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抵抗到了最后。记得是13日的早上胁坂部队从光华门进了城33联队则越过挹紫金山江门进去了。
扫荡战一直在进行。扫荡战也殃及到了普通百姓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那时候有俘虏收容所我们抓了人就往收容所里送。地点在长江岸边外面有士兵监视着。那是在长江岸边。对岸有重机枪守着一有东京马上就能“嗒嗒嗒”也就是马上就能射击。这是各大队都做过的事。
出水荣二
1914年3月生
南京战时第3师团步兵第68联队第2机枪中队
2oo1年5月采访
我是昭和1o年(1935年)的兵。8月2o日从名古屋乘海军的巡洋舰出港23日抵达扬子江支流黄埔江从那儿登6。1937年12月进入南京。
(俘虏也)同样是人很可怜。毫无疑问对方的士兵也珍惜生命。对方也是服从命令。杀俘虏时也有人说“赶快杀吧”。
[问了有关海牙条约的问题]那样的教育日本的军队没有只说“当俘虏就是死”。抓了俘虏是杀还是怎样都没有办法。我没干过但看到过砍中国俘虏的头。中国人有的在砍头的人面前伸出脖子的有的怕死央求的还有被活埋的。日军进去的地方哪儿都有砍头、刺死的事。
[出示了遭屠杀的尸体群的照片]平民、女人都有各种各样因为是战争所以没有办法。不杀的话就被杀当然是什么都干。即使攻陷了南京南京的周围还有敌人。必须把他们都杀了。要不我们就将被杀。
所谓征就是去偷。自己没有吃的就去偷中国人的东西。那时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谁反抗就杀。想要的东西都去偷。强*奸女人的家伙也有。对方的女人脸上涂了锅底的炭。即使是满脸漆黑但年轻的马上就能看出强*奸的人也有。我们部队是不管男的女的抓来了就让他们拿行李。人数不确定都老实地跟着。
青春时代被战争剥夺了因为是天皇的命令毫无办法。那场战争不是圣战。进入了中国的领土那是侵略战争。没有想转告给年轻人的东西。不想说这场战争的事。我认为是侵略战争不能有第二次杀人的事不愿跟儿孙们说。那个时代天皇的命令是绝对的所以没有办法。现在天皇是装饰品不是什么伟人。
德田一太郎
1914年6月生
南京战时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2大队
1999年8月采访
我于昭和9年(1934年)接受召集合格在入伍的同时马上出去满洲接受了现役训练。最初到的是泰安镇在那儿待了半年左右。不方便的地方是没有电和暖气。还要时常去讨伐土匪。
初夏时节我们乘公务船回来以后暂时在久居的联队12月以上等兵退役。
昭和12年(1937年)7月7日“支那事变”后的8月25、26日前后天气非常热我接受了第二次大动员的召集。那时我26岁还没有结婚征兵的红纸就到了。
我亲眼看到过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在太平门看到屠杀我自己也直接参与了。在到南京之前我就看到过一个军官让3个支那人面朝江坐下从后面用军刀将他们的脖子砍了然后将头“嗵”地扔进前面的江中。支那人不懂日本语但那时大概也明白“不行了”吧。
忘了是在往南京途中的哪个地方的战斗有个村庄好象有**的兵在上面来命令说：“不管是否负伤将**的兵全都杀了。”所以就把那村庄点火烧了从身后冒起了浓烟里面传来婴儿“哇哇”的哭声。
回国以后的一段时间了当年的事情常常在梦中浮现回想起南京的事就怎么也睡不着。妻子听到了我的呻吟就问我：“他爸你怎么了？”梦的内容是大群的中国人向我袭来的场面。我明白因为自己杀了中国人所以他们在梦中袭来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是干了非常残酷的事。想去看看现在的南京但很害怕实在去不了。
到现在东京都的石原慎太郎知事还在说没有过南京大屠杀。我认为石原慎太郎是在“胡说八道”。南京大屠杀是根据日军和政治家的命令生的我们直接参加了所以不是谎言。我不相信政治家他们害怕把南京的事实公开出来说给学校、历史研究者和老师们听。我到了这样的年纪如果说这样的话也许有什么人听到所以害怕说不出口。我有儿子、孙子更加不能说。
回顾一下自己参加的战争战争是不应该有的。但当时是没有办法在天皇的命令下为了国家去干以为是当然的事。现在想来现在孙子生活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当然日本把满洲、韩国当做殖民地的事都可以说成是侵略战争。德国把这些事都如实地告诉了年轻人而日本却什么都不说。
鬼头久二
1916年8月生
南京战时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1大队
