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程的列车上，刘科长看我在拘留所外面一句话唬住了王志芬，便让我再帮忙给她“做做工作”。我说要做工作大家一起做，但他借口和王志芬“不对路子”，拉着张耀武跑到餐车去了。

我明白，他俩长期和王志芬打交道，早就相看两生厌了。加之一直对银行给王志芬的优待不满，真说起话来，难免带有火药味，便随他们去了。

车厢里没几个乘客，我找话头和王志芬聊了起来。

我之前点破了她的心事，王志芬也就不再向我隐瞒什么。上来便一个劲儿地问我，她这次拘留会不会给儿子进银行工作带来麻烦。

我心中好笑，但也不好表现出来，只好半开玩笑地反问王志芬：“银行对你这么不好，你也和它打了这么多年官司，怎么还让你的宝贝儿子进银行工作？不怕他走你的老路啊？”

“那不一样，我儿子进去是正式职工，又不是合同制，怕什么！”

“你儿子连笔试都没过，银行凭什么录他当正式职工？”

“警官，这里面肯定有黑幕……”王志芬一副神秘的样子。

“哟，黑幕你都知道，说来给我听听？”我故作感兴趣地追问，其实心里烦得不得了。这世上有种人，只要别人得了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便会归因于种种黑幕。

王志芬开始细数自己听来的各种小道消息，什么笔试考第一的是市里王市长的侄子，前年银监会陈秘书的儿子没参加考试就进了xx银行，还是正式编制，等等。

我听得有些不耐烦了，对王志芬说：“这种事情你要是真有证据，就直接去有关部门举报，或者去媒体曝光，怎么能指望这种捕风捉影的消息给儿子找工作？”

“他们靠着手里有点权力就胡作非为，都是大学生，凭什么他们的孩子一毕业就有正式工作？我儿子就得在家里蹲着，这社会也太不公平了吧？”

“你的意思是，把你的儿子也安排进去，这个社会就公平了？”

“他们的儿子能安排，我的儿子凭什么不能安排？”

我觉得没法继续和她聊下去了，打算换个话题劝她两句。

“这几年，单位对你的照顾也够周到的，现在你要钱有钱，要闲有闲，也年过半百的人了，在家享享清福多好，还出来闹个什么劲呢？”

王志芬看看我，愣了一会儿说：“一套房子值多少钱？他们给我的这点钱算什么？”

“你当年不是银行的正式职工，又领了房改的‘周转金’，按道理这房子确实没法给你啊。”

“那黄xx他们怎么就能买？他们当年也和我一样是合同制！”

“我不是说你不该反映问题，你按照程序一级一级信访，谁也说不出个‘不’字。不过，咱实话实说，如果他们真是违规拿的房子，查了他们就能分给你？”

王志芬不说话。

“三年前跑到省政府去放鞭炮，这次又扬言到国家信访局门口绝食，你这明显不是反映问题的做法嘛。”

听我这么说，王志芬叹了口气。

“警官，恕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这年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你不闹，哪个把你当回事儿？”

“你就不怕闹过了火，真和单位撕破了脸，现在的这些‘优待’也被取消了？”

“你还别说，开始我还真怕过，但我后来发现，我越是去告状，他们越怕我，现在逢年过节，领导大包小包拎着东西来慰问我。你看我们单位那个姜xx，和我一样的情况，他要面子，从来不去闹，现在领导鸟都不鸟他。”

我竟无言以对。

（4）

王志芬此次北京之行虽然没有成功，但她在“维权”qq群里还是掀起了一番波澜，有些人竖起大拇指夸她是孤胆英雄，也有人骂她虚伪，去上访只会装腔作势，拘留一下就害怕了。

王志芬也不是一点儿收益都没有。回家半个月后，王志芬每月的“救济金”涨了200元，她的小儿子被安排到银行做合同工，并承诺有机会转正的话优先考虑。

我气得想掀桌子，就是“越闹越有，越有越闹”，才导致一些单位缠访、闹访事件层出不穷。

王志芬的上访之路还在继续，虽然单位满足了她提出的部分要求，但每逢特殊时期，王志芬还是会象征性地“耍一下”，有时玩几天失踪，有时拉着她的红色旅行箱声称要去省城或北京“走亲戚”。她自称这是要“保持威慑力”。

2014年开始，国家信访局下文取消“越级上访”，王志芬再反映情况需要逐级递交材料。家访时我去找王志芬谈话，王志芬说小儿子到现在还没转正，她绝不会罢休。我气愤地指责她这是在“要挟”“勒索”，王志芬就辩驳说银行某领导“搞到的好处更多”，警察怎么不去抓他？

我气愤地回应：“你要举报的话写封举报信，或者去纪委告他，你去不去？”

王志芬沉默。

“你如果有顾虑，我以私人身份代替你去递举报信，行不行？”

她还是沉默。

“你要不放心我，自己去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上写举报信举报他！这总行了吧？”

她依旧沉默。

私下里我和刘科长聊天时，骂他们都是软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