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问题，孩子。两分钟。”什么老妈？这个男妓！牛郎！路易斯走到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吧台前，威士忌酒瓶上头的雕花玻璃嵌板上刻着粉色的天使。他给自己倒了杯酒，喝了几口让心情平静下来。吧台的电话响了。“喂？”他小心地拿起易碎的水晶听筒，说道。

“路，是我。弗朗基。我把老妈送走啦。”

“真是个好孩

子，弗朗基。老妈是永远都不能忘记的。”

“哦，我从来都不会忘记她，路。这是你对我的教导。你跟我说过，你妈妈的葬礼可是东哈特福德一带规模最大的。”

“是啊，伙计，我他妈把整个教堂都买下来了。”

“真好，你做的真好。”

“现在咱们来说说别的好事情吧，怎么样？今天又是那种日子啊，弗朗基，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知道我的意思吗？”

“当然，路。”

“所以我有点心烦。我得放松一下。快上这儿来，弗朗基。”

“出租有多快，我就有多快，路。”

男妓！这将是大嘴巴弗朗基对他的最后一次服务。

门外的街道上，那个穿着考究的律师向南走了两个街区，又向东走了一个街区，来到布鲁克林高地的另一所高级住宅前。他的豪华轿车就在门口处的天棚下等他。给他开车的粗壮中年司机和身穿制服的门卫聊得正开心，到这会儿门卫肯定是得了不少小费。司机一瞧见老板，就快步朝豪华轿车走去，打开了后车门。几分钟之后，他们开进了前往布鲁克林桥的车流。

在安安静静的后座上，律师解开了自己的鳄鱼皮腰带，捏住搭扣的上下缘一按。一个小盒子掉在他两腿之间的坐椅上。他捡起盒子，重新系好皮带。

他拿着小盒子凑向透进车窗的光亮，审视着微型的声控录音设备。这是一部非同寻常的机器，体积微小，而且是用树脂制成的，可以轻易骗过最精密的探测仪器。律师在座位上往前一倾，对司机说：“威廉？”

“是，先生。”司机抬头朝后视镜一望，看见老板伸出的手；他把手向后伸去。

“请你把这个带到房子那边去，转到磁带上，好吗？”

“是，少校。”

曼哈顿律师往坐椅上一靠，暗自微笑起来。从现在开始，路易斯会对他言听计从。涉及家族事务的时候，黑手党党徒是不能做什么附属协议的，更别说承认自己有某种性偏好了。

蒙着眼的莫里斯·帕诺夫和他的看守坐在轿车前座上，他的双手被松松地捆在一起，几乎可以说是捆得彬彬有礼；黑手党小喽啰捆人时好像觉得这条命令实在没什么必要。两个人沉默不语地开了大约三十分钟，看守说话了。

“‘压轴’病专家是个啥？”

“就是口腔外科医生。他们接受过专门培训，能在病人的嘴里动手术，治疗与牙齿和牙龈组织有关的疾病。”

沉默。七分钟之后，“啥样的疾病？”

“种类很多，有感染、刮擦压根，一直到更为复杂的手术，不过通常要和肿瘤科医生协作进行。”

沉默。四分钟之后，“最后那个什么‘协作’进行——是啥东西？”

“口腔癌。如果发现及时，就可以在尽量少切除骨头的情况下加以抑制……如果不及时，整个下巴可能都得拿掉。”帕诺夫感觉到车子晃了一下，司机一时间有点失控。

沉默。一分半钟之后：“他妈的，整个下巴？半张脸？”

“要不做手术，病人的整条命可都没了。”

三十秒之后，“你觉得我可能生了这种毛病？”

“我是个医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人。我只是注意到了一个症状。我可没下诊断。”

“别胡扯了！你快给我下！”

“我没这个资格！”

“胡扯！你是个医生，对不对？我说的是正经的医生，而不是什么自称医生但连个合法小牌子都没有的冒牌货。”

