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图丹河

国内战争时期熙熙攘攘的那条土路上又长出了荒草，因为战争结束了。人世间，各个省又变得安宁，人烟稀少：有的人战死沙场；很多人在亲人家里养伤，在长梦中渐渐淡忘艰苦的战事；一些退伍兵还没到家，他们正穿着军大衣，背着行军包，戴着软塌塌的头盔或是羊皮帽，沿着茂密的草地行走。或许他们以前没有时间去发现这片陌生的草地，也可能当时这里脚步杂沓，寸草不生。他们的心情麻木、惊讶，重新辨认着道路旁的田野村庄。战争的折磨、疾病和胜利的幸福，使他们的心灵发生了变化——他们已记不清自己三四年前的样子，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此时正在走向新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更为理智、顽强。他们感觉到自己内心巨大的希望，这成为他们生活的信念。尽管这生活暂时还微不足道，在内战前甚至还没有明确的任务和目标。

夏末，最后一批红军退伍兵回家了。他们在劳动部队里待了一段时间，闷闷不乐地干了各种从没干过的手工艺活儿。现在他们终于获准回家，回到自己和大众的生活中。

曾经的红军战士尼基塔·菲尔索夫沿着波图丹河边的坡地已经走了一天多，他要回到一座鲜为人知的县城，回家。他25岁左右，脸上似乎总是愁云密布——不过这种表情并不是忧伤，而是出自于善良的性格，或者说是年轻人常有的专注；很久没有修剪的浅色头发从帽子后面露出来，垂到了耳朵；他像个异乡人似的，用灰色的大眼睛忧郁紧张地打量着这个千篇一律的国家里平静无趣的大自然。

中午时分，尼基塔在一条沿着谷底流向波图丹河的小溪边躺了下来。在这片从春天过后就疲于生长的草地上，旅人沐浴着9月的阳光打了个盹儿。生命的温暖似乎黯淡下来，菲尔索夫在这僻静处睡着了。昆虫从他头上飞过，蜘蛛从他身边爬过，一个流浪汉从他身上跨过，没有碰到他，也对他没兴趣，自顾自地走了。久未下雨的夏日浮尘高悬在空气中，使天色变得灰暗。人世间的时间随着太阳远行……突然菲尔索夫站起来又坐下，惊恐地喘着粗气，似乎身上着了火，在战场上拼命奔跑。他做了个可怕的梦：一只被粮食养得肥肥壮壮的小动物，用自己热乎乎的毛捂得他喘不过气来。这只动物贪婪地用着力，汗涔涔地爬进熟睡的人的嘴里、喉咙里，想用自己强有力的爪子钻进他灵魂的中央，扼住他的呼吸。菲尔索夫在梦中喘着粗气，想大叫着逃走，这只动物受到惊吓，自己颤抖着离开了他的身体，消失在暗夜里。

菲尔索夫在小溪边洗了把脸，漱了漱口，加快脚步继续赶路。父亲的家就在不远处，傍晚前应该就能到达。

似乎一眨眼工夫，菲尔索夫在暮色中看见了自己的家乡。那是一片缓坡高地，从波图丹河岸边一直延伸到一片高耸的黑麦田。在这片高地上坐落着一座小城，此时掩映在黑暗中，看不见一点灯光。

尼基塔·菲尔索夫的父亲正在睡觉：他一下班回来就躺下了，那时太阳还没落山。他一个人生活，妻子去世很早，两个儿子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踪了，最小的儿子尼基塔参加了国内战争：他也许会回来的——父亲常想着最小的儿子——国内战争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打，开枪的次数也比帝国主义战争少。父亲睡得很久——从暮色到晨曦——如果不睡觉，他就会胡思乱想，思念失去的儿子，为自己的寂寞生活忧心忡忡。一大早他就去农村家具社上班，他在那里当了多年木匠。工作让他忘却烦恼，好受一些。可是一到傍晚，他心里又难过起来。一回到家，走进房间，他几乎是惊恐地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他连煤油灯都不需要。黎明时分，苍蝇开始叮咬他的秃顶，老人醒来，慢吞吞、小心翼翼地穿衣服穿鞋，洗脸，叹气，在屋里转悠，收拾屋子，自言自语，出门看看天气又回来——不过是为了打发掉去农村家具社上班前多余的时间。

这个夜里尼基塔·菲尔索夫的父亲和往常一样，因为无事可做和疲劳睡觉了。一只蟋蟀已经在窗台下待了一个夏天，夜夜歌唱。这可能还是前年夏天那一只，也可能已经是那只蟋蟀的孙辈。尼基塔走到窗台边，敲了敲父亲的窗户。蟋蟀停了一下，似乎是想听听这个陌生的夜间访客是谁。父亲从旧木床上爬起来。曾几何时，他与儿子们那去世的母亲就是在这张床上共寝，尼基塔也在这张床上出生。瘦削的老人此时穿着衬裤，由于长时间的穿着和洗涤，它已经缩水变形，只到膝盖。父亲凑到窗前打量儿子。他已经看见并认出了自己的儿子，可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想要把儿子看个够。然后他跑了过去，身形像个瘦弱的男孩，穿过外屋和院子——打开了夜里锁上的大门。

