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萨沃纳罗拉girolamosavonarola（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改革家，多明我会宣教士。他直言抨击罗马教廷与暴政，曾领导佛罗伦萨市民起义并建立民主政权，后被处以火刑。一样？”

“我得说这个比方挺合适——照我在历史课上的残留印象来看。”

“那我就得说，他正是‘胡狼’捕来的上等猎物。亨利也会相信的，只要等他缉毒队领头的那条船再也不返回普利茅斯，等到船员们的尸体浮上海面，或者是祈祷会上再也看不到他们的人影。”

“卡洛斯就是开着那条船逃跑的？”

“对，”伯恩点点头，朝身前几米处的长沙发做了个手势。他和沙发之间的空地上放着一张玻璃面咖啡桌，“坐下，约翰，我们得谈谈。”

“我们刚才不是在谈吗？”

“老弟，我们要谈的不是已经发生的事，而是将要发生的事。”

“要发生什么事？”圣雅各往沙发上一坐，问道。

“我得走了。”

“不行！”圣雅各喊道，像被电流击中一般蹭地站了起来。“你不能走！”

“我必须走。他知道我们的名字，知道我们住在哪里。所有的一切。”

“你要上哪儿去？”

“巴黎。”

“见鬼，不行！你不能这样对玛莉！天哪，你也不能这么对孩子们！我不让你去！”

“你拦不住我的。”

“

我的天，大卫，你听我说！假如说华盛顿那边太卑鄙，或者根本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但你相信我，渥太华的本质可要好得多。我姐姐为政府工作，而我们的政府从来不会因为太麻烦或太费钱就把人甩掉不管。我认识人——比如斯科蒂、医生，还有其他人，他们只要说上几句话，你们就可以被安置到卡尔加里calgary，加拿大西南部城市。的一座堡垒里。谁也别想碰你们！”

“你以为我的政府不愿这么做吗？我告诉你吧，老弟，为了保住玛莉、孩子们和我的性命，华盛顿有些人曾冒过生命危险。那是无私的行为，不求任何回报，既不是为他们自己，也不是为了政府。如果我想要一个别人没法碰的安全屋，很可能就会在弗吉尼亚弄到一所房子，有马，有佣人，还有整整一个排的武装士兵，二十四小时保护我们。”

“那问题不就解决了么？把房子要下来！”

“要来干什么呢，约翰？在我们自己的监狱里过日子？孩子们不能到小朋友家里去玩，就算能去学校念书还得有警卫跟着，否则就只有在家里自己学。不能去小伙伴家里过夜，不能打枕头仗——连邻居都没有？玛莉和我两个人大眼瞪小眼，一转头就能看到窗户外面的探照灯，听到警卫的脚步声，偶尔还有人咳嗽打喷嚏，还有——但愿不要发生这种事——枪栓的喀嚓一响，就因为有只兔子在花园里闹腾？那不是生活，而是囚禁。这样的日子你姐和我都受不了。”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也受不了。但去巴黎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能找到他。我能干掉他。”

“他在那边可有的是人。”

“我有杰森·伯恩。”大卫·韦伯说。

“我才不信你这种鬼话呢！”

“我也不信，但它好像挺管用……约翰，我现在要让你还情了。帮我打个掩护，跟玛莉说我很好，根本没受伤；说我得到了一个线索，是关于‘胡狼’的，只有老方丹才知道——这一点其实是真的。阿让特伊一家名叫‘战士之心’的咖啡馆。告诉她我会让亚历山大·康克林参与此事，外加华盛顿能够提供的所有援兵。”

“但你并不打算让他们参与，对不对？”

“对。‘胡狼’会听到风声；法国外交部那边到处都有他的耳目。只有单独行动这一条路。”

“你以为这能瞒得过她么？”

“她会起疑心的，但没办法确定。我会叫亚历山大打电话给她，让她确信他与巴黎所有的秘密火力取得了联系。但这话必须先从你嘴里说出来。”

“你干吗要骗她？”

“这个问题你不该问，老弟。我让她受的罪已经太多了。”

