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母亲把我喂养大……”》一诗，塑造了一位品行崇高，用自己的乳汁与心血抚养诗人（乃俄罗斯文化的象征）成长的土拉女性形象。诗的语言与人物形象一样质朴真挚，感人肺腑，堪为霍达谢维奇诗歌的上乘之作。它的许多诗行折射着诗人独特的诗歌创作个性。在这里，“强国”与干瘪的乳头，“吮咂”与“痛苦”，“爱”与“诅咒”等形象或行为相左，凸显着人物心灵深处的冲突与碰撞，将抒情主人公“我”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波澜准确无误地表现了出来。在这里，概念与修辞的矛盾，互不相干之词语的错配堪为有悖常理，但却又因特殊艺术内容和人物特定心情的需要，而显得合情合理。

不和谐与不对称，乃至反衬与矛盾，构成霍达谢维奇笔下特有的诗学特征，这种特征被当代文学研究家鲍戈莫洛夫称为“矛盾修饰法”，其功效在于以反常来凸显正常，用悖理来强化读者的审美视觉，激发思考，以得情理。霍达谢维奇式的不和谐与不对称通常表现为五种，即诗人借助于形象、物象、词汇、语义与命题上的错位与分裂伸发言而不尽的哲理与诗意，揭示人在特定情态下波澜起伏的心理状态或是阐发一种真理，有时则是确定着整个作品的基调，甚至是左右着作品的结构，同时又丝毫不影响具体用词的准确与形象，由此派生出一种新的意义上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揭示着一种高度的真实。

霍达谢维奇常常将两个意义上毫无关系，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诗歌形象糅合在一起，并列排序，如“可怕”与“惋惜”，“裁缝在缝纫，……针脚在开裂”，“木工把房造，……房屋在塌倒”，“既轻松，又沉重”，“沉重的竖琴”，还有“恶毒的快乐”等，“如此温柔的恨与如此恶毒的爱”散发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心灵绝叫与怨毒，在《喜欢说……》这首诗中，“蓝天……捆扎”，“带响的丝线”，“傻话”与“奥秘”，“嘹亮”与“低迷”，一连串的形象、物象与语义等的错配，活脱脱再写了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凸显出主人公在不正常的社会际遇中反常错乱，却又合情合理的精神与心理状态。诸如此类的错位搭配，其特征为不只局限于不和谐，不对称，甚至是一种反衬与敌对，貌似构思上的失衡与断裂，实则作者的匠心独具之所在，意在增强诗作的耐读、耐咀嚼功能，浓郁作品的悲剧气氛。用貌似互不相干之形象互为修饰，使人觉得突兀和莫名，但正是在这非常之间牢牢地抓住了读者的视线，独占了读者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再解读与再思索出其中的“正常”与哲理。霍达谢维奇的这种“矛盾修饰法”常常弥漫着一种苦涩与悲怆。在诗人笔下，似乎无一个尽善尽美的形象，一个美好形象的出现随即便被诗人所摧毁，诗人写星星，随即说起它的“沉落”，写巨烛，则又写“熄灭”，写“幸福的幻影”，随即又说它“朦胧而又破碎”，“人生”是“骗局”，“窗外是清晨，我心是夜晚”……这种感官上的不对称和心理上的不和谐，透露着诗人对外部世界的独特认知，诗人自身的不顺意决定着他对外部世界的抵触，或是悲观与刻薄的选取与接受。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类的创作，奥尔洛夫得出了“霍达谢维奇的真正天性是刻薄”的结论，佛明则说他的诗充满了毒辣讽刺，痛苦、哀伤与冷漠。诗人总“不相信尘世的美，从不希冀此处的真”，

内心世界对外部世界的排斥与拒绝构成了霍达谢维奇诗歌的主要因素，在诗歌的表面构成一种思想上的不和谐。霍达谢维奇不仅仅将不和谐、不对称所产生的裂变当作一种悲剧，同时也当作“幸福的苦难”去认知，用一位俄罗斯学者的话说，这里鸣响着“光灿灿心灵”的颂歌，“最美好的上帝之源”的颂歌。在这些颂歌里，内容钳制着形式：“最为严酷的故事是爱情”，“不幸的温柔”，用极残酷的泛义真实修饰一个最美丽的具体真实，深化和升华了词句的表情达意功能，浓郁了诗歌总体情调的悲剧气氛。不过，诗人并不总是将形象渲染得苦不堪言，重不胜负，他的形象固然浸透着令人痛苦的阴郁与悲观，但同时形象的整个生命组成却又透露着一种轻灵，“稀释”这杯让人不堪品尝的苦酒，那里面不乏爱，不乏柔情，不乏怜悯，从而抵消着这种阴郁。殊不知，这种手法造成的客观效果却又是常常违背着作者的主观愿望，到头来换得的是加倍的苦涩。读《吉赛尔》，我们只觉得，怕是什么样的诗人也不会让我们这样去笑，让人在笑中痛楚，笑中怜惜与无奈，却又在笑之余加倍去品咂无尽的苦味。痛苦得死去，固然是一桩悲剧，而主人公连死的权利都已被剥夺，死后还得屈服于外在权利的需要，那更是撼动天地的人生惨局：