尼基塔走进旧房间，这里有土炕、低矮的天花板、临街的小窗。这里依然散发着童年的气息，散发着他三年前离家上前线时的气息。在这里——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地方——他甚至感觉到了母亲裙摆的气味。尼基塔摘下帽子和背包，慢慢脱下外衣在床上坐下。父亲一直站在他面前，光着脚，穿着衬裤，不敢和他打招呼，也不敢开口说话。

“那些资产阶级和立宪民主党人怎么样了？”稍等了一会儿他问道，“都消灭光了还是剩下一小撮？”

“差不多都消灭光了。”儿子说。

父亲简短但认真地深思道：不管怎么说，消灭了整整一个阶级。这是一项重大的工作。

“是的，他们不堪一击！”老人对资产阶级评说道，“他们能干什么？他们就会不劳而获……”

尼基塔在父亲面前站起身，现在他已经比他高了一个半头。老人不会表达自己对儿子的爱，默默无言地站在儿子身旁。尼基塔把手放到父亲头上，把父亲拉进自己怀里。老人靠着儿子，开始急促地深呼吸，仿佛到达了自己的休憩地。

在那座城市通向田野的一条街上有一栋木房子，窗户是绿色的。房里住过一个孀居的老妪，市立中专的老师。同她一起生活的还有她的孩子们——10岁左右的儿子，浅黄色头发的15岁女儿。

几年前，尼基塔·菲尔索夫的父亲曾有意娶这位孀居的女教师为妻，可是很快就主动放弃了。他曾两次带上还是孩子的尼基塔去女教师家里做客。而尼基塔在那里见到了一个若有所思的女孩子柳芭，她总是坐着看书，完全不搭理来客。

女教师请木匠喝茶吃面包干，说了些关于开启民智和维修学校的炉子之类的话题。尼基塔的父亲坐着一言不发。他拘谨，嘴里嗫嗫嚅嚅地，咳嗽、抽烟，然后小心翼翼地端着杯子喝茶，不碰面包干。他说，他不饿。

女教师家里共有两个房间，房间和厨房里都放着椅子，窗户上挂着窗帘。第一个房间摆放着钢琴和衣柜，另一个靠里的房间里有床、两张红色天鹅绒软沙发，墙上的书架上还放着许多书——可能是整套的全集。父子俩都感觉这环境太过豪华，父亲总共来过两次寡妇家以后就再也不来了。他甚至没有勇气告诉她，想和她结婚。可是尼基塔却很愿意再次看见钢琴和那个看书的若有所思的女孩，因此他请求父亲娶那个老女人，希望再去她家做客。

“不行，尼基塔！”那时父亲说，“我没读多少书，我和她聊什么呀！又不好意思让她们上咱们家来：咱们家连餐具都不成样，吃得也不好……你看见他们家那沙发的样式了吗？老式的，莫斯科的！衣柜呢？每一面都有雕花：我懂！……还有她的女儿！她可能会成为大学生！”

现在父亲已经好几年没见过自己的老未婚妻，只是偶尔可能会想起她，也许，不过就是想想而已。

尼基塔参加完国内战争返家的第二天去了军事委员会，做后备役登记。然后尼基塔绕着熟悉的家乡城市转了一圈，所见景象让他心痛：破旧矮小的房屋、破旧的围栏和篱笆，院子里稀疏的苹果树，不少已经枯死了。在他童年时，这些苹果树曾绿树葱茏，那些平房也显得高大堂皇，里面住着神秘的聪明人们。那时的街道很长，牛蒡长得很高。在那久远的时光，就连空地上、荒园里高高的杂草都像森林一般，比现在茂盛得多。而现在尼基塔看见，小小的民居低矮简陋，亟待粉刷修葺。空地上的杂草很是贫瘠，它们不是疯狂地生长，而是忧郁地活着，杂草上栖居着一些年迈又顽强的蚂蚁。所有街道很快就到了尽头，尽头处是坚实的大地和明亮的天空——城市变小了。尼基塔想，如果大而神秘的东西变得小而无趣，这就意味着，它们已经饱经岁月。

他慢慢走过曾跟父亲做过客的绿窗户的房子。他凭记忆知道窗户是绿色的，现在绿色已经褪得所剩无几——经过了阳光的暴晒、暴雨的冲刷，露出了木头的颜色。铁屋顶也锈蚀严重——如今大概雨水会透过屋顶打湿钢琴上方的天花板。尼基塔专注地往屋里看了看，现在窗帘已经不见了，顺着那个方向看过去一片漆黑。在这座年久失修却依然熟悉的房子跟前，尼基塔在栅栏边的长椅上坐了下来。他想，如果房子里有人弹钢琴，那他就能听听音乐。可是不知为什么，房子里十分安静。等了一会儿，尼基塔透过栅栏的缝隙往院子里看，里面长着荨麻。荨麻丛与房子之间有一条空荡荡的小路，三级木台阶通往外屋。也许，老教师和她的女儿柳芭早就去世了，男孩子上前线当了志愿者……