1999年1o月、2ooo年9月采访
昭和11年(1936年)1月1o日我进入了久居的33联队开始了现役生活。昭和12年(1937年)战争开始了。我们作为现役军人在9月份直接去了中国。到句容后经过汤水镇来到了南京。
扫荡的时候是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如现女孩子当场就给强*奸了。女孩子们大概都躲在床下或窗帘后边。被现的时候不知是害怕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没有反抗。因为没有受到宪兵队的组织所以可以随便干没有限制。女人们脸上都涂着墨水之类。想不起来自己强*奸了多少女人只有一件事有印象那是抓到逃跑的母女俩时母亲说女儿还小所以求我们只对自己来我说了句“笨蛋”把母亲推开了。干的时候是两三个人一起干。干的时候当然觉得不好也想过如果日本被占领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女人被强*奸该怎么办。但是当时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所以趁还活着的时候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这跟天皇的命令什么的没有关系。这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我在南京当然有过强*奸的经历并且是不分场所有很多空房子就在空房子里的床上干。平时也拿着米去向母亲要女儿。还有有的女人是自己从难民区走出来用自己的身子换大米。米是我们自己吃的大米一回给装满一只袜子的量(相当于五合[日本的计量单位一合约o.18升。])。不是在南京城而是在南京郊外如果被宪兵队抓住的话比较麻烦所以就杀死了女人。我是只在扫荡时进城的也杀过人。从这些事情来看我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有过的我认为是干了坏事。
小竹严一
1915年12月生
南京战时第16师团辎重兵第16联队第1大队
2ooo年11月采访
我在昭和12年(1937年)初接受召集加入了京都的辎重16师团。半个月后在信田山成立了小队接着成立中队然后编成大队乘上了船。我们最初去哪儿都不知道没人告诉我们。那条船乘了有好几天。支那事变开始时在上海附近登6是个热天大概是8月。下船时敌人的炮弹像下雨一样落下来伙伴中有人中弹了。因为是战争只有往前进。那是一场激战。我的运气特别好没中一颗子弹。在占地要是听班长、分队长、中队长等上司的话就没命了。他们说他们的我们士兵想我们的自己的命自己来保。在国内我是号手所以与中队长一起行动。在那儿把敌人消灭占领以后退到后面休养一个月。如果没有现敌人那就一个月两个月连续战斗在占领以前得没白天没黑夜地战斗。休养的时候有露宿的也有在老百姓家睡觉的老百姓家里有人的话也害怕得逃跑了。中国人很老实。
去过南京、徐州、杭州。以中队为单位前进但分队各自行动。战斗时以分队为单位。
征的时候看到女人被士兵追着到处乱跑。士兵中有一班人都干过。干的时候不分例外不管是路上还是哪儿。在南京是先往普通人家里“砰砰”地打枪往里窥视。中国人有的在家中畏缩地躲着有的躲在草堆中有的躲在墙后。只要看到动的东西就“砰”地一枪。中国人一逃就开枪。叫声“喂”“砰”地一枪对方就扑通倒下了。路上尸体重叠着躺在一起不踩着尸体就无法前进。看到过处置俘虏他们成群结队地在一起。扬子江上到处是尸体。从上海到南京粮食很紧张家里人寄来很多东西但送不到第一线找吃的东西很辛苦。所谓战争就是争夺国家争夺生命。糊里糊涂就没有了命。因为是在敌区今天有命不能保证明天也有所以当然就乱来了。从上海到南京时进攻度很快有时就光嚼萝卜没吃没喝。饿得要死。这些都不想跟年轻人说了。
谁负“南京大屠杀”的责任？
３４万中国无辜的男女老少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几十亿美元的财产遭到日军的破坏和掠夺这样滔天罪行和暴行当然每个直接犯罪者都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先日军士兵和军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普遍地杀人和强*奸。我们前已提到随军记者小俣行男的报导∶“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另有《每日新闻》社的记者铃木二郎出席“东京审判”为“南京百人斩竞赛”作证明时说∶“在城内扫荡残留的中**人。