是的，是的！在盲目温柔的情欲中

经受许多痛苦，经受诸多煎熬，

将心撕成碎片，如同撕碎一封信，

先是发疯，而后死掉。

结果又能怎样？不得不

将头顶的墓石重又移开，

在月青色的舞台

重又蹬着纤足去爱。

一切不和谐的根源应该在诗人对世界的领悟与重塑世界的方法相汇合的地方去寻找。霍达谢维奇是一位对现实世界敏感，主观情绪浓厚的诗人，世界在他眼中很容易变成诗，这诗又是他对世界的主观的、极富个性的认知。这种认知蕴涵着诗人的应事态度，同时也是他笔下反常形象滋生的根源；对现实的直接态度并不束缚着诗的魔法般的力量，由此派生出非同寻常的诗歌程式。他认为，“艺术作品是对世界的改变，是重塑世界的企图，是对现象中隐蔽着的本质的探明。……艺术家遵循的是从生活中提取形象的原则，存益除弊，将现象进行重新排列，在新的视角下予以展示”。显而易见，霍达谢维奇心目中的艺术并非对现实生活的忠实再现，而是糅进主观情感的精细表现，诗人创造的是既不同于现实客观世界，也不全然等同于诗人本人主观世界的“第三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主观侵犯着客观，主观扭曲与重塑着客观，诗在一定情况下成了诗人因外部世界而来，从内心世界而出的不良情绪的传感器，霍达谢维奇串接起的不是诗与现实，而是诗与诗人之间的关系，着意借助于诗精细表现自己的情感世界。

佛明认为，霍达谢维奇的“矛盾修饰法”有着莱蒙托夫式的直白与宣泄，拜伦式的对人生做出警句式的概括，它是霍达谢维奇将传统予以个性化吸收的明证。这种修饰法远非局限于选词择义，它融灌于诗作的主题的不和谐，并由此而来的结构的不对称，亦曰失衡，它导致主题与文体的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似乎成了霍达谢维奇的一种创作公式。有一首无题诗，开头可谓气势宏大：“星星在燃烧，太空在颤抖……”——整个世界似乎就要拔地而起！人生的经营可谓惊天动地，而结尾，只落位到“有如一个幼小的孩童将积

木搭成的城堡拆除”。这种虎头蛇尾，头重脚轻的结构方式确实是非常的不和谐，不对称，但却将人生的失意与落寞错落得撼动人心，将付出与得到断难对等的无情人生渲染得痛心彻骨。《神圣的爱情》这首诗有着同样的不谐与失衡。开头是大喜大庆，诗中主人公“我”正做好全身心的准备，乐得像个颠僧，迎接着节庆般的爱情到来，而诗至终结时，“我”才“明白自己不过是具死尸而你（少女——作者注），也不过是我坟前的碑石”，寓意着再隆重的爱的盛典也只不过是过眼烟云，无异于爱的葬礼，饱含着对第一桩婚姻的伤悼与至极的失望。通观全诗，真不知该称其为爱的赞歌还是爱的哀歌，或曰全是，或曰全非，抑或一首哲理诗，或警世诗。另有一首诗，被人称为这种矛盾修饰法的“神经枢纽”之作。这首诗就是《丽达》。它以逗笑式的句子开头：“她不知道高尚的语言为何物却长着白皙高耸的双乳……”然而，诗到结尾处，却全然是让人笑不起来的另一种音调。卖身女子的形象直接而又巧妙地对人们进行着道德说教和宗教式的劝谕，借助于作者注释性的语言，这一形象被抬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高度：“……她在遥远处走过勉强听得见，几乎闪着光如同一个堕落的天使任意将身子交付”。将一个本是清纯的风尘女子藏在文字之外的屈辱、辛酸与无奈刻画得入木三分，伦理上的不雅和雅观的审美价值竞相呈现，达到了拜伦式的“用庄重的讥笑笑掉了庄重的宗教”的思想与美学效果，且诗中用词直白却藏有深刻，其中的“几乎”一词被维德列称为“辉煌与素朴”。