“如果你说的是医学院的学生，那没错，我应该算那种正经的医生。”

“快给我瞧瞧！”

“我没法瞧，眼睛蒙着呢。”帕诺夫突然感到看守粗壮的手摸到他头上，扯掉了那条围巾。轿车里头黑乎乎的，这解答了帕诺夫的一个疑问：谁能带着个蒙眼的乘客开车在大路上走？在这样的车里就不成问题；除了风挡玻璃之外，车窗不仅有颜色，而且几乎不透明；这意味着从外面看车窗就是完全不透明的。谁也看不到车里面。

“快，瞧啊！”

“什么？”

黑手党小喽啰两眼盯着路，一颗大脑袋难看地歪向帕诺夫这边；他咧开厚厚的嘴唇，露出牙齿，就像是小孩子在冲着镜子扮鬼脸。他又喊道：“告诉我你瞧见啥了！”

“车里太暗了。”莫里斯·帕诺夫回答说。他想看的东西基本上只能从前窗里看到；他们行驶在一条乡村道路上，路很窄，两旁都是田野，路基往下一点就是泥地。不管他要被带往什么地方，司机肯定是走了一条非常迂回曲折的路线。

“妈的，把车窗打开！”看守吼道。他仍旧扭着头，两眼盯在路上，大张的嘴简直就是漫画版的杀人鲸，像一条快要呕吐的鲸鱼。“什么都别瞒我。我要把那家伙的手指一根根全掰断！妈的，让他用胳膊肘去做手术好了！……我跟我那个笨蛋姐姐说过，她那个娘娘腔的儿子根本就不中用！就知道看书，从来不到街上去练手，明白我的意思吧？”

“你要是能停几秒别乱喊，我就能看得仔细一点。”帕诺夫说。他放下了自己那一侧的车窗，可路旁除了树木和茂密的灌木丛之外什么也看不见。这显然是一条荒僻的乡间道路，他估计标出这条路的地图不会太多。“这就对了。”帕诺夫继续说。他把松松绑住的双手伸到黑手党的嘴边，可他的双眼却没有看那张嘴，而是盯着前方的路，“哦，我的天哪！”帕诺夫喊道。

“怎么了？！”看守大叫。

“脓，到处都是脓包，上颚下颚都有。这是最糟糕的迹象。”

“哦，老天！”新发现带来的震惊让轿车随之一晃——但晃得还不够狠。

一棵大树。就在前头。在荒僻道路的左手边！莫里斯·帕诺夫猛然把被绑的双手按到方向盘上，从坐椅上抬起身，使劲把方向盘往左推。眼看着轿车就要撞到树上，他又向右侧扑去，蜷成胎儿的姿势保护自己。

撞击猛烈异常。玻璃破碎，金属挤瘪，撞裂的汽缸里冒出腾腾的雾气，车底下黏稠液体燃起的火越烧越猛，很快就要蔓延到油箱处。看守没死，还在呻吟，脸上直冒血；帕诺夫把他从汽车残骸里拽出来，尽可能往远处的草丛里拖；他刚刚精疲力竭地停下来，汽车就爆炸了。

在潮湿的灌木丛中，他的呼吸平缓了一点，但恐惧仍然没有消退。帕诺夫解开捆得很松的双手，把扎在看守脸上的玻璃碎片拔了出来。接着他又检查看守身上有没有骨折——右臂和左腿看来好像断了——看守的口袋里装着从哪家酒店（这家店他从来没听说过）里顺来的信纸，他用看守的笔在上面写出了自己的诊断。他还拿了另外几样东西，其中有一把枪——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但那枪很沉，而且太大，装不进口袋，只好插在腰带里坠着。

