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那个冬天

叔叔的死亡，使余家的生计失去了最后一个希望。

祖母与妈妈一起，想到爸爸单位去，要求他们看在全家要活下去的分上，多发一点生活费。但她们一去，正遇上批斗爸爸的群众大会。

她们从门缝里看到，爸爸站在台上被一个正在发言的批判者推了一个踉跄，台下所有的人都畅怀大笑。坐在第一排的是爸爸的老朋友们，祖母和妈妈都认识。平常来我家，他们都轻松得像自己家里人一样。但这下让祖母和妈妈吃惊了，因为他们笑得最开心。

“都是奸臣！”祖母在回家的路上气鼓鼓地对妈妈说。这是她一生用过的最坏词汇，是从老戏里看来的。她说：“这几个老朋友，明知我们全家有那么多人，已经活不下去……”

我听妈妈说了这个过程，觉得申请增加生活费的事，应该由我来做。

我打听了一下，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归属于“工总司”，全称“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这个“工总司”可厉害了，几乎已经掌管全上海的各行各业。它的司令叫王洪文，后来高升为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当时“工总司”的成员号称有上百万人，但我家里人一个也不认识。

百般无奈，我只得去找那两位来往较多的中学老同学。他们说，曹老师的那个“红薯造反队”地位太低，领导他们的最高司令部设在上海师范学院。如果疏通了关系，可能与“工总司”说得上话，帮一把我家，每月增加几元生活费。

我想到中学里还有一位不同班的张姓同学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可以找到他问问看，认识不认识司令部的任何一位首领。当时这些首领，其实也是学生。

到了上海师范学院，很快找到了那个张同学。他告诉我，造反司令部今天正在礼堂里召开批判大会，他可以领我去看看。他还说，有一个姓金的首领听起来有点学问，可能与我谈得上话。

那个批判会气势不小，礼堂四周的走廊上都挤满了人。张同学告诉我，他们学院的造反司令部管得了全市十多所大学，因此台上那个女主持人并不是他们学校的。

我抬头一看，台上那个女主持人虽然穿着一身假军装，还戴着军帽，却非常漂亮。漂亮是一种遮盖不住的能量，再远再隔，也能立即感受到。可惜她参加了造反派，看上去还是一个首领。

我所在的戏剧学院由于专业原因，美女云集，但居然没有一个美女是造反派，真是奇怪。后来造反派掌权，她们也只是跟着跑而已。怎么这个美女在这儿破了例？

我带着这个疑问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她嘴里吐出来的也是流行的豪迈词句，不同的是，她的嗓音并不尖厉，而是用了中音，这就立即使语流显得宽松了。身边的张同学还在向我介绍，这个人是财经学院的造反派首领，学英语的，所以作风比较自由，大家都喜欢听她讲话。

美丽的女主持人讲话不多，她的任务是引出今天批判大会的主角，那个姓金的首领。主持人说他是造反司令部的常委，但说出来的名字听起来很奇怪。我便扭头问张同学：“他叫什么？怎么听起来那么特别？”

张同学笑了，说这个人就喜欢玩词汇。“文革”一来他改名为“金文革”，后来又改成“金立新”，一个月前改为“金夺权”，今后还不知会改成什么，所以大家干脆叫他“金万名”。

金万名上台了，戴着塑料眼镜，看上去年龄比高年级学生还大一点。他一开口就说：对于学校里的反动学术权威，我们过去主要批判他们的“反动”，而没有戳穿他们“学术权威”的假象，这种情况到今天结束了。他说，他要从几个文科教授的著作中找出一大堆文史差错，让他们原形毕露。

说着，他一挥右手，大声叫出一个我们以前似乎听到过的名字：魏金枝。一个教授就被推搡着出来，低着头站在台的一角。与此同时，有一个造反派学生搬着一堆书籍、杂志、教材放到讲台上，金万名拿起其中一本，翻到夹着红纸条的地方，开始“咬文嚼字”。每咬几句就举起手来喊口号：“魏金枝不学无术！”“魏金枝滥竽充数！”

但是，他把“滥竽”的“竽”读成了“竿”，台下一片嘘声。

金万名侧着耳朵听清了下面的叫嚷声，决定不予回答，便厉声勒令魏金枝教授下去。接着，他又大声喊出了另一个要押上台来的教授的名字，我分明听到：“余鸿文！”

