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侵略我国华北的同时，日本军阀又策划再从华东打开条进攻中国的道路，他们选择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为突破口，入侵上海后，对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形成南北两方面的威胁，从军事上和心理上打击中国政府的反抗。
在“77事变”爆发的第2天，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便下令结束正在台湾附近海面进行的军事演习，向上海开进。途中，他发电报给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大川内传七中将，命他制定作战方案，做好先期进攻上海的准备。
同在7月8日，正在青岛住院治疗的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兼任京沪地区军事负责长官的张治中将军，谢绝了医生劝告，乘军用飞机赶回南京。
张治中受统帅部之命，自1936年起便秘密从事对日作战问题的研究，他预感日军全面侵华一定会凭借海空优势在华东开辟战线，而进犯华东，上海则首当其冲。上海不但是当时世界著名的贸易和金融中心之一，也是我国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重要基地，更由于它靠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所以上海不论在政治、经济或军事上都堪称要地。
张治中从青岛直奔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见到参谋总长程潜后，程潜告诉他，蒋介石已任命他为京沪警备司令，负责南京至上海地区的对日作战。接着，程潜问张治中，对上海御敌如何打算。
张治中对此显然早已深思熟虑。他说，日军要是进攻上海，我们无非是三种打法。一是他打我，我不还手，如“918”之后的东北；二是他打我，我才还手，如“128”上海抗战和长城抗战；三是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或“先下手为强”。张治中认为我军在上海应采取主动进攻的方针，而为了外交需要的先挨打后还手的方法在中日正式开战之后的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了。
这时程潜已知道我情报部门截获长谷川清发给驻上海日军电报内容，他原则上同意我军在上海先发制人，但叮嘱张治中要掌握时机，打则必胜，不要做了“夹生饭”。
7月10日，张治中回到上海，下令给蔡劲军上海警察总队和吉简章上海保安团增配枪支弹药；秘密调动钟松61师的个团进抵虹桥机场；派人在市内重要路段构筑工事。
7月11日，日本海军第3舰队开进上海。当日中午，长谷川清在旗舰“出云”号召集海军武官本田、第3舰队参谋长岩树、陆战队司令大河内、陆军武官喜多等人开会，对进攻上海进行了具体布署。在这次军事会议之后，驻在上海的日军和日侨不断进行破坏、挑衅活动，为军事入侵制造借口，这是日军的惯用伎俩，也是明显的战争信号。
张治中认为淞沪之战不打则已，打则必是一场大战，所以他一面加紧作战准备，一面请示南京，调动主力部队来沪参战。
由于7月中下旬我军最高统帅部的注意力集中于华北战场，没有立即答复张治中的要求。直至7月29日，我情报系统截获日军参谋本部发往驻华部队的《中央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其中有“以部分兵力在上海作战”的内容，这才引起南京军委会的高度重视。
蒋介石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上海离南京太近，如日军从这边过来威胁就太大了，他指示调动中央军主力向上海集结，同意张治中“先发制敌”的方案，彻底消除国民政府“后院”的危险。蒋介石向驻华中部队发布命令：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华中地区以非法所强占领之各据点扑灭之。
一、于华北抗战初期，奇袭扫荡上海敌之潜势力，尔后则确实占领之。
二、上海当局应充实宪警之力量，协助扫荡上海敌之潜势力。”
为阻止日本海军溯长江西上，蒋介石命令我海军与空军配合，封锁江阴要塞，将日军先行侵入的海军舰艇控制在长江以内，再分头歼灭。
谁知这个重要的军事机密竟被打入国民政府行政院担任机要秘书的汉奸黄浚窃取。黄浚是精卫的亲信，他和他儿子都曾经去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因生活腐化负债累累，被日本情报部门收买为特务。此次，黄浚将我军要封锁江道的计划密报日军情报部门，使日军有时间作出反应。
8月7日，日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下令，泊于汉口的日海军11战队各舰连夜撤退，并强迫沿江侨民立即随舰下驶，以使日军舰调动冠以“撤侨”之名。
于是，满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日本军舰和商船高速驶出长江，在上海附近海面重新集结。
日本巡洋舰“云鹤”号当时泊于九江，得到指令后，立即夺路东撤，沿途撞沉中国商船和民船多艘，造成死伤逾百人的惨案。为防止中队沿江堵截，日海军还挟持两艘英国商船与之同行。
中队眼看日本军舰一艘艘扬长而去，怒火中烧却又无可奈何。封敌于长江之内的计划一夜之间归于流产。
日本海军在撤出长江舰只的同时，将第2、第3舰队所属的航空母舰、轻巡洋舰、驱逐舰、鱼雷艇等近百艘舰艇集结于吴淞口外，形成大兵压境的态势，等待地面部队的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已经拥有了世界上堪称最强之一的海军部队。为削减日海军在战争中的威力，最高统帅部忍痛作出沉船封江的决定。
1937年8月12日，中国海军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在长江江面展开，8艘军舰和20艘商船，在中国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将军指挥下横为一队，然后徐徐下沉。海军官兵在岸上向这些对于中国海军极其宝贵的军舰洒泪告别。
沉船封江使日军无法沿长江进入我国境内，无法象“128”抗战时迁回到我军背后，为我军在地面上抗击日寇打消了后顾之忧。而此时，中日两军在上海市区内的对峙也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
事情还要从“虹桥机场事件”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