可以了。希波克拉底古希腊著名医生，被尊为“医学之父”，欧洲医学奠基人。救死扶伤也是有限度的。

帕诺夫搜了搜看守的衣服，不禁大吃一惊：他身上带着许多钱——估计有六千美元——还有各种各样的驾驶执照——五张不同的驾照，分别是五个州签发的。帕诺夫拿走了钱和驾照，准备转交给亚历山大·康克林，但没动黑手党党徒钱包里别的东西。钱包里装着他家人的照片，有他的儿女、孙辈和其他亲戚——这些人当中还有个年轻的外科医生，读医学院可是由他资助的。再见了，伙计，帕诺夫心想。他爬到路上，站起身整了整衣服，尽量把自己的样子弄得体面一点。

站在坚硬粗糙的路面上，他基于常理作出的判断是继续朝北走，沿着轿车行驶的方向前行；折回去往南走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可想而知会很危险。突然间，他意识到了一件事。

我的天！刚才的事真是我干的？

帕诺夫打起颤来；他头脑中训练有素、注重心理学的那部分对自己说，这是经历创伤件之后的压力反应。

胡扯，你个笨蛋！干出那种事的不是你！

他迈开脚步，就这么往前走，不停地往前走。他现在走的已经不是什么乡村小路，简直就是条烟草路。没有任何文明的迹象，路两头都看不到一辆车；没有房子——连一座破旧农舍的废墟也看不到——也没有那种原始的石墙，最起码它能证明人类曾造访过这一带。帕诺夫走了一公里又一公里，奋力与药物引起的疲劳相抗。已经有多长时间了？他们拿走了他的手表，那上头小得不能再小的字可以显示星期几和日期，所以他既不知道现在的时间，也不知道他被人从沃尔特·里德医院绑走之后过了多久。他一定得找部电话。他一定得联系亚历山大·康克林！得赶快想办法！

还真是如他所愿。

他听见了汽车引擎越来越响的轰鸣声，马上转过身来。一辆红色汽车从南边快速开来——不，那不是快速，简直就是飞驰，司机肯定把油门踩到底了。他拼命挥动胳膊，做出无助和恳求的手势。根本就没用；汽车从他身边疾驰而过，仿佛是一个模糊的影子……紧接着他又惊又喜地发现空中扬起了尘土，还听到了刺耳的刹车声。汽车停住了！他向前跑去，那辆车竟然在往回倒，轮胎发出了刺耳的尖叫。他记起小时候在布朗克斯，母亲曾对他说过一遍又一遍的话：永远要说真话，莫里斯。真话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盾牌，它能让我们保持正直。

莫里斯·帕诺夫并没有一字不差地遵守母亲的告诫，但有时候他觉得这句话在社会交往中还是可取的。现在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于是他朝红色汽车摇下的副驾驶座车窗走去，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他看到开车的是个三十四五岁的女人，长着淡金色的头发，妆化得太浓，露肩连衣裙里紧裹着一对硕大的。她这件衣服更适合在x级电影里穿，而不是在马里兰州乡村小路上。尽管这样，母亲的话还是在他耳畔回想，所以他就实话实说了。

“女士，我知道自己看起来衣衫褴褛，但我向你保证，这只是表面的印象。我是个医生，碰到了事故——”

“我的天，快上车！”

“太感谢了。”帕诺夫刚关好车门，那女人就猛地挂上挡，开足了马力。车子飞一般地从粗糙的路面上蹿了出去，沿着路向前疾驰。“看来你很着急。”帕诺夫搭话说。

“老兄，你如果是我，也会着急的。我老公正在后头收拾卡车，准备来追我呢！”

“真的吗？”

“妈的，这该死的蠢货！他每个月有三个礼拜开着车到处跑，在高速公路上碰到个娘们就干；后来他发现我自己也找了点儿乐子，竟然就大发雷霆。”

“哦，我很遗憾。”

“他要是追上咱俩，还有你遗憾的呢。”

“你说什么？”

“你真是个医生？”

“对啊，我是医生。”

“说不定咱俩能做笔生意。”

“你说什么啊？”

“你会打胎么？”

莫里斯·帕诺夫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