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他跑到哪儿去了？”帕诺夫自言自语地瞥了一眼手表。

“也许是上外面找公用电话去了，医生。这儿的人一进休息室就到本国办事处去拿留言，然后再火烧火燎

地到大厅里去找公用付费电话；他们不爱用休息室的电话。俄国人走路总是最快；阿拉伯人则是最慢的。”

“肯定跟他们各自国家的气候有关。”心理医生微笑着说。

“您可别太肯定，要不然会把听诊器输掉，”司机笑了笑，举起手来随便敬了个礼，“多保重，先生，好好休息休息。您好像挺累的。”

“谢谢你，年轻人。再见。”随员的身影消失在灰色的走廊里。帕诺夫心想，我累了。累死了，不过亚历山大做得对。他要是独自飞到这里来，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大卫！我们一定得找到他！他可能会受到无法预料的损害——这一点他们谁都不明白。只要一个举动，他那颗脆弱而深受创伤的头脑就会倒退回到多年以前——十三年前——重新变成一个残忍无情的杀手，而对他来说杀戮就是全部！……有个声音。上方有个人影在和他说话，“对不起，请原谅。”

“您的酒，医生，”女招待和颜悦色地说道，“我正在想要不要叫醒您呢，可接着您就动了一下，听起来好像很痛苦——”

“没关系，没关系，亲爱的。我只是有点累。”

“我理解，先生。突然乘飞机会让人累得筋疲力尽，如果飞行时间很长，一路上又不舒服，那就更糟糕了。”

“这三条全被你说中啦，小姐，”帕诺夫接过酒说，“谢谢你。”

“您是美国人，没错吧？”

“你怎么看出来的？我可没穿牛仔靴啊，也没穿夏威夷衬衫。”

女招待露出了迷人的笑容，“我认识把您送来的司机。他是美国的保安人员，人很好，非常有吸引力。”

“保安？你的意思是‘警察’吧？”

“哦，基本上差不多，但我们从来不用这个词……瞧，您的同伴又回来了。”女招待压低了声音，“医生，我能不能问一下？他需要用轮椅吗？”

“天哪，不用。他那样子走路已经好多年了。”

“那就好。祝您在巴黎过得愉快，先生。”女人说完就走开了。亚历山大·康克林一跛一跛地绕过几堆正在聊天的欧洲人，朝帕诺夫身旁的椅子走来。他坐到柔软的皮椅上，身子笨拙地往前倾着。他显然很心烦意乱。

“怎么了？”帕诺夫问道。

“我刚和华盛顿的查尔斯·卡塞特通过电话。”

“卡塞特？你跟他挺投契，而且也信任他，对吧？”

“说起私人资源，他可是最厉害的，至少是在人力情报方面。他能够自己去看、去听，去了解，而不是光会看纸面上或电脑屏幕上的字句，连个问题也没有。”

“康克林医生，你是不是又串到我的领域里来了？”

“上个星期我还这么说大卫来着，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他说这是个自由国家；虽然你接受过专业训练，你对人情世故的了解可不是很权威。”

“这是我的过失，”帕诺夫点头同意，“我猜你这位朋友做了什么你不赞成的事情。”

“假如他做这件事时对合作者有更多的了解，就不会这么做了。”

“虽说这话从医学上讲比较欠考虑，但也很有点弗洛伊德的意思。”

“我觉得你这两个评价都对。他和苏联驻巴黎大使馆一个名叫季米特里·克鲁普金的人私下达成了一笔未经许可的交易。我们要和巴黎当地的克格勃合作——你、我、伯恩和玛莉——等我们找到他俩，或者说能找到他俩的话。再过一个小时左右，但愿能在朗布依埃找到他们。”

“你在说什么啊？”帕诺夫震惊不已，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长话短说。莫斯科想要‘胡狼’的脑袋，想让这玩意儿和他其余的身体分家。华盛顿没法给我们提供所需的东西，也不能保护我们；所以假如我们陷入了困境，苏联人就会暂时充当咱们的家长。”

帕诺夫皱起眉毛，随即摇了摇头，仿佛是要理解一个非常奇怪的消息。然后他说道：“我估计这不是个普普通通的情况，但这么做还是有点道理的，甚至挺让人安心。”

“在纸面上是这样，莫里斯，”康克林，“但跟季米特里·克鲁普金合作就不同了。我了解他，卡塞特可不了解。”

“哦？他是个坏人？”

“克鲁普金是坏人？不，不能这么说——”

“克鲁普金？”

“我和他六十年代末在伊斯坦布尔就认识了，当时我们都还是雄心勃勃的小伙子。这之后又在雅典打过交道，再后来是阿姆斯特丹……克鲁普金不是个坏人。他玩命地为莫斯科工作，头脑虽说不算顶呱呱，但也聪明得很，咱们这一行里百分之八十的小丑都比不过他。但是他有个问题：他从根本上就站错了阵营。”

“我忘记了。你父母是俄国人。”