“好吧，我会告诉她的，但她根本就不会相信我。她一下子就能把我看穿，她向来都是这样。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起，她那双大大的棕色眼睛就会盯住我的眼睛，常常是怒气冲冲；但和我那两个哥哥不同——嗯，我也不知道——她眼里没有他俩脸上的那种厌恶，他们觉得我这个‘小子’实在是一塌糊涂。你能理解吗？”

“这叫做关心。她总是关心着你——即便在你一塌糊涂的时候。”

“是啊，玛莉还不错。”

“我觉得可不止是‘不错’。过几个小时打电话给她，把他们接回岛上来。他们待在这里最安全。”

“那你呢？你打算怎么去巴黎？从安提瓜和马提尼克出发的联运航班很差劲，有时候得提前几天预定才行。”

“反正那些航班我也不能坐。我得找个掩护，秘密地离开。华盛顿有个人总得想出个办法。不管是什么办法，他一定得想出来。”

亚历山大·康克林跛着脚走出中情局维也纳公寓的小厨房，脸上和头发都湿透了。在以往的日子里，在以往的日子一头栽进酿酒厂的大缸之前，每逢事情变得太沉重、太匆忙，他就会平静地离开办公室——不管是在哪里——放纵自己去享受一个雷打不动的老规矩。他会找到当地最好的牛排餐厅——同样，不管是在哪里——点上两杯干马提尼、厚厚的一大块嫩牛排，再配上餐厅能做出的最油腻的土豆。独自一人、有节制的酒精摄入、沁着血水的嫩牛排，特别是那浸透了油的土豆，这几样东西组合在一起能产生让他平静的奇效，纷乱的一天里所有匆匆忙忙、相互冲突的复杂事务也自己理出了头绪，理性重新占据了上风。他会带着许多种解决方案，返回自己的办公室——不管那是伦敦贝尔格雷弗广场的漂亮公寓，还是加德满都妓院深处的密室。他曾经和莫里斯·帕诺夫说过一次这种美食的神奇现象，医生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你那个疯狂的脑袋如果弄不死你，你的胃也会把你弄死。”

然而，在如今的日子里，由于戒酒之后的空虚和各种其他障碍，比如高胆固醇，还有那些愚蠢的甘油三酯（谁知道它们是些什么鬼东西），他必须想出另一个解决办法。新办法是偶然间发现的，伊朗门听证会期间的一个早晨——他认为那次听证会是最棒的电视喜剧节目——他的电视机烧坏了。盛怒之下，他打开了自己的手提收音机。这东西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用了，说不定还是好几年，因为他的电视上就带着一个内置式收音机，当时也没法用。可是，手提收音机里的电池早已经化成了一堆黏糊糊的白东西。他拖着作痛的假脚走到厨房的电话机旁——他那台不能用的手提无线电就放在那儿——给电视维修工打电话。康克林曾经帮过这个维修工几回忙，知道只要一个电话他就会飞奔过来救急。不幸的是，这次打电话招来的却是维修工老婆一通充满敌意的臭骂。她扯着嗓子大骂丈夫，说那个“专操顾客的家伙”跟着“使馆区一个又骚又有钱的黑婊子”跑了（后来据瓦拉塔港puertovallarta，墨西哥海滨城市，著名的旅游胜地。的报纸说，这位顾客其实来自扎伊尔）。火气越来越大的康克林急步走到厨房水池边——他那些缓解压力、降血压的药物都搁在水池上方的窗台上——打开了冷水龙头。水龙头砰的一声爆开了，从墙壁上的凹处直飞上天花板，一股强劲的水柱把他的脑袋整个浇了个透。真他妈倒霉！这一惊倒是让他冷静了下来，想起有线电视网预定在当天晚上完整地重播听证会。心情愉快的他给水管工打了电话，然后就出门去买了一台新电视。

所以，自从那天早晨开始，每逢他自己怒火中烧，或是为了世界局势心烦——是他所了解的那个世界——他就会把脑袋伸进厨房的水池，让冷水浇在头上。今天早晨他就是这么干的。这个该死的、一团糟的早晨！