如果捉到军官就绑在杨柳树上教新兵射击及劈刺的方法当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让他坐在坑前砍头。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刺中国兵。”世人多熟知的两位“杀人竞赛”日军向井敏及野田岩两少尉在入句容县城（距南京２o公里）时即分别杀死我无辜平民７８和８９人当两位抵达南京城外紫金山时已分别杀至1o5和1o6人之数但两人相约杀至15o人为止。这两位“杀人魔鬼”的竞赛为东京报纸所赞扬称之为勇士。但“杀人竞赛”之主凶为田中军吉大尉以其“宝刀”砍死中国人３oo余人惜尚未为世人所周知。事实上所有来侵略的日本军官都是“杀人犯”极少例外。田中、向井、野田三位日军官仅是比较特殊的例子。曾来纽约参加北美廿世纪中华史学会主办的七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会的前日军第十二军军曹冢越正男在会场上痛哭流涕地说∶“当上了下士官变成了拥有二十六名部下的骑兵分队长而且被允许佩带日本刀。佩有日本刀具有什么意义呢？变得想杀人有一个叫试新刀的斩项目。”冢越说他在中国四年多共杀死1o6个中国人。凡是被派到中国战场的排长必须当众通常是团长营长和连长的面前以其战刀砍杀中国俘虏否则便无资格作排长。请见最近在美出版颇引起读者重视的库克夫妇所著之《战争中的日本——口述历史》。最惊人的莫过于中岛今朝吾以中将师团长之尊在南京当众以中国俘虏试刀砍下战俘两人的头颅其怂恿部下之任意屠杀我无辜百姓当可想见一斑。派到中国战场的新兵需再经三个月的训练始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最后一个训练节目就是以刺刀刺死一活人。
由此可见“南京大屠杀”不是孤立现象日军在华暴行屠杀和**并未因“南京大屠杀”使举世震惊抗议而终止或真正收敛。其次残暴为日本军事训练之核心。日军以严格纪律、打骂、生活干扰、个人尊严之摧残呆板的阶级制度造成无条件的服从使下级或士兵接受任何命令不仅来自上级或直接号施令者更认为所有命令皆来自大帝国的最高峰最高统帅天皇本人。日本之残酷和轻生与其地理环境、文化、及封建制度也是不可分的。“大和魂”（日本民族精神）的思想灌输了每个士兵培养其使命感及为“大和民族”的自负感。中国受帝国主义数十年之凌辱尤其是甲午战争使日本人对中国人普遍轻视。３o年代日本以纳粹希特勒为师增强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在“南京大屠杀”中很多日军官兵称中国人为“清国奴”任意杀戮。正如宫崎县的一位士兵记录所说∶“杀一个支那人在我们就如杀一只猫或狗一样”；梅奇牧师所说∶“日军像猎取兔子一样在街上射杀中国平民”；郭岐营长所说∶“敌人视我同胞之生命简直不如一虫蚁了！”复次掠夺与征收也与“南京大屠杀”有关。日本对华的七十年侵略就是抢掠。在战时国家有计划的侵略掠夺与个人犯罪的抢劫就混而为一了。日军２o万自上海和杭州湾向南京进攻交通破坏部队分散粮食无法补给乃实行“就地征收”。如日军一排长曾根一夫所述他们的部队自距上海三十公里的太仓开始即“就地征收”维持生命。征收成为各部队的主要活动经常进行迅即演变成为抢劫、强*奸、焚烧及屠杀。曾根并说∶那时已有一部分部队采取“三光作战”“即对敌人不分军民全部的杀光将财物资源全部抢光将人民居住的市街、村庄全部烧光。”最后“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责任问题马吉与田伯烈在东京审判作证时都认定大屠杀系在南京战地指挥官与东京统师帅部完全知悉与同意下进行的。贝德士在作证时更说∶“在这秩序混乱的七个星期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惩办这些士兵犯罪行为的情况更谈不上有人受到处分了。”按着上述东京审判所获的日军命令所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部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则２o万进入南京的日本官兵从上到下几乎全是犯人应对“南京大屠杀”负责。但是日军是层层节制阶级服从迄止日本战败维持不变。