霍达谢维奇写过这样一首情节完整、具有自传色彩的诗，说的是诗人对众人赞美的“布伦塔河”充满向往而急急奔去，然而诗人目睹的却是泛着混浊水流的“红褐色小河”，一个“虚假的美的形象”，不禁悔愧交集，于是诗人以《布伦塔》为题，写下自己的期待与失望，诗的末尾，则是见证诗人美学理想与创作追求的著名诗句：“布伦塔，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爱孤身一人的浪迹穿着防水布制作的雨衣在稠密的雨中胡诌着诗任雨水将嶙峋双肩敲击布伦塔，从那个时候起我爱生活与诗的平淡无奇”。这一经历使诗人明白，那种道听途说的美，那些华而不实的虚幻只能使真正的美与诗消失殆尽。美不在人们升腾的联想之中，而是在平淡无奇中，从平淡无奇中升腾起来的美才是最高境界的美。戈列洛娃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将这首运用散文式语句写成的诗和另一首无题诗中的诗句“我觉得在这生命里头那沿着皮肤而过的颤抖抑或惊吓出来的冰凉汗水——比起一切和谐的美更为珍贵”相对比，明确指出这两首诗均属于杰尔查文体诗，和杰尔查文的《敛钱匣》和《致普拉米达》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位学者认为，类似诗篇中散文语句的运用降低了诗歌本身的崇高性，使得诗的假定与含蓄袒露无遗。究其实，霍达谢维奇对杰尔查文继承的既有诗的散文语句，还有诗的韵律，更有杰尔查文诗歌理念与美学信仰，即将平淡无奇的现实生活及其场景与事件引进诗歌。杰尔查文认为，语言的艺术首先是写生活细节的艺术。在他的诗中，人的衣食住行，头疼脑热，乃至市民街头聚赌赖账等都成为他所描写的对象。在这位古典主义诗人看来，诗可以歌颂的不仅仅是女皇，忠臣，上帝，还可以描写平民，描写日常生活的平凡，同时将艺术想象的潮水灌注于他极为淳朴的生活细节的描写。在人生告别之作《天鹅》一诗中，杰尔查文预见到死后他的诗歌功绩将变得更加醒目，他的艺术成就更加弥足珍贵，但这种高傲的意识并非升华为贺拉斯颂诗中的辉煌的思想，而是聚现于一种平实的，可感可触的艺术形象。60岁的老人杰尔查文以素常与平庸反衬崇高与俊美，自喻道：“超脱这凡俗的世界，携着一颗永生的心灵和诗作，如同天鹅向高空飞翔。”这首诗被誉为诗人真正的“纪念碑”之作，原因在于这首诗比起他的诗歌仿作《纪念碑》（仿贺拉斯）更具艺术生命力，对自身的文学命运做了极具个性的艺术总结，同时诗人以淡泊而明志，开了俄罗斯诗史中将平淡引入颂诗的一代新风。尽管霍达谢维奇步普希金之后，对杰尔查文的《纪念碑》作了模仿，抒发了他的豪壮情怀，但就总体而言，霍达谢维笔下的“天鹅”因素远远多于“纪念碑”，在侨民诗歌中竖起了一座杰尔查文式的纪念碑。在他的诗行里，我们常常见到火柴盒，缝纫机、小木房、电线杆、蝙蝠、蜘蛛等，但这些景物绝不是一堆简单的死物，而是孕育着诗人的艺术构想。如果说在杰尔查文笔下，这些庸俗之物与日常生活作为客观存在而反衬崇高与神圣，那么在霍达谢维奇笔下则是诗人诗意升华的备料，是迈向艺术理想之境的起点，继而过渡为景物或风景的诗意描写。就此而言，诗人不自觉地走向了茹科夫斯基与普希金，即从平庸中挖掘诗意。在霍达谢维奇的诗页中，一盏孤星（《星儿》），一只燕子（《燕子》），一枕房脊（《黄昏断想》），一颗籽粒（《走种子的路》），任何一种看上去平淡无奇的东西，一经霍达谢维奇吟哦，便爆出粲然诗意。但霍达谢维奇比先辈们更进一步，他赋予小景物以大含义，在他的笔下，每一景，每一物，鲜活于不尽的哲理与寓意之中，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伦理内容。

