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军队英勇抵抗，用生命和鲜血来保护着每一寸阵地，取得了“庙行大捷”，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和重大的伤亡。

日军又开始了老一套，以和谈的名义拖延时间，然后加紧从国内增兵。

2月28日，由英国人做东，中日双方谈判代表在英舰“肯特号”上举行非正式停战谈判。

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是顾维钧和19路军参谋长黄强。

日方代表是对外交不算外行的野村吉三郎和日本首相特使松冈洋右。

在这次谈判过程中，顾维钧主动提出，中国军队可以从现防线后撤40里，但条件是日军也必须从租界和现有阵地退出。

由于战场上实在没捡到什么便宜，野村起初对这一提议倒也没觉得太吃亏，只是面子问题要紧，坚持中方先撤，他们才能后撤。

一下船，野村就后悔了。

眼前这种战场状况，就算中国军队先撤，日本方面也已脸面大失。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打不过中国人才“乞降”的呢。

况且，我们还有王牌在后面，那就是即将到沪的白川大将和更多的援兵。

得出的结论是：这事不能干。

可是在谈判桌上，已经亲口答应人家了。

不要紧。看清楚了，这是“非正式停战谈判”，又没签字画押，能赖就赖，能拖就拖吧。

于是，“肯特号”谈判结束后，野村和松冈全都自动隐身，到哪里都找不到人了。

双方达成的口头协约自然也成了画饼充饥。

第二天，他们日思夜想的大救星终于来了。

实际上，在日军调兵遣将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在从国内调兵，准备前往上海地区增援。

第47师（上官云相师）、第9师（蒋鼎文师）正向上海移动，第1师（胡宗南师）已接近长江北岸。

这位说了。人家日本的军队说派就派。

虽然隔着大海，一个命令下来，没几天工夫就能登陆上海滩，怎么就你们这三支部队迟迟缩缩，都到家门口了，还不能过来参战？

客观的原因，是由于双方军队的机动化能力和水平不在一个档次。

更客观的原因，则是由于我们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或曰制江权）都不在自己手里。

没了制空权，天空就变成了日机的天下，上海周边的交通完全堵断。

你想啊，日本轰炸机连难民都不放过，何况是行军中的部队，这就导致军队运输非常困难。

上官云相师和蒋鼎文师虽然早就出发，但大部分时间只靠两条腿走路。

原因就在于沿途多段铁路线都被炸残，根本不能使用。

就这样，很多时候白天还不敢走，就是走也走得胆战心惊，怕被飞机炸啊。

胡宗南师则更为尴尬。

由于中国海军压根没参战，别说大海，连长江都一道丢给了日本海军。

自家海军不帮忙，渡江部队头就大了。

先不说日本海军早就把长江封锁了起来，声称一旦有中国军队通过，就要发炮阻击，光是找船就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

要知道，一个整编师人不算少，可不是一条两条渔船就能解决问题的。

长江，那时候叫“天险”，江面上可没有如今这么多大桥等你去闲庭信步。

除非你会飞，要想轻而易举渡过去，可没那么容易。

因为这个原因，三支从不同方向赶来的中国援军就算听到上海这边已经打得翻了过来，也只有干着急的份。

他们能采用的唯一办法，就是先保全自己（如果一无遮拦地任日机这么炸着，就算能在最短时间内赶到上海，师的建制恐怕也只能变成旅或者团了）。

然后趁日本海空军不注意，把部队分成一股一股，悄悄“溜”过来。

2月27日，上官云相师用这种“笨办法”，其前锋1个团最先到达上海近郊黄渡。

而此时，2月29日，新任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乘坐“妙高号”巡洋舰到达长江口的第一停泊点。

与此同时，日军从国内又调派了陆军第十一师团、第十四师团，总兵力增至9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战斗力骤增。

这次来的大将叫白川义则。

这个家伙可不是小鬼子，而是老鬼子了。

此时已经60多岁了，千里迢迢大老远来到上海，还想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露一手。

让军界的那些家伙们看看姜还是老的辣！

其实白川义则苦熬了这么多年熬到大将，也是相当的不容易的。

白川义则1869年出生于日本爱媛县，幼名精一郎。（瞧这名字起的！）

曾就读于松山中学，但因为家里穷读到一半就辍学给县里当仆役，三天就因为受不了窝囊气而辞职。

回到乡下当小学代课老师，父亲死后家里越发穷困，他想谋个前程。

后来去考不要学费的陆军教导团，说是身高不够差点刷下来，不知怎么就混进去了。

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毕业后授予步兵少尉军衔。

后来历任近卫工兵中队附，步兵第21联队附。

1894年7月24日陆军大学校第12期中途退学，以陆军中尉参加甲午中日战争。

1896年2月29日陆大复校，毕业后晋升少佐。

后任第五师团步兵第21联队大队长，率部参加日俄战争首山堡攻击战，并一起突入俄军阵地。

战斗结束后本队死伤的只剩下5人，而他却在枪林弹雨中毫发无伤，因此以勇悍闻名。

1905年3月提升为13师团参谋。

白川义则穷人家庭出身，在军界没有背景，唯有靠战功来晋升。

但是晋升太快未免遭受同行嫉妒。

这家伙也是狡猾大大滴，有了战功之后，请求到机关工作。其实就是熬资历。

在陆军省人事局课员，熬了四五年，1909年9月晋升大佐，任步兵第34联队长，终于混到了大佐级别的高级军官。

1915年8月10日晋升陆军少将，1921年3月任第11师团长，1922年任陆军次官，后兼任陆军航空本部长，1923年10月任关东军司令官。

成为关东军司令官后，这个老鬼子开始了在中国东北搞事情。

在东北的奉系著名爱国将领郭松龄反奉起兵后。

日本关东军于12月7日奉白川义则之命迅速由铁岭、辽阳、海城等地集结于奉天府警戒，并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

其实背后里联合张作霖。郭军与奉军展开激战。

日军一方面以80架飞机，携带重型炸弹实施轰炸，配合奉军正面战场。

一方面以“南满附属地不得干犯”为由阻止郭军前进。

同时乔装奉军从左侧压迫郭军，并掩护奉军骑兵抄袭郭军后方。

郭军遭到惨败，可惜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郭松龄就这样败在张作霖和白川义则的联手之下，最后不幸丧命。

而白川义则成功地将关东军部署至奉天等东北大片地区，同时也开创了关东军不顾日军中央的指示，独断专行的先河。

1925年3月晋升为陆军大将，当时的首相是田中义一。

在他还是穷孩子的时候，田中曾住在松山他家的隔壁，两人没少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仍过石头骂过架，还是白川他妈妈把两人劝开的。

没想到几十年后大家都混成帝国高官了，田中看见他强颜欢笑。

心里还只嘀咕，这家伙不是当年那个丢我石子的小破孩嘛。

由此可见白川义则这个老鬼子在日本军界的人缘不咋地。

连首相都是暗自鄙视这个来自穷苦家庭的没有教养的家伙。

此后关东军一手制造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

一时间，日本军政高层大哗。

田中首相再次要求白川义则扩大惩处肇事人的范围，白川义则以提出辞呈相挟。

最后田中内阁宣布倒台。

白川义则也辞去陆军大臣一职，两败俱伤。

在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后，日军妄想速战而控制上海，但没想到遭到中国驻军顽强抵抗，下不了台。

担心收不到场的昭和天皇在1932年2月25日任命他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让白川出马也是没办法。老的不愿上，小的不能上，就只有他了。

这么大年纪还惦记着为国效力，而且不计较名利得失，从小日本的角度来看，这人可真够意思。

可惜白川义则来了就回不去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