中外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命令来源多追溯至1９３２年上海事变祸之一后任日本6军部军务局长田中隆吉少将在其1９４８年东京新风社出版之《被割断的历史∶战败秘话》中所作的回忆。于1９３８年４月曾在朝香宫指挥下的“上海派遣军”任情报主任参谋的长勇中佐（后调任第七十四联队长晋升大佐）对田中夸口说是他擅用军司令官的名义下令屠杀俘虏∶“由于在杭州湾登6的柳川兵团推进神大约有三十万中国兵被切断了退路他们丢下武器向我投降。要处理这么多俘虏粮食方面是个最大的问题。我立即擅自向所属各部队出命令∶应全部杀掉这些俘虏。我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通过无线电讯传达了这项命令。命令的全文当即烧毁。由于这一命令大屠杀开始了。”我们对田中和长勇的话实在难以相信。以区区中校竟敢擅自代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令而且是口头命令恐在任何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都不可能何况可谓当时世界上最讲阶级服从的日军。另据第十六师团一位炮兵观察班长泽田正久的证言∶“俘虏数目一万左右遂报告军司令官司令部命令立刻予以枪决。”这个命令显然来自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因为泽田还批评他说∶在五个月前在东京听饭沼演讲时他还讲应该善待俘虏今却说∶“应立即予以枪决”。参谋长是幕僚为主官出谋划策处理日常工作如此关系成千上万的俘虏的生命问题他既无权也不敢擅自处理。参谋长当然可以代主官下达命令可是处理这样重大问题绝不能作主。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为日皇裕仁的叔父于1９３７年1２月２日始被日皇任命继松井（晋升为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而于1２月5日赶至前线就职他势必与各师团长经常以电话电报联络就近指挥。另据第十六师团第三十八联队副官儿玉义雄的回忆（连同泽田正久之回忆均载于亩本正己所著《证言∶南京战史》（5）1９８４年８月份《偕行》杂志）∶“当联队的第一线接近南京城一、二公里彼此正在混战时师团副官以电话说是师团命令∶‘不能接受支那兵的投降并予以处置。’……师团长中岛今朝吾这个命令我实在无法接受我曾对参谋长及其他参谋建议过几次但未能获得其同意所以我也有责任。”第三十八联队长助川静二大佐在证言中说屠杀俘虏的命令是师团长所下的。中岛师团长在其1９３７年1２月1３日的日记（《增刊历史与人物》中央公论社1９８４年1２月）说∶“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屠杀）之……据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ooo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中队长处理掉1３oo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的约有七千到八千人而且俘虏还在不断来降。”上海派遣军的第十三师团属下之山田支队（即第六十五联队）于1２月1４日在南京东北幕府山附近获得中国俘虏1４ooo余名。经山田少将支队长上报请示处理办法军部三次向东京大本营军部请示第三次复电为“按照军司令部的责任去干”遂有朝香宫司令官及师团长所下达的一连串“处理掉”的命令该批俘虏延至1９日上午始动员予以全部杀掉。
“南京大屠杀”中杀我军民最多的是第十六师团。其次是第六师团。第六师团是属于自杭州登6的第十军。其军司令官是日军皇道派支持1９３6年“二二六”政变的三将领之一的柳川平助中将（1８７９——1９４5年）。他在杭州湾登6的演说中曾说∶“山川草木都是敌人。”该军“军参谋长的注意”有“对支那老百姓的注意”一项∶“在华北尤其是上海方面的战场一般支那老百姓纵令是老人、女人或者小孩很多干敌人的间谍或告知敌人以日军的位置或加害于日军的单独兵等等有这样的实例故不能粗心胆大需要特别注意尤以后方部队为然。如果现这些行为不得宽恕应采取断然处置。”（见藤原彰∶《新版南京大虐杀》东京岩波书店1９８８年）。柳川第十军的随军记者乃说∶柳川兵团的进攻之所以如此迅是因为在官兵之间有“可以任意掠夺、强*奸的暗默谅解。”柳川麾下的第六师团其师团长谷寿夫中将为中**事法庭因“南京大屠杀”而判处死刑的最高将领。他本人就是罪魁。如同第十六师团长中岛谷也亲自用军刀杀人他本人强*奸中国妇女十余人。第六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曾在该师团司令部看到一份上级传达的命令∶“不容许**的暴虐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难怪该师团进入南京后立即屠城。