《瓶塞儿》这首诗曾以其语言的精炼让安德烈·别雷欣喜若狂，说这首诗有着“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高深语言造诣”，还说霍达谢维奇诗歌中的每一个单词，如同落入阿基米德澡堂，被蒸发掉所有多余的水分，于是声音的比重变得全然的精确……“霍达谢维奇的诗结实得像块石头，里面没有一滴水气……”维舍斯拉夫采夫则称霍达谢维奇这首诗美妙无比。但《瓶塞儿》这首诗更深层次的美在于以最平凡的形象揭示最不平凡的哲理，寓意在苏维埃强权思想的挟制下人的个性的蚀毁与丧失。

《雨》是一首爱情诗。一场司空见惯的疾雨不光从房顶上“抛掷下银子般水流”，更荡涤着男主人公的情感浮尘，将男主人公对雨中奔向新的情感归宿的昔日女友隔窗眺望时的心态，描绘得一如越下越大的雨那般释然畅快。诗中每一段都以“我高兴……”起兴，伴着越下越大的雨渐进展现男主人公的情感流程；《雨》，更准确些说，是一首爱情绝交诗，但却将男女主人公博大的心胸和境界渲染得高洁大气，别样却又高超地演绎了普希金的爱情杰作《我曾经爱过你》。

正如波格莫洛夫研究发现，类似的对“生活与诗的平淡无奇”着了魔的迷恋赋予了霍达谢维奇1914-1920年间写下的诗一种特殊的色调。诚然，霍达谢维奇毕生都在探索爱情、死亡、时间、生活与命运等“崇高”与重大的主题，但诗人没有将其架空或虚妄，而是置其于平淡与无奇中，借助生活中随处可见可感的日常具体形象来揭示，却又“避开人为的升华”，使其在“最平常和最低级的环境中得以发展”，从而构成了诗人崇高与低俗的碰撞，这种碰撞使得《走种子的路》一诗变得极富诗意的昂扬。在这首诗中，诗人借助于白描似的诗句与无韵抑扬体诗行，通过再平常不过的粗俗的农活，赋予从庄稼汉人手里飞身落入土壤的普通种子极不普通的生命意义，赋予诗中的平淡无奇以魔力般的诗意与象征，哲理与寓意。霍达谢维奇的这种手法，被评论界称为“全然拥有魔力般的技巧”。

霍达谢维奇对平淡无奇的驻足与自然主义无关。诗人笔下的每一平淡之物的出现绝不是生活的机械推出或拷贝，每一日常景物一经启动，诗人的诗怀与感想就已俏自着床，从而诞生出具有主观与客观双重基因的诗的产儿，只是诗人有意识淡化或隐蔽自己的个人情绪，刻意营造一种“崇高走向日常，庄重走向可笑”的落差、张力与错位，留待诗本与读者联想的接力“升腾”。正如同波格莫洛夫所诠释，霍达谢维奇将诗想托付于平淡，是诗人有意地、“公然地降低那些升腾的联想”，从而使得“现实之物”和最为现实的东西相互渗透，这种升腾与降低，升华与现实，这种“互为渗透”的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的本质在霍达谢维奇的笔下表现得最为显见。诗人力求“崇高穿过平凡”（列文语），用诗人自己的话说，“让诗穿过平淡无奇，让每一行诗句脱臼”，让诗走下神坛，走向普通，让现实与更现实冲淡诗情，从而确保浸透着现实与平常的诗情。那些因兀自的幻想和无现实基础而升腾的联想只能平添内心的空虚。在霍达谢维奇看来，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普通人，而后才是艺术家的敏

锐听觉与易感心灵；诗人应努力沉下心来，倾听大地深处的声音。他说道：“在创作的最后时刻，诗人首先要将自己作为普通人来评判，因为只有通过其‘普通人’的感想才能创作出诗歌”，只有置身于“最平常和最低级的环境”，才能透过朽物听得见其中内含的搏动，这一全然另类的生命。在《“几乎无生存与歌吟之必要……”》这首无题诗中，诗人通过裁缝、房屋等现实形象为基础，将现实之物降低到生活抑或生命的最底层——朽物，任凭读者的联想决堤而出，从而品咂出诗人初沦侨民的落寞与艰辛以及人生的虚妄，倾听现实深处的人间真情以及感受患难与共的爱情的珍贵。

