老者,儿子孙子里七个人当了兵,人叫老者是兵种,那你是破烂种了!没想一句笑话,站在另一个门口的妇女却说:他算什么破烂种,连个老婆还没有哩!说得瘸子顿时尴尬,领我们到他的住屋,一边拍打着床沿上的土让我们坐,一边说:我又不是没有过老婆,我是有过三个老婆哩,合不来,都是不到一年我就撵走了。那是肮脏不堪的十平方米的小屋,没有窗户,味道难闻。老孙翻人家的被褥,揭人家的锅盖,又把人家晾在床头木板上的几块干馍掰开来说霉成这样了还能吃呀,再就是在枕头底下发现了一本杂志。老孙说:还看杂志?他说:看么。老孙说:知道不知道有个作家……我忙制止了老孙,把杂志拿过来,杂志上却有一半张页粘在一起揭不开。问怎么粘成这样,他一时脸面通红,支支吾吾说睡下胡思乱想哩就动了手,又嫌弄脏了褥子,就……把杂志夺过去又塞进枕头下。我没有反感他,也没有说什么话取笑他。我问了他的名字,他说白殿睿,不是建设的建,是宫殿的殿。名字起得很文雅。

我记住了白殿睿,过后又去找过他几次。他已经是拾破烂中的老油条了,我拿给他一条纸烟,他要把他拾来放在床头的一扇铝窗送我,我没接受。他问我是干啥的,是不是记者,是记者了给他拍个大照片,登到报上多好。但再次去我拿了照相机,他却病了,拉肚子拉得躺在床上不得起来,拒绝了我给他照相。

而老孙的那个亲戚,我们再次联系,终于弄清了那个城中村的位置。这次同我和老孙去的还有一位美术教授,他有私家车,说他也想画画拾破烂的人。车一到村口,tististis已经在那里张望,穿了双皮鞋,但腿老弓着。老孙说:这鞋是拾的吧?他说:哪能拾到这么新的鞋,人家送的,本来要留给儿子的,你们要来就穿上了,有些小。却低声问:穿西服的是贾平凹?老孙说不是,用手指我。他说:个子不高么!我当然还是带着纸烟,但他说他把烟戒了。进巷道,入一户院门,后边是一座六层简易楼,tististis就住在顶层,而顶层一共七个房间,分别住了他的六家亲戚。他们都是才从街上回来,正生火做饭。我去每一家看的时候,他们也都是笑脸。后来我们就坐在tististis的屋里,屋里小得打不开转身,天又热,一股子鞋臭味。美术教授就待不住了,他说他下去转转,要走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美术教授是没在农村生活过,我生活过,我就脱了鞋坐上了床,问这房的租金,问他在哪条街上拾破烂,那么远的路早晨怎么去晚上怎么回来,就自己取了碗从保温瓶里要倒水喝。他脸上活泛多了,但回答我的话都是些通用话,比如,他说这租金合适,能接受。在朱雀门外那一带拾破烂,收入挺好。他有一辆自行车,早上带老婆进城,架子车都是存在收购站上的,日子比才来时好,日子会越来越好。老孙说:你不要那么正经,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胡谝!他说:还真胡谝呀?我说:胡谝!三个人就都笑了。我们就乱七八糟地胡谝了,他竟是那样健谈,虽然没有刘高兴说得那么形象,但拾破烂中的一些事记得很准确,一件一件连时间地点都说得清。我先还真会逗引,逗着他说,后来就完全沉浸在他的故事中,随着他的高兴而高兴,随着他的难过而难过。他老婆在门外炉子上做饭,进来说:你只排夸你出五关斩六将哩,咋不说你走麦城!你出来。他出去了,又进来说:老婆问你们吃了没,没吃了就在我这儿吃?我说:就在你这儿吃。他就对老婆说:在咱这儿吃哩,你去村商店买些挂面。我赶紧说:买什么挂面?做啥我吃啥。我就又问了怎么个走了麦城?他讲了三宗,一宗是他在建筑工地被人家打了一顿,一宗是被街上的混混骗了三百元,一宗是被市容队没收了架子车。饭做熟了,是熬了一大锅的苞谷糁稀饭,给我盛了一大海碗,没有菜,没醋没辣子,说有盐哩,放些盐吧,给我面前堆上了一纸袋盐面。筷子是他老婆给我的,两根筷子粘连在一起,我知道是没洗净,但我不能说再洗一下,也不能用纸去擦,他们能用,我也就用,便扒拉着饭吸吸溜溜吃起来。tististis一直是看着我吃,把那个风扇从床下取出来。那是个排气扇,吹过来的风是一股子,而且电线断了几处重新接上没缠绝缘胶布,我担心他触上了电,他说:没事。不停地转动着排气扇的方位给我吹。我把一大海碗饭吃完了,他说:够了没?我说:够了。他说:我估摸你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