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奖状回来给卡佳看，但她并没有祝贺我，而是冷冰冰地警告——喂，你快要完蛋了！

怎么了？

得奖啊什么的是不错，但请你从今天起忘记，所有的奖是给你的过去，不是给你的现在，更不是给将来。你明白吗？还有你见到的那些人，在你嘴里津津乐道，好像都是些很厉害的大人物，在北京在全国叫得出名字的……但最好离他们远一点，写好你自己的小说就够了！

因为在莫斯科你都见过了，对不对？

你读过《静静的顿河》吗？

肖洛霍夫。

他后来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的老师，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常带我去参加他的文学沙龙。他已经获得了列宁勋章、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不再是那个穷乡僻壤的哥萨克了，伟大的肖洛霍夫，他再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了！还有那些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和各种艺术家，我们在国内读书的时候，都把他们当做偶像和明星，可一旦见到本人，不过都是些大腹便便的老家伙们，只会高谈阔论，彼此肉麻地吹捧。苏联政府给这些人提供了宽敞明亮的别墅，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里，还有嘎斯轿车、司机与仆人。我打心眼里喜欢他们的作品，但又讨厌他们本人。

这不矛盾吗？多年以后，才发觉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简直是个白痴。

卡佳摸着我的后脑勺说，在写作这条道路上，你可能会很有成就。但要记得，绝不能轻视任何人，就像绝不能轻视你自己那样。有朝一日，我会不会也变成自己曾经讨厌过的那种人？也许会，也许不会，很遗憾，我们大多数人属于前者。但请你别忘了今天，别忘了你最初为了什么而写。不是什么改变命运的鬼话，而是你想要倾诉内心。

那你讨厌现在的自己吗？

她走到镜子前，摸着脖子上的皱纹。很讨厌，讨厌得要死！

第二年，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中美军机在南海相撞；基地组织劫机撞了纽约世贸中心；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病毒》完工；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卡佳出了意外。

深秋，在思南路与南昌路的拐角，她被一辆助动车撞倒了，后脑勺磕在水门汀上，在医院里昏迷了一个星期。

我找不到她的亲属，只在抽屉里找到一张医保卡，这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我去过派出所与居委会，确认她没结过婚，亲戚全在香港和海外，但从不来往。二十年前，她从公交公司提前退休，闲着没事翻译俄国小说，稿费虽然微薄，总比光拿退休金的孤老太强些。我在医院代表亲属为她签字，当时很害怕她会不会将永远沉睡下去。

卡佳醒来的那天，我正在她的病房里。当她突然睁开眼睛，我盯着她喊了几声卡佳。她的目光有了反应，说明她至少记得这个名字。我转身要去呼唤护士，她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似乎是俄语某个单词，听着又有几分耳熟。午后的时光里，我在门口停下来，慢慢转身。枯黄落叶的窗外，射来白油漆般的光，在我的脸上反复涂抹。

我听清楚了她的念叨：格奥尔基。

最初的恍惚过后，我才想起这个名字属于谁——1958年在莫斯科的中国电工。

你是在叫我吗？

卡佳点点头，又叫唤了我一声格奥尔基。

我想要摇头，脖子和颈椎却僵硬着不动，也许是昨晚落枕了，也许是其他什么原因。

昏迷的七天里头，她的头发更白了，我不会给她保养皮肤，脸上的皱纹密集涌出，但没照镜子的她并未意识到这些。

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七天。

我像个白痴似的回答。

卡佳摇头，眼眶已经湿润。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当我看到老太太的泪水，像涨潮的黄浦江汹涌在脸上，我的心头骤然悬空，一下子懂了她的问题——她找我找了多久？她找她的格奥尔基找了多久？

但我不是格奥尔基，我只是每周跑到她家来看书的在邮局上班的后生，我能这样告诉她吗？

把你的手交给我。卡佳向我恳求。

我伸出手，在老妇人的手掌心里。她的手又柔软又暖和，就像我小时候的外婆，但有些老茧和很粗的纹理，看来干过不少体力活，包括冬天里手洗衣服。她的手像一层薄膜，将我紧紧包裹起来。

honey，格奥尔基是卡佳的糖纸头里的甜心。

第二天，我给她办理了出院手续，医生说她并无大碍，也不会有后遗症，就是可能记忆出了些问题。

我把卡佳送回思南路的顶层大屋，帮她洗去沙发和书架的灰尘，买了医生关照可以吃的东西。告别的时候，她在身后叫我。格奥尔基！记得来看我。

我回头，看着她布满鱼尾纹的眼角，点头说好的。

为什么我会承认自己是格奥尔基？欺骗一个记忆错乱的老太太并不是好玩的事儿。因为，在为卡佳整理房间的时候，我从床头柜里找到个相框，镶嵌着一张黑白照片——

他看起来二十多岁，穿着灰色的工装服，背景似是1958年的莫斯科，那是卡佳常说起的克雷姆斯基大桥，横跨在莫斯科河上的悬索桥，许多人在桥上自杀而闻名。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不由自主要闭上眼睛，不敢再多看哪怕一秒。

他很像我。

不，是我很像他。

虽然颜色是黑白的，但照片里的人，分明就是过去的我——也许是上辈子？也好像是我穿越过了，眼睛、鼻子、嘴唇、下巴……仿佛自己在照镜子。

所以，我是格奥尔基。

而在卡佳的眼中，我依然活在这张照片里，来自1958年的莫斯科。我无法反驳她，无法向她辩解，哪怕隐藏或烧掉照片，但格奥尔基的这张脸，就在她的心里头藏了四十多年——只要看到我的这张脸，格奥尔基就会生动而鲜明起来。

一度我想不再去找卡佳了，免得让她对我产生更多的依赖，但隔了两个星期，我还是忍不住去了。她一直坐在沙发上等我回来，穿着颜色鲜艳的羊毛衫，花白的头发被染黑了，嘴唇上涂着淡淡的口红。

祝贺你，格奥尔基同志，你终于成功了！

她拿出两个搪瓷杯子，倒了些饮料要跟我碰杯庆祝。

什么成功了？我不明白。

时间！

哦？你说什么？我懵懂地与她干杯，喝尽似乎是过期了的饮料。

你不记得了吗？1958年，在莫斯科，十二月最冷的那天，你带着我坐地铁来到莫斯科郊外，一片被大雪覆盖的森林里。那里有个卫国战争以后废弃的兵工厂，方圆几公里内荒无人烟，废墟的最深处有个舱门，你用了很大力气才打开这个门，拉着我走进一条地道。

你要说什么？

当卡佳说到这些，我是有些害怕的，徘徊在她的沙发背后，随时准备逃出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