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和女人的分裂，是语言和语言本身的断裂，极而言之的，也可以说是语言和思的断裂。

语言原本是思的脱颖而出。

这里，思不是思辨，即不是反思、后思、深思，亦即不是一种达到客体反观自身的认识方式。一旦变为这种认识方式，思就在思的单一的间接性中失去了混沌也失去了生命的张力。

思，毋宁说是把自己和世界、把人和宇宙作为一个整体来体验着的领悟。它是沉入的混沌，一切越出的可能性都纠结在那里。

在那里，新的生命正在悄无声息聚集中聆听着命运的召唤。它的真正脱颖而出永远连带着无法穿透的虚空。

但没有语言，思便纯然是一个不可言说的神秘。

语言就是表达，是思成形结胎的生命形式。

男人是思的间接性。他构造一个语言世界，在反思、后思、深思这世界中把握自己。这反思、后思、深思往往落入理性的矫饰。

女人是思的直接性，她的单纯的生命力在社会文明硬结的外壳下窒息、萎缩，失去思的本真。这是语言的失落所导致的思的失落。而反过来，思的失落才导致语言的分裂，语言的逻辑化与理性的工具化才成为世界的主宰。

因而，如果说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那么女人的独立取决于女人在思和语言的结合中获得独立的心灵世界和表达方式。唯有这种独立，才有与另一个心灵世界和表达方式的互答和融合。否则，一个空洞的独立同样是反自然，不过是另一种反自然罢了。在女权运动的旗帜覆盖下，我们看见了。

这就是男人和女人无论在生命的哪一种展示形式中都纠缠着的命运。强调差异是为了显示整体，显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生命。

四、生命攸关的表达

许多年了，在与时间和纯洁完整纠缠不休中，我懂得了沉沦，懂得了坠落，懂得了空间。我终于在文明的重压下舒展了我的身体，让生命的感觉像复苏的大地孕育的种子一样，充满期待破土而出的单纯的痛苦和欢乐。

女人，你原本就是如同陷阱、如同深渊、如同沼泽地似的用恶的无限性充实着的空间。或许只有回复到这样的空间，感觉、情绪，象征、隐喻，梦想、诗，永恒、瞬间，性爱、死亡，乃至悲剧……才在混沌的包容中获得了原初的、具有生殖力的意义。

它们都不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人的纠葛着的情结，是文明永远无法挣脱的原始的痛苦。

我是女人，我才能够说，在一个女人的思索与感觉中，所有这些问题已沾满血污，无可挽回地失去了男人的理性的纯正。因为它们已不再是逻辑或想象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不再是一种连续性的结果，而是在深深的沉落中变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每一个问题都连带着另一个，每一个问题都和原始性相关，每一个问题都在生存的困境中成为一种身体性的承受，在多种可能的界面上，它一旦超出承受的限度就可能搅成疯狂。

我无法诉说这种思索与感觉的沉重。

我无法诉说这种思索与感觉带给我的神秘的命运感。

但我必须表达。还是什么时候读书时抄在笔记本上的一节诗——“关于树叶的哭叫”：

在幻想的贫乏中，再没有比这更悲惨的

它们只不过是萦绕耳际的声音

存在于自身中，直到最后

这哭叫不为任何人所聆听

我一度已将这节诗忘记了。我甚至已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读什么书时将它抄在笔记本上的。现在它突然震撼了我，因为它表达了我此时渴望表达的苦恼。是的，不为任何人所聆听的哭叫是最悲惨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真的被别人听进，而在于它只是在体验的自我沉溺里萦绕在自己的耳际，从来没有变成过真实的声音。

于是表达成为生命攸关的，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我自己的经历中。

许多年了，我读悲剧，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到易卜生的日常生活悲剧；到梅特林克；到贝克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是那样全身心地沉浸于易卜生的日常生活的悲剧里，从《玩偶之家》到《培尔·金特》，从《罗斯莫庄》到《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我曾不能自已地告诉我的朋友：在中国，我不写易卜生，谁写？

这里无所谓对自己的褒贬，严格说，这只是表达着一种情绪罢了，一种从痛苦的经历中生长出来的弥漫着我的整个生存的情绪。

读易卜生，几乎用不着寻找迷人的内心世界，每一个瞬间都在心灵现实的收缩和释放中成为敞开的遮蔽。原始的冲动和超越的激情使铺陈着的日常生活笼罩着神秘的氛围，充溢着生命的张力。于是两种节奏一起搏动：一面是流逝着的悲剧性的日常生活，它散漫而无目的；一面是凝聚着的日常生活的悲剧性，它的无目的的目的性造成了一种自为的紧张感。

一个内心为纯洁完整、为时间性所纠缠的人怎么能不这样地感应着扑面而来的充满空间感的节奏，如同应和着一个共着生命的呼吸。

易卜生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在于他是用灵魂的呼唤将女人从熟睡或沉沦中唤起的。于是无论他的戏剧铺陈出怎样丰富的外部世界，触及何等敏感的社会问题，都有一个女人应和着他，用整个心灵的颤动透露出人的原始的痛苦和期待。这痛苦和期待是无对象的，即不是一个对象的存在。它就在那里。存在因它而真实，而变成可触摸的。

具体说，易卜生把人、社会、传统等外在的历史关系，全部转变成了人与自我的心理困境纠缠的界面关系，转变成了男人和女人缠绕着的命运。

在日常生活的思索和感觉，乃至每一个心理的闪念和滞留中，易卜生的表达几乎成为我的表达的前语言。

于是“易卜生”，成为一个可以让理解拼命渗透的领域。

许多年了，不，应该说是整整一生，我都在倾听着诗的呼唤。

我几乎是在诗中长大的。

我的父亲为诗而受难，也用诗鼓动自己生命的风帆，在死亡的海洋上漂泊，直到黎明。

在监狱里他为我、为孩子们写诗，因为没有纸和笔，只能反复地吟诵，吟诵到能将整首整首的诗背下来。出狱后，他就那样一首一首地读给我听。我是在诗中记住父亲的声音或在父亲的声音中记住诗的。

在孤独的生活里，他用诗为我幼小生命承受的苦难寻找欢乐，用诗给我阳光，给我一片想象的蔚蓝，给我飞翔至死的祝福。

我渴望写诗。

我寻找着，许多年许多年。

我终于写诗了。

因为生命有多么奇妙，在哪一个瞬间，它才使你骤然落入时间的断裂处。于是整个喧嚣的世界仿佛退隐了，消失了，周围是如地心般的炽热、混沌，只有心的跳动展示着生命的活力。但它仿佛不再被时间所羁绊，也不再为时间所托负。你能感受的，只是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你在莫名的躁动和挤压中全身心地体验着难以言说的孤独，体验着由孤独延伸出的使整个生命都紧张地聆听般的期待——期待无中生有，期待获得一种表达，期待在一次面临深渊的冒险中发现自然和人的奥秘，期待把自己的生命体验辐射为一个新的世界。

我写了，我把纷扰的情绪变成一行行诗句。我的诗纯然是女性的，但它分明包含着一个超出女人的视野。我写“期待”，写“命运”，写“坠落”……就像我用其他的文字形式写“错位”，写“期待的无语”……

如果易卜生的日常生活的悲剧是一个可以让理解拼命渗透的领域，那么，我的诗则可以摊开一个渗透着理解的世界。它在这里同样是我的表达的前语言。毋宁说，它也是我的自我救治的一种形式，为了走出情绪的沼泽，为了从语言的覆盖和命定的遗忘中挣扎出每一点生命的可能。

1988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