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逃向海边

终于，我对马兰说，决定离开上海，到她工作的安徽合肥定居。

马兰大喜过望，却又忧心忡忡：“你这么一个纵横世界的文化人，陷在合肥这样的小地方，会不会处处不便？”

我说：“正因为纵横世界，哪个角落都可以安居。为什么要结婚？就是为了走投无路时有地方逃，逃到老婆身边。”

比起上海，当时合肥还相当贫困落后。我们住在三里街一处简陋的宿舍里，我在那里写了《霜冷长河》和《秋千架》。

中国科技大学的朱清时校长听说我定居合肥了，就聘请我担任他们学校人文学科的兼职教授。我想，这也是我在合肥的一个不错工作，就答应了，而且已经开始认真地讲课。

在合肥几年，我心里很安静。妻子经常要带着剧院到各地演出，一出去就演很多场。当时国内有几家报刊在全国各省做问卷调查，问广大民众最喜欢哪个剧种，最喜欢哪个演员，她领军的剧种和她本人，几次都名列第一。

马兰主演的《秋千架》，曾经创下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档期最长的纪录。

马兰主演的《秋千架》。

马兰主演的《秋千架》。

马兰大胆地在东方古典美学的演出中溶入了现代舞，受到极高评价。

马兰主演的《长河》，在上海大剧院演出时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她不管到哪个城市演出，都一票难求。即使在台湾大选期间，剧场外面每天晚上拥挤着几十万为选举“造势”的民众，没有一个剧团敢于在这种时候卖票，而她的演出还是场场爆满。在大陆很多城市，她都创造了连续演出场次最高的纪录。戏剧危机，在她身上从未体现。

她的顶级票房，没有牵制她大胆的国际化实验。而她的实验，也没有影响她的票房。在这方面，我与她心心相印。她对于我的学术著作《世界戏剧学》、《艺术创造学》，并不陌生。

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戏迷，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联盟。如果她去北京演出，那个联盟的各地成员都会用各种交通方式赶到北京，由北京的成员负责接待。在这个群体中，我一律被叫为“姐夫”。这一叫，使得踉跄于陌路上的我也稍稍有了一点安全感。

但是，最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妻子几次回家，表情奇异地告诉我，不知怎么回事，上上下下突然都躲着她的目光。

一位刚刚退休的省委领导把她找去，悄悄告诉她：“他们的‘局’排定了，没有你。你还是走吧！”

她惊讶而又慌乱地看着领导，说不出一句话，只在心里问：“他们”是谁？什么叫“局”？我为什么要走？走到哪里去？……

那些日子，马兰只是等，等一个说法，却不问、不求、不争。她的人格等级和艺术等级，是由许多“不”字组成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打破。在等的过程中，她一直在猜测其中原因，而且全往自己身上找。

“也许那次北京官员来视察，我没有听从省里的意思去参加联欢会？”“也许是我从来没有向上级汇报过思想？”“也许我宣布不再参加评奖，会影响官员的政绩？”“也许他们动员我入党，我因为怕开会没答应？”……

我说：“不，都不是。主要是你创建东方音乐剧的大踏步实践，严重超越了这里的文化管理体制。正好，又遇到了我的事情。全国那么多人在报纸上对我的长时间围攻，给这里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

妻子没有反驳。

那年，她才三十八岁。和当年严凤英离开人世，是同样的年龄。所不同的是，她已经把自己所在的剧种，推到了当代国际戏剧学的大门口，只差了几步。

上海没法留了，安徽不让留了，我们能到哪里去呢？

马兰最看不得的，是爸爸、妈妈的遭遇。就在前不久，当马兰带着剧院到海内外演出让大家都风光无限的时候，爸爸、妈妈几乎天天都遇到热情的笑脸。现在，大多数笑脸都冰冻了。老人家又回到了做“右派”的年月，面对着一双双冷眼。少数人想走过来安慰几句，却又前后左右地警惕着不要被别人看见，像做地下工作一样。