余鸿文，我家远亲，我祖父和外公的同学，我爸爸妈妈的结婚介绍人，还是我已故叔叔的《红楼梦》教师，是他吗？今天的批判会是很多大学联合举办的，他属于哪个大学？

我踮脚看着台角，是他。他走出来的样子，与刚才那位魏教授完全不同，显得很平静。金万名看着他，觉得这神态有问题，却又说不出什么，只是用手指点着他，说声“你——”，没说下去。余鸿文先生朝他礼貌地点了点头，等着他的批判。

“你这本《红楼梦讲义》，我翻了翻，至少有一百个问题！”金万名开始了。

“这门课还没有来得及给你们讲。”余鸿文回答道，“什么时候复课了，我可以帮你们一一解答。”

“我要你今天就讲清楚！”金万名厉声说。

余鸿文先生说：“这门课需要两个学期。你是说，今天就开始复课？”

全场一片笑声。很多同学随之起身，会开不下去了。

我连忙往前挤，想找到余鸿文先生，告诉他，我叔叔死了。

但是，人太多，我挤不过去。等到人散光了，我回过头来找领我来的那位张同学，也找不到了。

在剧场门口不远处，我看到有一堆人围着，走近一看，是一批学生围着那位美丽的女主持人。她已经脱掉军帽，知道自己漂亮，不断地左顾右盼，还朝我点了点头。

我也朝她点了点头，站住，想听她在说什么。她对眼前的几个学生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我作为主持人很抱歉。今天的会议证明，学生造反派已经无法把大批判进行下去了。所以我已经听到消息，工人造反派即将进驻大学。”

说完，她以一个向后撩长发的大动作，捋了捋已经剪短了的头发。她被军装遮盖着的婀娜身材，展现无遗。

这半天让我明白，企图托请高等学校的造反司令部去跟工人造反司令部联系，提高一点爸爸的生活待遇，是一个梦想。像金万名这样的人一旦遇上爸爸单位里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爸爸就没有活路了。再说，听那个美丽的女主持人讲，工人造反派很快就会进驻学校。

说时迟那时快，工人造反派真的要进驻大学了。

最早证实这个消息的，居然是很久没见的姨妈和益生哥。

那天他们敲开门，让妈妈和祖母呆了好一会儿。

突如其来的灾难会让人全神贯注，彻底忘却远亲近邻。妈妈伸出手去抓住了自己姐姐的手臂，这是她过去没有做过的动作，而且她的手还在微微颤抖。她怎么能说得清，自上次分手之后，爸爸被关押了，叔叔自杀了，家里断炊了。所谓“恍如隔世”，就是眼前的情景。

姨妈是兴高采烈地进来的，见到妈妈和祖母的神色，连忙问：“还好吗？你们还好吗？”

祖母扫了妈妈一眼，说：“好，好，来了就好。你们好些日子没来，一下子没回过神来。嘿，益生越长越登样了……”

姨妈这些年，不能提益生哥，不管是别人提还是她自己提，都会神采飞扬地滔滔不绝。她连忙接过祖母的话头：“是啊，登样是登样，麻烦也来了。跟着我上一趟南京路，一路上女孩子都在瞄他，我走在后面一个个地看，没有一个配得上他。上海的小姐怎么越来越丑了？昨天他在厂里听说，工人都要去领导大学了，里边有一所上海戏剧学院，正是秋雨的学校。我想，戏剧学院里该有不少像样的女孩子吧，所以今天来问问秋雨，去得去不得。”

姨妈这些年，说话，越来越靠近上海的小市民妇女了。照妈妈和祖母现在的心情，更是听不下去。

益生哥没有考上大学，而且成绩差得很远，这使姨妈非常伤心，曾经到我家来大哭一场。益生哥去年到了上海机床厂当了翻砂工人，照今天姨妈的说法，他要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来领导大学了。

这是“文革”中的黑色幽默之一。所谓“工人阶级进驻大学”，其实就是前两年的落榜生到工厂转了一圈，踏进校门成了领导人。领导人与被领导人的唯一差别，就是中学里的成绩。

“我妈是说笑。”益生哥看着我说，“我是想问问你，像我这种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到了你们大学能做什么事呢？”

“领导阶级斗争。”我说。

“那我不能去。”益生哥说，“阶级斗争我最搞不懂。我爸爸一直算是不法资本家，我怎么一年工夫倒成了领导阶级？”

他又问我：“到其他大学也一样吗？”

我说：“一样。都停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