尼基塔往自己家走去。天色将晚——父亲快回家睡觉了，应该和他一起打算一下今后的日子，还有上哪儿去工作的事。

县城的主街上有小型游园会。战后人们的生活开始热闹起来。现在大街上有职员、大学生、退伍兵、伤兵、家庭手工劳动者等。上班的人会出来得晚一些，要天完全黑了才来参加游园。人们衣着寒酸，穿着旧衣服，或者破旧的帝国时期的军装。

几乎所有路人，包括手牵手的情侣们，都带着一些居家的食物。女人们手提包里装着土豆，有时是鱼，男人们腋下夹着配给的面包，或者半个牛头，或者手里宝贝似的捧着当食物的下水。可是除了垂垂老者和疲惫不堪的人，很少有人面带忧虑。年轻人热情洋溢，充满信任，常常微笑着相互注视对方的脸，仿佛置身永恒幸福的前夜。

“您好！”旁边一个女人怯生生地对尼基塔·菲尔索夫说。

这声音立刻触动并点燃了他，仿佛是一个失散的至亲又在他的心里被唤起。可是尼基塔感到这是个错觉，并不是在和他打招呼。他害怕是错觉，于是慢慢地回头看了看身边的路人，可是一共就两个人，都已经从他身边走开了。尼基塔转过头——已长大成人的柳芭停下脚步正在往他这边看，忧伤害羞地对他微笑。

尼基塔走到她面前，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她——看她是不是完好如初，因为她在他的记忆中弥足珍贵。系带的奥地利皮靴已经穿得十分破旧，细纱的浅色连衣裙只到她的膝盖，可能是布料实在不够了。这条裙子让尼基塔对柳芭忽然心生怜惜——他在棺材里的女人们身上见过这样的裙子，而现在这纱裙竟然穿在一个长大成人却楚楚可怜的大活人身上。裙子外面套了件旧的女式上衣——也许还是柳芭的母亲当姑娘时穿过的。柳芭头上什么也没戴，扎着一条浅色的辫子。

“您不记得我了吗？”柳芭问。

“不，我没有忘记您。”尼基塔回答。

“永远都别忘。”柳芭笑着说。

她那清澈的眼睛装满了心灵的秘密，温柔地看着尼基塔，似乎是在欣赏他。尼基塔也看着她的脸，心里快活起来。可她那因生活艰难而深陷，却闪现出信任和希望的双眼，又让他心疼。

尼基塔和柳芭一起往她家走——她还是住在那里。不久前母亲去世，弟弟饿了就去红军的野战食堂吃饭，后来在那里待惯了，就跟着红军一起去了南方打敌人。

“他吃惯了那里的粥，家里吃不到。”柳芭这样说弟弟。

柳芭现在只住了一个房间——她一个人够住了。尼基塔呆滞地环视整个房间，就是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柳芭、钢琴和奢侈的环境。现在这里没有了钢琴、没有了四面雕花的衣柜，只剩下两张沙发、一张桌子和一张床。房间不再像尼基塔小时候看见的那么华丽而神秘——墙纸已剥落褪色，地板磨光了，贴着瓷砖的壁炉旁放着一个小铁炉，用来烧柴取暖。

柳芭从怀里掏出一个本子，脱下靴子光着脚。她现在在县医学院上学：那些年各个县都开设有大学和学院，因为人们都希望尽快接受高等教育。枯燥的生活、饥饿、贫穷，把人们的心折磨得疲惫不堪。人们想弄明白一个问题，人的生存到底是什么？这到底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

“穿上脚就像着了火。”柳芭说的是她的靴子，“您坐一会儿，我睡会儿觉，要不然我就饿得慌，我不愿意想起这件事……”

柳芭没有脱衣服就钻进了被窝，把辫子放到了自己的眼睛上。

尼基塔默默地坐了两三个小时，直到柳芭睡醒。天已经黑了，柳芭在黑暗中站了起来。

“我的好朋友今天可能来不了了。”柳芭伤心地说。

“那——您需要她吗？”

“很需要！”柳芭说，“他们家是个大家庭，她父亲是军人。如果他们家有没吃完的东西，她会给我送晚餐来……等我吃完我们就一起学习……”

“你们家有煤油吗？”尼基塔问。

“没有，我们分到了劈柴……我们生炉子——我们坐在地上，用炉火照明……”

柳芭无助又害羞地笑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一个残忍又让人伤心的念头。

“可能是她弟弟，一个小屁孩，还没睡着。”她说，“他不高兴姐姐给我带饭，他舍不得……又不是我的错！我不是那么好吃：不是我——是我的头自己开始疼，它在想面包，影响我生活和考虑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