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城堡。官方体制对文化创造，有利有弊，弊多利少。古今中外都产生过不少排场很大的官方文化，这当然也不错，但是一切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大多不在其内。这是因为，行政思维和文化思维虽有部分重叠但本性不同。前者以统一而宏大的典仪抵达有序欢愉，后者以个性而诗化的秘径抵达终极关怀。现在，前者太强势了，连一些自命清高的学者都在暗暗争夺行政级别，这更使一些行政官员对文化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和无知。长此以往，前者极有可能吞没后者。您看现在，财源滚滚而文事寂寥，精神枯窘而处处嬉闹，便是征兆。因此，我要不断地站在外面提醒，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您又问：“那么另一个城堡呢？”

我说：“对那个城堡我曾抱有希望，希望它能批判专制弊端，揭露权贵集团，推进政治改革，但现在已经失望。因为它掺入了太多的投机、虚假和表演。我曾多次试着与这个城堡里的人对话，发觉他们大多自命为中国的救赎者，却以揭秘的腔调散布着各种谣言，而且总是把一切文化问题全都推向政治批判，好像天下除了政治批判之外就不存在别的问题。他们那些貌似激烈的言论，初听起来还有一点刺激，再听下去就无聊了。”

您说：“看来，你只能左右不是人了。但是，我要以长辈的身份告诉你：不怕。大智不群，大善无帮，何惧孤步，何惧毁谤。”

我说：“对，不怕。”

与余鸿文先生的对话有点累。他的那么多盘问，我知道，正是代表众多长辈对我的审讯。

接下来就不会这么严肃了，急着想说话的，是徐扶明先生。徐扶明先生历来寡言，现在仍然微笑着等我开口，他很可能像往常一样，只听不说。

徐先生，我的朋友，刚才我在安灵堂，一心只想把您从曾远风附近移开。您告诉过我，人生如戏，角色早定，他永远打人，您永远挨打。在这里你们靠得那么近，又是面对面，我不放心。

但后来一想，不移也罢。他从前打人，靠的是诬陷、造谣、告发，现在到了你们这里，他毕生功夫全废，那您还怕他什么呢？

从此，您可以近距离地盯着他看。我早就发现，凡是害人的人，目光总是游移的。他会用眼睛的余光来窥探您，您还是不放过。世上再阴险毒辣的人，也受不住您这种盯住不放的目光，只能快步逃离。但是，在这安灵堂的小格子、小盒子中，他能往哪里逃？因此在我看来，这就是“末日审判”。审判的法官，就是一生的被害者，审判的语言，就是盯住不放的目光。

您的目光，过去的主题是惆怅。我曾经责怪您为什么不增添一点愤怒，现在我不责怪了，只劝您增添一点嘲讽。像曾远风这样一直气焰万丈的人最后也不得不让您来日夜看管，看管着他无声无息、无亲无友的终点，给一点嘲讽正合适。

更需要嘲讽的却是人世间，居然怂恿了他那么久，给他喝彩，给他版面，给他伸展拳脚的平台，几十年间没有对他有过一丝一毫的劝阻和批评，使他无法收手，难于后退。直到他一头扎在这里，人们才弃之如敝帚，转身去物色新的替代者，让他们来制造新的不幸。这，还不值得嘲讽吗？

徐扶明先生，在中国戏曲声腔史的研究上，您是我的师长，但在社会人生奥秘上，我要不客气地说，小弟我可以做您的师长。今天我要问您一句：为什么曾远风永远打人，而您永远挨打？

我看到您在摇头，直愣愣地等待着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很简单：他打人，是为了不挨打；您挨打，是因为不打人。

打人，也叫整人、毁人，细说起来也就是从政治上、道德上、名誉上攻击他人，这种事情全世界都有，但在中国却变成了一个魔幻事业。

您会问：怎么会是“魔幻事业”呢？

我要告诉您：这，与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有关。很多民众只要从攻击者嘴里听到别人可能有什么问题，就会非常兴奋地相信，还会立即把攻击者看成是政治上的斗士，道德上的楷模，大家都激情追随，投入声讨。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事态已经变成了那个被攻击者与广大民众的对决，攻击者不再担负任何责任。有些官方媒体又会火上加油，把每一场围攻看成是“民意”，把被攻击者看成是“有争议的人物”，使攻击很快就具有了正义性。

因此，攻击者一旦出手，就有金袍披身，从者如云。这几十年我们都看到了，那么多中国人一拨又一拨地轮着受难，只有一批人奇迹般地立于不败之地，那就是他们。

您在“文革”中受到曾远风的攻击而入狱多年，其实也有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可以脱身，那就是攻击别人，包括攻击他。而且，这种攻击永远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因此，您的受难，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您自己，您不会攻击他人。

我也和您一样，从来没有做过“以攻为守”的事情。对此，我的克制比您更加不易。您老兄身上可能压根儿不存在向别人进攻的能力，我却不是。您知道，我是历届“世界大学生辩论赛”的总评审，在语言上的攻伐之道，那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但是，对于放弃攻击，我们两个都不会后悔。