“跟克鲁普金打交道时，会说俄语还是有好处的。我能抓住他情绪的微妙变化。他是个典型的资本主义者。他不仅仅喜欢钱，而且是对钱着了迷——以及随金钱而来的一切。只要没人看见，又不至于受到惩罚，他就乐意被人收买。”

“你的意思是被‘胡狼’收买？”

“我在雅典亲眼见到他被希腊开发商收买。后来我又见到他在阿姆斯特丹当掮客，帮着新集市，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一个广场，商业中心。的商人把钻石倒腾给莫斯科住别墅的精英人士。有一天晚上我们俩在卡腾加特街喝酒，我就问他：‘克鲁普金，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名堂？’你知道他怎么说？他穿着一身我根本买不起的衣服，跟我说：‘阿列克谢，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胜过你们，帮助最伟大的苏联主宰全世界；但与此同时，如果你想度个假，我在日内瓦的湖边可有一栋漂亮的房子。’这就是他说的话，莫里斯。”

“他真是与众不同。当然，这些情况你全都告诉你的朋友卡塞特了——”

“当然没有。”康克林打断了他。

“天哪，你为什么不说？”

“因为克鲁普金显然从没跟卡塞特说过他认识我。做成这笔交易的也许是卡塞特，但得由我来控制。”

“拿什么来控制？怎么控制啊？”

“大卫——杰森——在开曼岛有五百多万存款。只要从这笔钱里抽出一丁点儿，我就可以让克鲁普金转变立场；这样一来，如果我们需要他，或者想让他办事，他就会一心为咱们效力。”

“也就是说，你不信任卡塞特。”

“不是的，”康克林说，“我可以把性命托付给卡塞特。我只是不太想把自己的命交给他掌握罢了。他和彼得·霍兰有他们自己的重点，我们则有我们的要务。他们的重点是梅杜莎；我们的要务是大卫和玛莉。”

“两位先生？”又来到他们身边的女招待对康克林说，“你们的车到了，两位先生。它停在南广场。”

“你肯定那车是来接我们的？”康克林问道。

“先生，我得请您原谅，不过那个随员说有位先生的腿不太方便。”

“这一点他肯定是说对了。”

“两位先生，我叫了个搬运工来帮你们拿行李。还得走挺长的一段路呢。随员在平台上等你们。”

“非常感谢。”康克林站起身把手伸进口袋，掏了点钱出来。

“对不起，先生，”女招待拦住了他，“我们是不允许收受小费的。”

“哦，确实是这样。我忘记了……我的提箱放在你柜台后面，对吧？”

“对，先生，您的随员把提箱放在那儿了。和医生的在一起。马上就给您送到广场上去。”

“再次感谢你，”康克林说，“小费的事我很抱歉。”

“我们的收入挺不错的，先生。不过，还是谢谢您的好意。”

两个人朝通往奥利机场中心大厅的门走去时，康克林转向了帕诺夫，“她怎么知道你是个医生？”他问道，“你是不是在搞勾勾搭搭那一套？”

“才没有呢。那种事可有点儿累人。”

“那她是怎么知道的？我从没说过你是个医生啊。”

“她认识带我进休息室的那个保安随员。实际上，我觉得她跟他很熟。她还用动听的法国口音说，那位随员‘非常有吸引力’。”

“哦。”康克林说。他们在拥挤的大厅里抬头看了看指示牌，然后向南边的广场走去。

他们俩都没看见有个仪表堂堂的男子快步走出了外交人员休息室。他肤色浅褐，长着一头蜷曲的黑发，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紧紧地盯着两个美国人。他走到墙边，匆匆穿过人群，在靠近出租车广场的地方赶到了康克林和帕诺夫前头，站在两人的斜前方。然后他眯起了眼，似乎不太确定，于是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小照片。他抬眼打量着那两个正要离开的美国来客，同时不停地瞥着照片。照片上的人是莫里斯·帕诺夫医生，他穿着白大褂，一脸呆滞而怪异的表情。

两个美国人走到了广场上；黑发男子也跟了过去。美国人环顾四周，要找一辆他们并不熟悉的出租车；黑发男子做了个手势，招来一辆自己再熟悉不过的私家车。有个司机从一辆出租里钻了出来；他朝康克林和帕诺夫走去，轻声跟他们说话，这时一个搬运工也把行李送到了；两个美国人进了出租车。跟踪他们的陌生人也悄悄钻进了后面的私家车，和出租车之间隔着两辆车的距离。

“疯了！”黑发男子用意大利语对驾驶座上穿着入时的中年女子说，“我告诉你，这简直是发神经！我们等了三天，盯着从美国来的每一架飞机，都准备放弃了，却发现纽约的那个蠢货说得没错。是他们俩！……得，我来开车吧。你这就下去，跟咱们在那边的人联系。让他们给路易斯·德法西奥打电话；吩咐他去另一家最喜欢的餐厅，等我的电话。没跟我通过话，他就不许离开。”

“是你吗，老头儿？”外交人员休息室的女招待在柜台边拿着电话，轻声问道。

“是我，”电话那一头颤巍巍的声音回答说，“三钟经永远在我耳畔鸣响。”

“这么说确实是你。”

“我已经告诉你了。有话快讲。”

