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君三拜

一

只在二十八年前，与你无语地点过一次头。因此，很难说认识你。近年来，我很想来拜访一次，当面说一声“谢谢”。但又觉得这样不够，应该请你吃一顿饭，并在席间站起身来，说明请你吃饭的理由，然后向你深深作三个揖。这在古代，叫做“拜谢”。

这事需要有人联络，否则就有点冒昧。联络人终于找到了，那就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贺圣遂先生。

贺先生是一个快乐的人，说起你，就两眼发光，滔滔不绝地介绍起你的成就、为人和酒量。那正好也是一个聚餐的场合，他既然说到了你的酒量，也就兴奋地举起了酒杯，才几杯就醉了。

几次邀他聚餐，原来都是为了商量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拜谢你，但他每次都醉得那么酣畅，因此一直定不下来。

我以为，总有时间。心想不妨让他在每次醉前多介绍你几句，也好使我当面拜谢时增加一些话题。

事情就这么拖了下来。

终于，到了可恨的二〇一一年六月七日，那个漆黑的凌晨。我没有来得及向你拜谢，你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得知噩耗那天，我站到窗口看着云天，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在心里说一声：“欠君三拜。”

——上面所说的这个“君”，是谁？

是我国当代著名文史学家章培恒教授。

熟悉我文风的读者都知道，我笔端空旷，从不腻情，但这次，是怎么了？

原因是，我欠得奇特，又失之瞬间。

由此可见，天下一切感谢，都要及时。即使没有生死之虞，也不可拖拉。

二

天下之谢，分很多等级。其中称得上“重谢”的，也分七级，逐级递升。

第一级，谢其厚赐；

第二级，谢其提携；

第三级，谢其解困；

第四级，谢其解难解之困；

第五级，谢其一再解难解之困；

第六级，谢其一再解难解之困而并不相识；

第七级，谢其一再解难解之困而并不相识，却又不给道谢的机会。

平心而论，第五级之后，已少之又少。但是，我对章培恒教授的感谢，属于第七级，也就是最高级。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汇——“难解之困”，必须认真作一点解释。

那就让我先把章培恒教授让过一边，绕一个道儿再来请出他吧。

饥寒交迫、路断桥塌，难不难？难。但难得明确，难得干脆，难得单纯，因此还不是最难。最难的是有人当众向你提出一系列问题，你明知答案又不承担保密义务，却不能回答。因此众人对你怀疑、起哄、追逼、鄙视、嘲笑、投污、围殴，你还是不能回答。

例如，一九三〇年两位刚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女子在南方某市成功创办了一所新式女子学校，一时成为社会焦点。一年后教育督察部门派出一批“饱学之士”进行公开测评，主要项目是指定这两位女教师向全校学生讲解《东汉班昭所论妇德及宋儒对此之发展》。两位女教师两度要求换题而未果，便主动退出测评并离去。当地报纸发布新闻曰“不知妇德焉办女学”。

直到五十年后，当年的一位女学生在回忆此事时写道：“人的一生，其实由一连串问题和回答组成。千万不要试图回答别人给你出的一切问题。选择问题就是选择人生，选择了自己，也选择了别人。”

又如，在极左年代，一个著名的国际刑侦专家因为被怀疑是“西方特务”而被发配到一家工厂烧锅炉。锅炉房里经常出现一些小物件如手套、茶杯失窃的琐事，大家要他侦察，他都寂然沉默，全厂便传开了一种舆论：“什么专家？一个笨瓜！”直到两年后发生了一宗极为重大的国家安全案件，中央政府着急地到处寻找他，他才离开锅炉房，去了北京，并快速侦破。

后来他被问起锅炉房里寂然沉默的原因，只淡淡说了一句：“人是平等的，但专业是分等级的。真正的将军、元帅，都不擅长街市殴斗。”

又如，“文革”灾难中造反派歹徒发起过一个“考教授”的运动。医院里的医学权威都被赶进了考场，被要求回答打针、抽血、消毒等一系列只需要护士操作的技术问题。大学里的著名教授也都被集中起来，接到了“革命群众”出的一大堆所谓“文史知识”考题。很快造反派歹徒宣布，这些权威和教授“全是草包”。后来终于传出消息，那些“考卷”几乎都是空白。

“空白？”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颤抖了一下，他自从“文革”以来天天都在埋头写“交代”，回答“革命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仅仅我替他代笔的，就多达几十万字，但怎么也回答不清。从他知道可以用“空白”来回答之后，也就不再写了，“革命群众”立即把他关押了起来。

以前我也曾相信过“无事不可对人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理越辩越明”、“勇于回答一切问题”、“真相终究大白于天下”之类的格言。等渐渐长大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心中最美的图像，就是那两个在恶评中断然离去的女子背影，婷婷袅袅；就是那一张在讥讽声中寂然沉默的男子脸庞，炉火灼灼；就是那一页页不约而同缴上去的空白考卷，一尘不染。

是的，高贵的离去，高贵的沉默，高贵的空白。

我也曾设想，当时会不会出现另一种声音，让周围很多无知的人醒悟：离去不仅仅是离去，沉默不仅仅是沉默，空白不仅仅是空白。但这很难，当“民间法庭”大行其道，各种判官大呼小叫，媒体舆论助纣为虐，如果发出另一种声音，顷刻就会被淹没掉。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必须有足够的勇敢、充盈的道义，又全然不计利钝。

说到这里，我们已渐渐靠近了章培恒教授。

三

问题出在我身上。

我受那些“离去、沉默、空白”的图像影响太深，历来不愿意回答一切等级不对或来路不明的问题。近年来，文化传媒界为了吸引读者注意，已经习惯于把提问的品格降到最低，并且口气狞厉变成逼问。后来，又把逼问变成了审判。我一如既往，连眼角也不会去扫一扫。据说，对我的逼问和审判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折腾了八九轮，声势都很大，但我由于奉行“不看报纸不上网，不碰官职不开会，不用手机不打听”的“六不主义”，完全置身局外。很多为我忿忿不平的朋友，见面后发现我居然一无所知，都大吃一惊。

但是，也有让我左右为难的时候。

二〇〇三年，sars刚过，上海有一个姓金的人，声称从我的《文化苦旅》里“咬”出不少“文史差错”，便写成一本书。这本书立即进入亚洲畅销排行榜，全国一百五十多家报刊热烈呼应，成了继sars之后震动社会的重大事件。不少文化界朋友翻阅了那本书后告诉我，千万不要去看，那些“差错”，如果不是故意编排，至多只是一些有待请教我的问题，也不必由我亲自回答，我的任何一个研究生都能轻松提供答案。可惜现在的报刊只要哄闹，不要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