三里街的住所看不到旭日，却能看到一小角夕阳。马兰背靠着几件徽派的木雕看着我，久久不说话。

她平日几乎不流泪，这次却流泪了。她赶忙擦去，别过身去看夕阳。

这个夕阳下的剪影，让我几天失眠。

有一个我早年的学生刘胜佳来敲门。他告诉我，有一个城市，人人匆忙得连在路上撞到了也不会停下步子来争吵，谁也舍不得花时间写文章骂人，而且那儿也没有几个文化人，根本不会在乎你们。那个城市，就是深圳。

我一听，居然有地方谁也不在乎我们，那该多好！那就不会再有攻击，再有排挤。于是，决定立即动身去深圳。当时深圳的房子还不贵，我用稿酬买了一套住下，不久，把岳父、岳母也接去了。

在深圳，我和马兰都没有工作，不用上班，就把精力全部花费在房子装修上。

好在两人都吃过苦，什么劳累活都扛得下来。为了办各种手续需要在一个个小窗口排队，那是马兰的事，好在深圳没有多少人能把她认出来。我负责买各种零碎的家具，主要是到那些大卖场的摊子里买，还学会了讨价还价。两人每天回家，都尘土满身、腰酸背疼。

马兰排队的成果之一，是家里装了电话。想把号码告诉朋友们，但是，两个人失神地想了半天，想不出几个需要通话的朋友。朋友曾经很多，但在遭难时能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的，却少而又少。

马兰不是话剧演员、京剧演员、歌剧演员，离开安徽就等于失业了。她忍痛忘记耳边如潮的掌声，忘记已经很成气象的戏剧改革，忘记国际同行的热切期待。想到深圳任何一个单位找一份工作。只要不是文艺方面的她都愿意，连重新做一个工人也可以。

她知道，靠我以前从盗版集团牙缝里漏出来的一点稿酬也能过日子，但我现在这样天天挨那么多媒体的狂轰滥炸，也不会再写什么书了。她想，如果以后年纪大了，有了医疗方面的特殊需要，又怎么办呢？

一天晚上，电话铃突然响起，这在我们深圳家里是很少有的。我急忙去接，是广西杨长勋打来的，他是我告诉过电话号码的少数几个朋友之一。

杨长勋在电话里大声说：“太厉害了，你逃到哪里都被他们罩住！你知道他们现在在报纸上骂你什么吗？”

“骂我什么？”我懒懒地问。

“骂你深圳的房子！他们说，你的房子是深圳市政府送的，代价是为他们说好话。”

我一听就直起身来，问：“又是什么人在那儿诽谤？”

“就是那个曾经歌颂你为民族脊梁，后来又编书盗印你文章的那个人，姓肖，好像在一个杂志做编辑。”杨长勋说。

“他不是在北京吗？”我问。

“深圳也有他们的人，“啃余族”早已联网，疏而不漏。在中国，你到哪儿也逃不掉，我早就说过了，还得走！”杨长勋说。

接完电话我愣了好一会儿。这事，不仅仅骂我，还骂到了深圳市政府。深圳市的市长是谁，我都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不出来澄清，政府蒙了冤，一定会迁怒于我们。那么一来，我们还能在这座城市住下去吗？

因此，我百般无奈，托北京一位律师打一个官司，只想证明我没有拿过政府的寸土片瓦，那个肖编辑损害了我的名誉权。不久北京的律师来电话，说北京的法院判了，我败诉。

上诉到中级法院，又败诉。两份判决书都写得很深奥，好像是在维护“言论自由”，但是我和律师都看不懂。

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对记者发表谈话，“一套房子并不是一个小皮包，被告当然是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但是，北京的法院完全不予理睬。

北京的报纸以通版的大字标题刊登了我败诉的消息，口气欢天喜地。

我问了两个在媒体工作的学生：“有没有可能在哪家报纸上说一个简单的事实，我在深圳购房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的稿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