“上周我们拿到的名单里有一个瘦瘦的中年美国人，跛脚，可能跟一个医生同行。没错吧？”

“没错！然后呢？”

“他们已经入境了。我称呼跛子的同伴时用了‘医生’的头衔，他答应了。”

“他们去哪儿了？这可是至关重要的！”

“他们没有透露地点，不过，老头儿，我很快就能打听到足够的情况，好让你去查。帮他们把行李送到南广场的搬运工会记下来接他们的那辆车的特征，还有车牌号码。”

“看在上帝的分上，一弄到这些情况就给我打电话！”

在巴黎四千八百公里之外的纽约，布鲁克林区的普罗斯佩克特大道，路易斯·德法西奥独自一人坐在特拉菲坎特海鲜餐馆靠里的位子上。他这顿午餐已经吃到了下午。吃完金枪鱼风味小牛肉，他拿起鲜红的餐巾扑扑嘴，尽量想做出平常那副乐呵呵的（也许还有点屈尊俯就）模样。其实，他这会儿正在竭力克制自己——他只想拿起餐巾来啃，而不是用它来擦嘴。该死！他已经在特拉菲坎特待了将近两个钟头——两个钟头！再说，他是在曼哈顿的加拉弗拉意面皇宫接到电话之后赶过来的，路上还花了四十五分钟。因此，这也就意味着法国巴黎的混蛋发现那两个目标之后，时间其实已经过去了两个多钟头，将近三个钟头。两个小喽啰从机场前往市内的一家旅馆，又能花得了多少时间？难道还能走三个钟头？除非那个来自巴勒莫的混蛋开车去了英国伦敦；这倒也不是不可能，要是你了解巴勒莫那个地方的话。

不过，路易斯·德法西奥知道自己所料不错！照犹太佬心理医生在药物作用下说话的样子，他和那个前特工肯定会前往巴黎，去找他们的老伙计，那个假冒的杀手……尼古拉斯和心理医生不见了，一下就没了踪影，这他妈的又有什么大不了？犹太佬跑掉了，尼古拉斯得蹲几年牢。但尼古拉斯是不会告密的；他知道自己要是招了，不管去哪个监狱都会碰到大麻烦，比如说后腰上挨一刀。另外，尼古拉斯也只知道一点点大而化之的情况，律师们会说那全是小喽啰道听途说的狗屁。就算心理医生能记住，他也只晓得自己给关在一个什么农庄的房间里。除了尼古拉斯他谁也没见过，而且照他们的话说，他那时候还“晕头转向”着呢。

但路易斯·德法西奥知道自己所料不错。因为他所料不错，巴黎可有七百多万美元在等着他呢！七百万！老天！他可以付给巴黎的那帮巴勒莫混球一大笔钱，让他们喜出望外，就这样他自己还能剩下一大堆。

一个来自故国意大利的老侍者——他是特拉菲坎特的叔叔——朝路易斯的桌子走过来，他不由得屏住了呼吸。“德法西奥先生，您的电话。”

和往常一样，黑手党头头从男厕所进了一条黑乎乎的窄巷，巷子的尽头有一部付费电话。“我是纽约。”德法西奥说。

“我是巴黎，纽约先生。这事儿简直就是发疯！”

“你跑到哪儿去了？你是不是发了神经，把车开到英国伦敦去了？我已经在这儿等了三个钟头！”

“我跑的可是没路灯的乡村小路，那种路除了让我紧张得要命，屁用都没有。我这会儿待的地方才叫疯狂呢！”

“在哪儿？”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看门人的电话，付的钱大概相当于一百美元。这个法国小丑老是从窗户里盯着我，生怕我偷走什么东西——也许是他的午饭吧，谁知道呢？”

“听起来，你这个混球还不算太笨。看门的看的是什么门？你说的是什么地方？”

“我在离巴黎大概四十公里的一座公墓。我跟你说——”

“公墓？”路易斯打断了他，“见鬼，到那儿去搞什么？”

“因为你的那两个熟人从机场坐车到了这儿，你个白痴！这会儿墓地里正在举行葬礼——晚上的葬礼，一帮人拿着蜡烛排队走路，不过那玩意儿很快就会被雨浇熄——你的那两个熟人专程飞过来假如就是为了参加这个原始仪式，那美国的空气里肯定充满了损害大脑的污染物！纽约先生，我们可没想到会是这么扯淡的事。我们还有自己的活儿要干呢。”

“他们到那儿去是要跟大煎饼卷碰头。”路易斯·德法西奥的声音很轻，仿佛是在自言自语，“说到干活，混球，你要是还想跟我们合作，或者是跟费城、芝加哥、洛杉矶合作，你就照我说的去办。你也会得到一大笔报酬，明白吗？”

“我得承认，经你这么一说就比较有道理了。”

“别让他们看见，但得跟紧。查清楚他们去了什么地方，见了什么人。我会尽快赶到那边去，但我得从加拿大或者墨西哥中转一下，确保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明天晚些时候到，要不就是后天一大早。”

“好的。”巴黎那边说。

“把嘴闭紧了。”路易斯·德法西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