不妨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您跟着我，痛痛快快地把他们骂倒了，世上多了两个机智的攻击者而少了两个纯粹的文化人，我们会满意吗？我想，我们反而会后悔。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胜利。只希望有一天，新的“曾远风”又要当街追打新的“徐扶明”时，中国的民众和传媒不再像过去和现在这样，一起助威呐喊。

仅此而已。

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也还需要长时间的启蒙。

也许会有这一天，但对我来说，华发已生，暮雾已沉，好像等不到了。

与徐扶明先生说完话，当然就躲不过近在咫尺的曾远风了。其实我也不想躲，很想与他交谈一番。但估计，他也只会听，不会说。

从哪儿开口呢？与他这样的人谈话，我一时还拿不定方向。

曾远风，在年龄上你是我的前辈。你告发徐扶明先生“攻击样板戏”的时候，我才十九岁；徐扶明先生终于平反，而你又转身成为“文革”的批判者时，我已经三十三岁；你向我告发那个姓沙的左派编剧时，我四十一岁；你向全国媒体告发我为一个流亡人士的后辈写序言时，我四十三岁；你参与那几个“啃余族”对我的围攻时，我五十六岁；你突然以“异议分子”的身份向外国人告发中国的很多人和很多事时，我五十九岁。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你一定还实施了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告发，请原谅我挂一漏万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以不寻常的方式陪伴了我大半辈子。

亲人的陪伴增加了我的脆弱，你的陪伴增加了我的坚强。因此，你对我相当重要。

你早年读过中文系，后来的身份，是“编剧”、“编辑”、“杂文作家”。你让我想到十几年来一直在诽谤我的那几个“啃余族”与你一样，清一色出自于中文系，都曾经染指文学创作，却又文思枯窘而改写批判文章和告发信。有趣的是，当年你向我告发的那个左派编剧，后来也走了一条与你相同的路：借由文艺玩政治，天天伤害无辜者。

说远一点，你曾经效忠过的“四人帮”里边，也有三个人是文艺出身。如此一想我就霍然贯通，原来你们把文艺创作中的虚构、想象、夸张、煽情全都用到了真实社会的人事上了。你们把伪造当作了情节，把狂想当作了浪漫，把谩骂当作了朗诵，把谣言当作了台词，把围攻当作了排演。只可怜了广大无知的观众，居然弄假成真。

我刚刚在与徐扶明先生谈话的时候曾说到，很多浅薄的民众特别容易追随像你这样不断地从政治、道德、名誉上攻击他人的人，使你们经常“金袍披身，从者如云”。现在我要加一句，这些民众最值得同情之处，不是追随你们，而是不知道你们全在扮演。

近几年，你们这帮人都齐刷刷地扮演起了“异议分子”，开始改说“民主”、“人权”、“自由”之类的台词。这，实在太搞笑了。这些美好的社会课题，不正是我们一直在奋斗的目标吗，怎么一转眼被你们抢了过去？你们又在“盗版”了。盗版毕竟不是正版，同样这几个概念，从你们嘴里说出来全都变了味道，成了反讽。

先说“民主”。这个概念你们在文章中天天高喊，前面还隐藏着一个“大”字，诱骗民众进行大诬陷、大批斗、大伤害。其实你们内心是害怕广大民众的，例如你们最嫉恨我的书连续畅销二十年，其实就是嫉恨广大读者的“阅读民主”。为此我不禁要笑问：敢不敢进行几次民意测验，让广大民众在你们和我之间做一个选择？不敢了吧，还“民主”！

还有“人权”。这么多年，你们用大量肮脏的谣言伤害了我的名誉权，伤害了我妻子的工作权，伤害了我父亲的生存权，所有这些人，都没有一官半职。难道，这都不是“人权”？

再说“自由”。你们用集中诬陷的手段侵犯了我的写作自由、声辩自由、居住自由，但是凭着媒体的起哄、法律的放任、官方的漠然，从来不必支付任何代价，不必做任何道歉。我想问，古今中外几千年，还有什么人比你们更“自由”？还有什么人比你们更需要还给他人以“自由”？

你听得出来，这是反问，不求回答。真正的问题也有一个，存在心底很久了，还是说出来吧：那么多年，你们这批人难道从来都没有担心过法律的追诉？你们难道就能断定，中国的法律一直会像过去那样偏袒你们？

对于这个问题，你也不必回答。既然你老人家已经来到这里，不说法律也罢。我只希望你还是认真地看一看你的对面，那儿有一位与你同龄的老人，因为被你诬告而入狱多年。平反之后，他烧掉了你的罪证，没有说过你一句重话，而你却没有投过去一个抱歉的眼神。我现在终于明白，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把你们两人安排得那么近，可能是别有深意。

如果有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却特别想与他说话，这个人就是余颐贤先生。

直到此刻我仍然不知道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心目中只是一团迷雾、一堆疑问。隐约间似乎有一股妖气，但也可能是仙气，似远似近。越是这样就越是好奇，我要腾空心境，去面对这位姓余的老人。我不知道他以前习惯讲什么方言，余姚的，慈溪的，绍兴的，宁波的，还是杭州的？想来想去，今天我还是与他讲童年时的乡下话吧，那种语调，立即就能带出故乡的山水。那里，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是余颐贤先生长期出没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