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缙等人惊奇，实在是因为日本对大明的态度变化太大，用前倨后恭都不能形容了，准确的讲是前狂后跪。

早在洪武二年，朱元璋派杨载出使日本。

国书中明确提到：“宜朝则来廷，不则修兵自固。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王其图之”。

然而，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南北朝时期，杨载等人在九州岛上岸，国书便落到南朝实际掌权者怀良亲王手中。

他非但没有臣服，反而杀了使团中的五名随员，又把杨载扣留了三个月才放回。

且在回信中说：“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吾何惧哉。“

翻译一下就是：“你过来呀！”

朱元璋见信之后，差点没气出脑溢血，当即就要发兵攻打日本，却被刘伯温劝住了。

后者给出的理由主要有：路途太远，费钱；必有伤亡，不值；语言不通，难管；弹丸之地，太穷。

朱元璋听罢，觉得很有道理，这才放下报复的念头，且在洪武三年，再次遣使前往日本。

这次，大明做了较为扎实的准备，选莱州同知赵秩出任使节。

因山东沿海是倭乱重灾区，以赵秩为正使可以胜任交涉倭寇事宜，而且国书上的话，也委婉许多。

这次出使相对顺利，怀良亲王对大明的态度有所转变，派出使节奉表称臣，进贡马匹等，还把被倭寇掳掠的大明百姓送还。

日本来朝，朱元璋是很欣慰的，但两国邦交并未确立，因为明使一直没有见到正牌的“日本国王”。

所谓的怀良亲王也只是地方首脑，不能代表日本朝廷，且无法制止愈演愈烈的倭寇活动，令朱元璋大失所望。

而到洪武二十年，宁波卫所指挥林贤被捕，查出他与胡惟庸有交集，牵扯出日本使者瑶藏主有资助胡惟庸谋反的嫌疑，令朱元璋对日本十分厌恶，断然中止一切往来，且全力实行海禁政策。

一晃几年时间过去，到大明洪武二十五年，日本南北朝统一，室町幕府成为支配全国的统一政权。

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也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出家为僧，让位于子足利义持，却仍掌握实权。

原本的历史上，便是足利义满于公元1401年也就是大明建文三年，遣使赴明，在国书中奉大明正朔，称臣纳贡，建立贸易关系。

到朱棣即位后，确立了勘合贸易的明日官方贸易关系，且持续近一个半世纪之久。

而足利义满死后，大明还赐了一个谥号——恭献，他也就成了大明恭献王。

至于足利义满为何要一改国策，不惜背上“卖国贼”骂名也要向大明称臣纳贡的理由也很简单，赚钱，不寒碜！

当时的室町幕府将军权威不振，足利义满认为原因有两個，其一是幕府将军没有自己的直属部队；第二是财政收入不高。

第一个问题，他组建属于自己的部队。对于第二个，就要发展对外贸易了。

那个时代，地理大发现尚未全面展开，能与日本贸易的只有大明、朝鲜、琉球、安南等国。

而这些国家，全都奉大明为正朔，日本要想发展外贸，不获得大明的准许是不可能的。

正是有这些客观原因，本次出使才会取得巨大的外交成功。

解缙、铁铉等人不知其中的细节变化，脑子里对日本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年乃至十几年前，自然惊诧万分了。

朱爽早有预料，显得风轻云淡。

“足利义满，还没退位吗？”

“呃，听使团讲，他已于去年末出家，把将军之位让于儿子，不过仍掌实权，整个日本也都只认他是征夷大将军。”

朱爽点点头，惯性思维不是一时片刻能转变过来的。

如他从西安府带过来的一些老人，私底下仍叫他秦王，以跟后来者区分。

“国书何在？”

“在日本使节手中，殿下可要接见？”

“便由礼部选定吉日，宣日本使节觐见，递交国书吧！”

“臣，遵旨！”

任亨泰说罢，又急忙离去，准备日本使节称臣纳贡的仪式去了。

一旁的解缙这才说道：“这日本国，莫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怎么突然就称臣了，不会有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