霍达谢维奇笔下鲜活着千姿百态的小生灵。读霍达谢维奇的诗，我们不难感觉到，每一个生灵都得以人格化与人性化，承载与寄托着作为“普通人”霍达谢维奇的思想感情。在飞燕（《燕子》）落在窗前的喃喃细言中，诗人清楚地感觉到身边别样的世界和他那副挤压在尘世外壳中的灵魂……猴子（《猴子》）这个“充满着真正的诗，灵性与威严的野生之物”在这首诗中体现着古印度生灵同一，甘苦与共的思想。诗人以一只可怜的流浪猴的眼光解读出一切生灵这一神秘的种属关系，并对这一灵长类动物寄予深深的理解与同情，而扑面飞出的鸽子（《鸽子》）带给他的是一丝情感的清新与亲切。

如同种子形象近乎贯穿诗人创作始终，耗子则是霍达谢维奇笔下最为活跃的美学因素和最为常见的动物形象之一，忠实传达着诗人在不同心境与情境中形与神的互为关系。诗人一生写过许多有关耗子的诗和诗行，以至于诗人本人被同时代人戏称为诗坛的耗子，诗人则宣称：“只有耗子才不会欺骗疲惫不堪的人心。”他爱耗子，在战争的刀光剑影中唯独耗子的地窟充满和平，在外界的喧嚣中唯有耗子的小屋充满宁静，在人生的疲惫中唯有耗子能给他安慰与馨宁，在命运多舛中唯有耗子对他忠贞不贰。组诗《耗子们》因构思的精巧，形象的逼真，爱国情绪热烈，霍达谢维奇被批评家奥尔洛夫称作“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小巴拉丁斯基”。组诗中，还有《耗子诗抄》中，诗人称耗子为“我的安慰”，“我的夜晚”，“我的天堂”，“我亲爱的朋友”，“我永久的兄弟”。在世界诗歌史上怕是再没有一位诗人像霍达谢维奇那样充满爱心柔情，把一只灰不溜秋的，素让人毛骨悚然的不雅之物耗子写得情深意浓，乖巧可亲。在《耗子》这首诗中，我们分明看到一只耗子全然住进了诗人的心中，并已为诗人备下了“小牙的锋利尖锐”。诗人像对待儿子，对待女友，对待妻子，对待整体意义上的人，对一只弱小的耗子予以丰富复杂却又无微不至的爱与理解，把人对兽的感情写得沁心浸骨，柔肠缱绻。

霍达谢维奇将高级穿过低级，着意生活与诗的平淡无奇，无疑是对俄罗斯诗歌艺术手法宝库的一大贡献。霍达谢维奇的诗集中而又典型地体现出俄罗斯人的心底与品格，即对渺小生灵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同情与怜爱，诗中所体现的人与动物的亲情关系，是对俄罗斯人民精神世界的真实展示，是对自然生命的珍视与关爱，是人与自然平等互爱的呼吁。

霍达谢维奇的独特诗歌个性使得文学界至今很难将他规划为哪个流派。霍达谢维奇对传统文学的忠实继承堪为众人所知，但他并不视传统为刻板的公式，而是变为自己的创作手段；他从不用传统来局限自己，而只是承认它的无限性，从而融合进自己的主观情感，以丰富与完善自己的创作个性。威尔伦、波德莱尔都曾对他产生过影响，但霍达谢维奇的用笔工细，尤其是对人的心理刻画的高度精确堪为后来居上。他的创作汲取了20世纪初现代派诗人的语言创新与个性张扬，却又坚守自己的创作个性而不轻易入伍于任何一个派别。他早年曾追随过俄国的象征主义，但并没有成为其真正信徒；同时，在他刚踏上诗坛时，按年龄，按志趣，按风格他这时候很容易与阿克梅派走近，但霍达谢维奇同样不赞同他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就此，不妨认定，阿克梅派的现实世界是主观情绪的内敛，而霍达谢维奇的现实世界则是自身情感的外投，即将主观感情色彩挥洒向外部世界。综观霍达谢维奇的整个诗歌创作，用安宁斯基的话说，他既不赞同勃洛克式的朦胧渴望，也不赞同古米廖夫帝王式的强硬，既不赞同对木头天堂克柳耶夫式的痴情信仰，也不赞同叶赛宁对神圣的苏维埃“罗斯”的满腔信念。他用他的诗作表明，他既不拥护赫列勃里科夫流星式的乌托邦，也不拥护马雅可夫斯基社会主义式的乌托邦，更不屑于谢维里亚宁透着花香的青春派。别尔别洛娃说得非常肯定：“霍达谢维奇全然是另一种认人，甚至他的俄语也与众不同。”霍达谢维奇全然来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就是“未来的日子的灰冷与阴暗”。他后来曾自嘲说：“我和茨维塔耶娃靠不上任何流派，也与任何人都沾不上边，永远都是孤独的，