“南京大屠杀”时期的侵华日军最高统帅松井石根大将于战后经东京审判以“南京大屠杀”罪行责任与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处绞刑。松井于1９３７年1２月７日出“南京城攻略要领”之作战命令∶即使守军和平开城日军入城后也要分别“扫荡”。对战俘问题未提只字。在“扫荡”的名义下不仅可屠杀战俘和散兵（日军称之为“败残兵”或“便衣兵”）亦可屠杀平民。南京沦陷第三日（1２月15日）松井再出作战命令∶“两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在各自警备地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收集隐匿之武器与军需器材扫除战场。”所谓“扫荡败残兵”意即屠杀战俘与散兵（见李恩涵∶《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责任问题》载于1９９o年5月《日本侵华研究》第二期）。松井和各师团长的“不要接受俘虏”“枪毙俘虏”甚至“难民”的命令已昭然若接。事实上松井入城后（1７日）山田支队在幕府山所获之1４ooo余名俘虏于1９日上午才动员杀掉。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即进驻南京一直留到翌年1月。同时1２月２1日第十六师团接替第六师团担任南京城防不但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未能如日驻南京副领事田中及梅奇牧师所期望的减少而且更行加剧第十六师团成为在“南京大屠杀”中屠杀我军民最多的部队。日本上海总领事馆获悉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报告东京外交部。该部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在其1９３８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着∶“上海来信它详报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掠夺、强*奸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这就是‘圣战’和‘皇军’的真面目！”（见陈鹏仁译∶《石射猪太郎回忆录》台北水牛图书出版公司1９８７年。）石射自那时起便称之谓“南京大屠杀”并提出于三省（6、海省及外务省）事务局长会议警告6相和外相予以制止。“南京大屠杀”当然不可避免地在1９３７年11月２o日设立的“大本营”会议上讨论。大本营的联席会议相、6相、法相、外相、参谋总长等及各部门次长和局长都出席的会议内容由相亲奏天皇同时6相及参谋总长经常不通过相、直接上奏天皇。日本重大问题之最后决策均操于天皇之手。裕仁对进攻南京极为重视支持军部及内阁之主战派扩大对华侵略战争密切注意南京战事之进展何况十天前他才派他的叔父朝香宫接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翌年２月２6日裕仁亲自召见松井石根、朝香宫及柳川平助对于他们之攻克南京予以嘉勉并各赠一对镶皇家菊花的银瓶为奖。毋庸置疑的裕仁对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远过这三位受奖的现行战犯。
结语
裕仁天皇是富有现代知识的人在未继位前曾漫游欧洲特别向往英国社会及皇族应该了解近代英国标榜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公法的存在；也无须重温日本为签字国之一的1８９９年海牙第二公约和1９２９年的日内瓦6战公约。裕仁天皇和普通日本人都会明了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和非战斗人员是应该予以保护绝对不可杀戮的。否则日本政府及军部为什么一直对日本人民隐瞒“南京大屠杀”呢？
可以看出日本人在没有相应的实力的时候他们是采取一种迷惑的手段来学习和改进自己一旦觉得自己的实力足以挑战任何一个他们野心的对象就会揭下他们的伪装暴露出真实的兽性所以对我们来说时刻保持对日本的警惕和战备时刻将他们设置为我们的假想敌。时刻牢记他们是我们的仇敌时刻牢记这些人处心积虑要推翻历史的兽行。
中国要想不被别人欺负先就要牢记历史牢记用武力来保卫自己不要去搞那些噱头了！
点击察看图片链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