德索！今天凌晨四点三十分，他死在马里兰州一条渺无人迹的乡村公路上。史蒂文·德索的驾照上标明他患有夜盲症，这么一个人在凌晨四点三十分跑到安纳波利斯郊外的一条乡村小路上去干什么？然后查理·卡塞特——愤怒异常的卡塞特——在六点钟打来电话，一贯冷静的他大吼大叫，对康克林说他要把北约总司令架到烤肉叉上去烧一烧，还要求康克林对这位将军和中情局秘密报告主管之间的秘密传真线路作出解释。这位主管并非死于事故，而是死于谋杀！此外，那个叫康克林的退休外勤官员，最好一五一十地说出他对于德索、布鲁塞尔等相关掌握的所有情况，要不然，与上述退休外勤特工和他那位神秘朋友杰森·伯恩有关的一切事情，可就难说得很了！最迟在中午！这之后，又是伊万·贾克斯！这位来自牙买加的杰出黑人医生打来电话，说他想把诺曼·斯韦恩的尸体送回原地，因为他不想搅进中情局的又一场可耻失败之中，把自己搞得一团糟。但这不是中情局的事啊，康克林暗自喊道，他不能向伊万·贾克斯解释自己求他帮忙的真正原因。是梅杜莎。贾克斯还不能就这么开着车把尸体送回马纳萨斯，因为奉联邦政府之命——其实是一位退休外勤特工的命令，他擅自使用了自己无权动用的代码——警察已经封锁了诺曼·斯韦恩将军的庄园，而且没有对外界作出任何解释。

“那尸体我怎么处理？”贾克斯当时喊道。

“冻上一会儿吧。这么做卡克特斯会喜欢的。”

“卡克特斯？我一晚上都在医院里陪着他。他能挺过来，可他跟我一样，也不知道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些搞秘密工作的人，不是什么时候都能作出解释的。”康克林说出这句荒唐话的时候脸上肌肉直抽，“我再打给你。”

于是他就进了厨房，把脑袋伸到倾泻的冷水之下。还能再出什么乱子？自然，电话又响了。

“邓金炸面圈。”康克林把听筒贴到耳朵上说。

“快把我从这儿弄出去。”杰森·伯恩说道。他的声音里已没有大卫·韦伯的丝毫痕迹。“弄到巴黎去！”

“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他跑了！我必须秘密赶到巴黎，不能经过移民局和海关。那些部门里都有他的关系，我可不能让他追踪到我……亚历山大，你在听我说话吗？”

“德索昨天晚上被杀了，凌晨四点时他死于一场事故，其实那根本就不是事故。梅杜莎在逼近。”

“我他妈的才不在乎梅杜莎呢！对我来说它已经是历史了；我们只是拐错了方向而已。我要的是‘胡狼’，而且我知道该从哪儿开始追踪。我能找到他，干掉他！”

“你就把梅杜莎丢给我……”

“你说你想把这事向上报告——你说报告之前只留给我四十八小时。把时针往前拨就是了。四十八小时已经结束，所以你尽可以向上报告；只要把我从这弄出去，弄到巴黎就行。”

“他们会想跟你谈话的。”

“谁？”

“彼得·霍兰、卡塞特，天知道他们还会让谁参与进来……也许是司法部长，天哪，说不定还有总统本人呢。”

“跟我谈什么？”

“你和安布鲁斯特、斯韦恩的老婆和那个叫弗拉纳根的士官都详细谈过。我可没有。我打电话时只不过说了几个代号，引起了安布鲁斯特和伦敦阿特金森大使的反应，并没有谈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你直接打听到了更为完整的情况，我说的话却很容易被人否认。他们肯定会找你谈的。”

“就这么把‘胡狼’的事先搁在一边？”

“也就是一天，顶多两天。”

“该死的，不行。因为这么干行不通，你自己也知道的！一旦我回到国内，就成了他们惟一的重要证人，轮番接受一次又一次保密讯问；我要是拒绝合作，就会被拘留起来。绝对不行，亚历山大！我的要务只有一个，那个人在巴黎！”

“听我说，”康克林说，“有些事我能控制，但其他的事我控制不了。我们需要查尔斯·卡塞特帮忙，而他也帮了我们，但他可不是那种你能轻易骗过的人，况且我也不愿去骗他。他知道德索的死根本就不是事故——一个患有夜盲症的人不会在凌晨四点钟开着车在路上跑五个钟头——他也明白我们知道许多关于德索和布鲁塞尔的情况，但没有告诉他。如果我们想让局里帮忙，需要他们派出军用或外交飞机送你去法国——你到了法国之后天晓得还会有别的什么事——我就不能对卡塞特置之不理。他会对我们来横的，而且从他的角度来看，他也应该这么做。”