‘古怪’的。……别人搞文学分类和文选编纂时总也不知道该把我们放置何处。”究其实，霍达谢维奇追求的是传统的现代化，现代的传统化。他力求诗句的古典的明畅，语言的纯正，且具活力，另有思想表达的精确。在他的诗歌中体现出两个世纪最优秀传统的完美结合。

如同很难将霍达谢维奇规划为哪一个诗歌流派，诗人的艺术个性同样难以一言以蔽之。苦涩灰暗，忧郁悲苦，却又不乏甜美清丽，乐观昂扬；冷漠刻毒，却也不乏仁爱怜悯。他写即景咏物诗、爱情诗、哀诗、讽刺诗尤为擅长，但哲理诗或警世诗却更气度非凡。诗人的身世、心情、心性与才华合力孕育而成的诗篇并非总是相互对应与协调，这无疑构成了霍达谢维奇诗歌创作的又一个性。在一首《无题》中，他写道：

我不知道还有更惨烈的痛苦——

比起从不知痛苦为何物。

只有在最恶劣的苦痛中才有更新，

只有至极的黑暗里才有星儿闪烁。

假如总是一味舒心愉悦，

假如每天都有鲜花朵朵，

我们则对变故一无所知，

我们对憧憬甜蜜毫不懂得。

假如我们总是有求必得，

我们则不晓愿望的快乐，

我不知道还有更惨烈的痛苦——

比起从不知痛苦为何物。

在这首诗里，诗人着意营造词语或句式的反复，假定与否定，对比与对应，烘托与反衬，突出了诗歌对举的结构方式，造成一种回环往复，意蕴无穷的诗学效果。在这首诗里，诗人将人生与精神个性划为两极，分别用苦难与幸福作为反差强烈的背景而拼接，以反衬出与背景迥异之别的积极进取，不畏艰难的人生态度。这应该算作诗人自勉自励的诗章，是诗人为自己劳伤心灵精心熬制的一钵鸡汤，更是他对走出绝境的憧憬与真情渴盼。这类诗作在霍达谢维奇的诗歌创作中并不鲜见（《纪念碑》、《寻我来吧》等，以及若干无题诗），在霍达谢维奇的艺术世界中同样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它们无疑为霍达谢维奇的“灰冷与阴暗”注入一束温暖的阳光。

霍达谢维奇生前是不幸的，而今天却是幸运的。他的诸多作品生前因政治高压或作者本人的政治态度而不能面世，但自20世纪60年代起，他的部分诗作已经比侨民文学超前“回归”，尽管他的诗选只能作为“地下出版物”而流传。1986年的“改革”，使他的所有作品在俄罗斯陆续得见天日。他的诗作虽然不多，但依旧构成了俄罗斯文学的“牢固一环”（《纪念碑》）。诗人霍达谢维奇的名字早已被写进莫斯科大学等院校的教学大纲，他的不同时段、不同体裁的作品都受到学位命题研究。如今，霍达谢维奇的研究已经走向了全世界。2011年。俄罗斯学者瓦列利·舒宾斯基写出了俄罗斯第一部霍达谢维奇生平研究专著《霍达谢维奇：期盼者与言说者》，该书由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列入“名人传记”系列丛书出版。据这位学者介绍，全世界目前有四本霍达谢维奇研究专著，分别于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可以说，霍达谢维奇的创作已经不单单是一种文学现象，而被诸多研究家视为一个时代。霍达谢维奇的崇拜者与研究家维德列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预感道：霍达谢维奇，“他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预言，穿过半个多世纪的时空隧道，今天，终于赢得了全方位的证实。

本诗选翻译过程中得到诸多俄罗斯学者与朋友，除了舒宾斯基，还有沙库拉、斯科利亚连科的热诚鼓励和帮助，在此表示诚挚谢意；感谢汪剑钊教授将该诗选列入“金色俄罗斯”丛书，当然，更应该感谢的是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因为有了他们的信任与支持，才有了摆在读者面前的我国第一本霍达谢维奇诗选。

译者

2017年12月25日于北外东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