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洪文刚嘀咕道：要不，咱们请个精神科医师给他

别，打住！祁烙被吓了一跳，说：你信不信，就算刑世恩再怎么不在乎无所谓，但你前脚刚请了精神科医师过来给他诊断，后脚你们支队就得被律师挤爆，各种律师函、传票能堆一座山？

啊？洪文刚没反应过来，挠了挠头，有些奇怪的问道：为什么？这貌似是正常手续吧？

华钰耸耸肩，解释道：刑世恩呢，世恩集团的董事长兼老总，他愿意留在支队配合我们调查，这没什么，对世恩集团的运转影响其实也有限，因此，只要刑世恩他自己同意，其他董事会成员、公司高层、律师团都不会有太大的意见，不会说什么。

但，要你真在没凭没据的情况下，请了精神科医师给他做诊断，不管能否诊断出点什么东西来，对于集团的打击都是致命的，至少股票价格就会暴跌。

毕竟，一个蛇精病当老总和董事长的公司，再加上涉嫌杀人，可能就是射钉枪连环杀手，前前后后一爆发，哪个股民还对这家公司有信心？

一旦公司遭受打击，那些只想躺着数钱的股东们肯定坐不住，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想方设法辟谣。

而他们要辟谣，咱们支队就是个迈步过去的坎，所以，他们一定会对我们下手，从法律上，舆论上对咱们发动攻势，咱们还真不一定顶得住。至少，再想继续调查刑世恩，便不可避免的要和他的律师团扯皮，工作就没那么容易进行了。

这样啊，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洪文刚再度挠挠头，随后，似乎又想起什么事儿，便问：哎，不对呀。要真照你说的，按理他被咱们以涉嫌杀人且疑似射钉枪连环杀手的事儿带回支队，底下的股民也应该炸了才对啊。

不一样。这次，是祁烙给他解释，说：首先，我们目前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他杀了人，而他和咱们说的事儿，由于没有证据，也不能往外流传出去，因此，大家并不知道刑世恩已经招供了的事实；

其次，他的表现非常坦荡，而且在二十四小时已过的情况下，甚至还主动提出留在支队配合咱们调查，对公司的危机公关而言，这事儿自然可以大做文章，对外宣传刑世恩问心无愧。

当然，知道刑世恩犯过凶杀案的人绝对不多，至少公司里头的人是不知道的，他们或许还真的认为刑世恩问心无愧呢。更何况，阿钰刚刚还说了，刑世恩是真的杀了人，还是单纯的想玩个游戏，目前还存疑。

总而言之，如果仅有这事儿的话，在危机公关的运转和处理之下，非但不会对公司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搞不好还能为此博得一片支持和好评呢。

没办法，咱们公安，因为几个蛀虫的存在，以及个别有心人的刻意关注与放大之下，公信力已然大不如前，甚至动不动就迎来信任危机，何况我们还没发针对他们的公关发表什么声明没办法，我们自个儿心里也没底啊。

这样啊。洪文刚恍然大悟，紧接着，又一个新的问题浮上心头，忍不住接着问道：那，就算咱们找到了证据，确认了刑世恩犯罪的事实，岂不是也很难办？不也得面对舆论和他们公司律师团的双重攻势？

那不一样。祁烙摆摆手：只要证据确凿，不论是舆论还是律师函，咱们都有充足的理由顶回去，且咱们便可以对外公开发表声明和一定程度上的汇报、报告了。

说实话，这些大集团，在仇富心理和个别有心人的刻意推动之下，其实地位比我们还要尴尬。

因此，当我们没法出声，没法提供证据的时候，他们公关自然可以大刷声望，取信于民。但相反，我们可以发出声音，而且能给出相关证据的时候，舆论反而会站在我们这边。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如果刑世恩是个平头老百姓，但有公关和有心人的推动，即使我们拿出了证据，大家还是倾向于刑世恩，同情弱者嘛；但偏偏他不是，群众们便反而会认为，咱们不畏强权，力求真相。

洪文刚有些发懵，半响后才大概理清楚了思路，无语的说：好吧，这里头的弯弯绕绕，还真复杂。

祁烙耸肩：我也是当了几年支队长，又升职当了两年总队长之后，才慢慢认识到这些的。话说回来，老洪，你身为支队长，也该多琢磨琢磨这方面的事儿吧？

很多时候，光低头办事儿是不行的，还得讲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你办事的效率，不是吗？

真鸡儿烦。洪文刚撇嘴：要我说，我还是当个探组组长、警长或者直属大队、重案大队的队长之类的比较合适，至少省心啊，踏踏实实的破案就成，哪像现在，还得顾这顾那，烦死了。

没办法，大环境就这样，要么适应环境，要么被环境淘汰。祁烙也叹了口气，说：说实话，虽然坐在这个位置上，免不得要各种妥协、绥靖，但同时，在办案子的时候也有不少便利。

至少，除领导介入等少数情况外，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干扰影响咱们办案子，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发挥了不是。否则，要有个外行人，或者干脆有只猪在上边叽叽歪歪，咱们也难免束手束脚。

是啊。洪文刚深有同感，点了点头，随后又说：那，不能请医师诊断的话，咱怎么确定刑世恩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不用确定，有这个想法，有个概念，知道他未必是真凶，避免彻底陷入误区就好了。华钰说：这样，咱们至少可以随时反省，回过头看看调查是否出错，是否被主观情绪左右了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