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报告

——对话博科娃

说明：

博科娃女士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她到中国来亲自发布一份有关文化的世界报告。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成立以来，发布以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报告还是第一次，因此，这一天有历史意义。

发布的地点，在上海世博会的“联合国馆”。发布仪式上有一个环节，是我与她的对话。对话的程序很简单：先由她介绍这份世界报告的基本思路，接着由我从文化价值上作一番阐释，最后她表示感谢。两方面并没有出现具体观点上的切磋和讨论。

联合国的总干事，当然是一名大官，而我却没有任何官职，这怎么构得成“对话”的相应身份？主持人为此向各国听众介绍我：“亲自历险数万公里考察了全球各大文明遗址，又拥有最多的华文读者。”我连忙更正：“最多”的统计经常在变，现在已经不是。

下面就是我在发布仪式上对这份世界报告所作的六段阐释，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补充了另一场发言的相关内容。

一

尊敬的博科娃总干事：

由于您亲自到这里来发布联合国有史以来第一份以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报告，今天的上海特别晴朗。

您刚才反复论述，这份世界报告的宗旨是“文化的多样性”。

这个宗旨，当然非常重要。但恕我直言，大家都可能把它看成一个很平常的提法，谁也不会反对，谁也不会激动。

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从学术上说，是出现了“对立面的泛化”。对此，我解释一下。

“文化的多样化”，顾名思义，它的对立面应该是“文化的单边化”，也就是某种文化在当今世界的独霸。但是，现在并没有一种文化宣布这种企图，也没有一个理论家推出这种主张。就连“单边化”嫌疑最大的那个国家，主要也“单边”在国际政治上，它自身的文化则保持着“多样性”。它近年来对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防范，也总是寻找文化以外的借口。因此，如果要寻找“文化多样化”的对立面，人们缺少现实对象，只能联想到古罗马，联想到刚刚发现美洲时的西班牙，以及后来的“日不落”大英帝国。连一些浩荡远征的军事强权，如亚历山大、成吉思汗等，也没有来得及消除“文化的多样性”。

由于对立面的不确定，也就使我们今天的宗旨有一点退色。

那么，“文化的多样性”的宗旨，究竟是针对什么？

我认为，全部问题的核心是：在多样性的文化之间，究竟是导致必然冲突，还是有可能互相包容？

所以，真正的对立面，是以亨廷顿先生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

亨廷顿先生的理论，被当代世界夸张、误读，结果，为各种冲突找到了“文明”的依据，这就使冲突越来越严重了。在这之前，世界历史上的那么多冲突，还未曾找到那么明确、那么充足的“文明”理由。

正是“文明冲突论”，有可能使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对话关系变成对峙关系，互敬关系变成互警关系，互访关系变成互防关系。时间一长，每个文明的目光越来越自我、越来越偏执，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我们的“多样性”宗旨。

这，确实值得联合国发布一个单独以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报告，来正本清源。

二

亨廷顿先生的《文明的冲突》，发表在一九九四年。一发表，就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影响，这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当时全世界的智者们都开始回顾和总结二十世纪，以便更好地走向二十一世纪。大家一回顾总结，无穷无尽的枪炮血泊又回到了眼前。二十世纪太可怕了，不仅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又持续了严重的“冷战”。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似乎一切都烟消云散。什么同盟国、协约国、法西斯同盟、反法西斯同盟，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都已成过眼烟云，就连后来匆忙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也很快发生了变化。总之，一切作为二十世纪冲突根源的政治依据，眼看着都很难延续。但是，这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反而，由于不知道新的冲突根源，人们更慌乱了。

大家不喜欢冲突，但更不喜欢那种不知道冲突由来的无准备、无逻辑状态。因此，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在期待一种判断、一种预测。否则，就不知如何跨入二十一世纪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先生出场了。

他说，二十一世纪的冲突，将以“文明”为坐标。他预言，所有古往今来所积聚的不同文明群落，在摆脱别的种种归类后，将以自己的文明为皈依，然后与其他文明对弈、纠缠、冲突。在所有的文明群落中，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最重要的三大文明之间，那就是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

这种解释和划分，乍一听，理由比较充分，具有文化含量，又有现实证据，因此一发表便轰传各国，万人瞩目。

有人说，亨廷顿先生的厉害，就是从政治划分回归到了文化划分，而文化确实比政治更稳固、更长久。这就无怪“文明冲突论”成了二十世纪晚期最重要的人文理论。

但是，从一开始，就有学者指出了这种理论的弊端。

我作为一名东方学者，就于一九九九年两次明确地批评了亨廷顿先生的两大局限——

一是以西方立场来解析文明格局。带有冷战思维的明显印痕，只是以“文明”之名锁定了新的对手；

二是以冲突立场来解析文明格局。淡化了比冲突更普遍的文明交融和文明互置，实际效果令人担忧。

我不能说，从世纪之交开始激化的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越来越严重的冲突，是由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引起的；但是，冲突的事实和冲突的理论之间，确实起了“互相印证”的作用。因此，从新世纪开始以来，如何面对这种理论，成了人类文化的一个大课题。

三

于是，二〇〇四年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虽然不是专谈文化，却明确地对“文明冲突论”予以否定。

我本人有幸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邀，参加了这个报告的研究和讨论。我和各国学者在研究和讨论中一致认为，“文明冲突论”的错误，在于把正常的文明差异，当做了世界冲突之源。因此，我们必须反过来，肯定差异、保护差异、欣赏差异，让差异成为世界美好之源。在这个意义上，“多样化”这个概念，就成了保护差异的理由和结果。

我记得，在讨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英文词是difference（差异）和diversity（多样性）。两个d，后来又增加了一个d，那就是南非大主教图图那句话的第一个字母：“delightinourdifferences”（为我们的差异而欢欣）。

大家看到没有，图图大主教的这句话，就被正式写到了那年《人类发展报告》的前言之中。与这句话一起，还出现了一句果断的结论：本报告否定文化差异必然导致文明冲突的理论。

有趣的是，我在联合国的各种报告中，很少读到这种坚定的结论性语言。

在那次研究和讨论中，我才知道，其实早在二〇〇一年，联合国已经通过了一个《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后来，二〇〇五年，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又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作为对二〇〇一年那个宣言的补充文件。我又一次应邀参加了这个大会并发表了主题演讲，以“文化多样性”的原理提醒国际学者，应该更深入地了解非常特殊的中华文化，不要以自己的文化逻辑横加猜疑。

联合国毕竟是联合国，清晰地知道当前世界的主要麻烦，是以“文明差异”或“文化差异”的理由，爆发冲突。因此，始终没有离开这个焦点，多年来一直锲而不舍地发宣言、订公约、开大会，实在让人感动；但同时，联合国又毕竟是联合国，总是那么绅士派头，说来说去还是“多样性”，委婉平和，不作厉声疾语。

今天发布的世界报告还是一如既往，从“多样性”出发来否定文明冲突。但是，与过去的宣言和公约相比，它又大大进了一步，从学术深度上指出了亨廷顿理论的“三大错误假设”。在我看来，这在同一问题的思考深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