伯恩沉默不语，电话上只能听到他的呼吸声。“好吧，”他说，“我明白咱们的处境了。你跟卡塞特说，如果他现在能批准我们提出的一切要求，我们会向他——不，就说是我，你别趟这浑水——我会向他提供足够的情况，足以让司法部抓住政府里最大的几条鱼；姑且假定司法部不是蛇发女的一部分……你也许还能加上一句，说这些情况还包括一座墓园的地址，那地方可能会很有启发。”

这次康克林沉默了一会儿，“考虑到你目前要去做的事情，光跟他说这些可能还不够。”

“哦……？哦，我明白了。万一我输掉的话。好吧，那你就说等我到了巴黎之后，我会去请个速记员，把我知道的一切、把我了解到的所有情况口述出来，然后把材料发给你。我相信后面的事圣人亚历山大就可以接手了。也许你可以一次给他一两页，让他们始终保持合作态度。”

“这部分就交给我好了……现在说说巴黎吧，或者是巴黎附近的地方。照我的记忆，蒙塞特拉岛离多米尼加和马提尼克不远，对吗？”

“离这两个地方的航程都不到一个小时，而且大岛上的每一个飞行员约翰都认识。”

“马提尼克是法属的，咱们就选在那里吧。法国第二局有我认识的人。你先到马提尼克去，在机场大厅给我打电话。到那时我应该已经安排好了。”

“好的……还有最后一件事，亚历山大。是玛莉。她和孩子们今天下午会返回宁静岛。给她打个电话，就说我得到了巴黎的所有火力支援。”

“你这个爱骗人的混蛋——”

“你就打吧！”

“我当然会打的。说起这事——我可没撒谎啊——我要是能熬过这个白天的话，今晚还得和莫里斯·帕诺夫一起吃饭。他做的菜难吃透顶，可他还以为自己是犹太人之中的朱莉叶·蔡尔德。我想把最新的进展告诉他；我要是不说，他会疯掉的。”

“当然得说。要是没有他，我们俩现在都得在精神病院的软壁囚室里啃牛皮带。”

“以后再聊。好运。”

第二天早晨华盛顿时间十点二十五分，莫里斯·帕诺夫医生在保镖的陪同下走出沃尔特·里德医院。他刚给一位退役的陆军中尉做过心理治疗。中尉的问题源自八周前乔治亚的一起演习事故，当时他指挥的二十多名新兵在事故中丧生。帕诺夫医生能为此人做的并不多；他错就错在好胜心太强，总想超水平发挥，而且这还是军队里的那种争强好胜；他必须承受自己的过错。他是个经济条件优越的黑人，毕业于西点军校，可这两点如今都于事无补。死去的二十多个新兵大部分也是黑人，他们的条件可一点儿也不优越。

帕诺夫正琢磨着病人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他看了自己的保镖一眼，突然警觉起来，“你是个新人，对吧？我的意思是，我还以为保镖我全都认识呢。”

“是的，先生。我们常在短时间内接到通知，被派到其他岗位，这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人时刻保持状态。”

“基于习惯的心理预期——它能让所有人放松警惕。”心理医生继续穿过草坪，朝通常等在那儿的防弹车走去。今天的车不一样。“这不是我的车。”他迷惑不解地说。

“上车！”他的保镖命令道，同时彬彬有礼地打开了车门。

“啊？”车里的一双手抓住了他，一个身穿军服的男人把他拽进后座，保镖随即跟了上来，把帕诺夫夹在中间。两个人摁住心理医生，车里头的那个家伙把帕诺夫的泡泡纱夹克从肩膀上扯下来，又撩起他夏季短袖衫的袖口。他把一支皮下注射器的针头扎进了帕诺夫的胳膊。

“晚安啦，医生。”军服翻领上别着医疗部队徽章的士兵说道，“打电话给纽约。”他又加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