拘普列思即爱神的别名，即亚孚罗迭德，罗马称为威奴思，或译维纳丝，委娜斯。这断句大约是说哈拉克琐思获不到爱神的恩惠，所以娶了陀列哈这个娼女，为瑙克拉帖思人所嘲笑，末二行是模仿他们的口气。莎孚及其弟兄与罗陀比思即蔷薇颊的关系大概就是如此。至于另外有男性的洛独劈斯，以及莎孚为奴为后的各种有趣味的传说，孤陋寡闻的我们实在未曾听见过，亦未知有何出典也。

（二十年三月七日。）

五杨柳风

去年冬天在一个朋友那里见到英国密伦（aalne）的著作，论文和儿歌，觉得喜欢，便也去定购了一本论文集，名叫“这没有关系”（notthatittters,1928九板），其中有一篇《金鱼》，我拟作了一篇，几乎闯了祸，这固然是晦气，但是从这里得来的益处却也并不是没有。集里又有一篇文章，名“家常书”，乃是介绍格来亨（kenhgraha）所作的《杨柳风》（thewindinthewillows,1908）的。关于格来亨，我简直无所知，除了华克（hughwalker）教授在《英国论文及其作者》中说及，“密特耳顿（richardddleton）的论文自有它的地位，在那里是差不多没有敌手的，除了格来亨君的几本书之外。”密特耳顿著有论文集《前天》，是讲儿童生活的，所以这里所引的格来亨大约也是他的这一类的书，如《黄金时代》等，但总不是我所想要知道的《杨柳风》，结果还只得回来听密伦的话才能明白。可是，他也不肯说得怎么明白，他说，“我不来形容这书，形容是无用的。我只说这句话，这是我所谓家常书的便是。”他在上边又说，“近十年来我在保荐它。我初次和生客会见常谈到这书。这是我的开场白，正如你的是关于天气的什么空话。我如起头没有说到，我就把它挤在末尾。”我听了介绍者的话，就信用了他，又去托书店定购一本格来亨的《杨柳风》。

但是我没有信用他到底，我只定了一本三先令半的，虽然明知道有沛恩（wyndhaayne）的插画本，因为要贵三先令，所以没有要，自己也觉得很小气似的。到了上月中旬，这本书寄来了，我不禁大呼愚人不止，——我真懊悔，不该吝惜这三九两块七的钱，不买那插画本的《杨柳风》。平常或者有人觉得买洋书总是一件奢侈的事，其实我也不能常买，买了也未必全读，有些买了只是备参考用，有些实在并不怎么好，好听不中吃，但也有些是懒——懒于把它读完。这本《杨柳风》我却是一拿来便从头至尾读完了，这是平常不常有的事，虽然忘记了共花了几天工夫。书里边的事情我也不能细说，只记得所讲的是土拨鼠，水老鼠，獾，獭，黄鼠狼，以及“癞施堂的癞施先生”（toadoftoadhall），和他老先生驾汽车，闹事，越狱等事的。无论这给别位看了觉得怎样，在我总是很满意，只可惜没有能够见到插画，那想必也是很好的了。据书页上广告说明这本书，我觉得很是适切，虽然普通广告都是不大可靠：“这是一本少年之书，所以因此或者专是给少年看，以及心里还有少年精神活着的人们看的。这是生命，日光，流水，树林，尘土飞扬的路，和冬天的炉边之书。这与《爱丽思漫游奇境记》相并，成为一种古典。”

《杨柳风》于一九〇八年出版，我得到的是一九二九年本，已是三十一版了，卷首广告密伦的新著剧本《癞施堂的癞施》，注明即是根据《杨柳风》改编的。恰巧天津有一位小朋友知道我爱那《杨柳风》，便买了这本剧本来送我，省得我再花钱去定，使我非常感激。我得到这剧本后又把它从头至尾读完了，这是根据格来亨的，却仍满是密伦，所以觉得很有意思。序文上有些话说得很好，抄录一点在这里：“有好些随便的事，只肯让我们自己去做。你的手和我的手都不见得比别人的手更干净，但是我们所愿要的那捏过一捏的牛油面包还是放过我们自己的大拇指的那几片。把格来亨先生变成剧本，或者会使得他遍身都印上不大漂亮的指痕，可是我那样地爱他的书，所以我不愿意别人把它来弄糟了。因此我接受了那提示，便是我来改编《杨柳风》为剧本，假如这是别一种书，我就以为太难，只好辞谢了。”关于书中的土拨鼠，他说，“有时候我们该把他想作真的土拨鼠，有时候是穿着人的衣服，有时候是同人一样的大，有时候用两只脚走路，有时候是四只脚。他是一个土拨鼠，他不是一个土拨鼠。他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因为不是一个认真的人，我并不介意。”这些话我都很佩服，所以乐为介绍，至于剧本（及故事原本）的内容，只好请它自己来说明，我觉得别无办法了，除非来整篇地翻译。

《杨柳风》与《癞施堂的癞施》的确是二十世纪的儿童（一岁到二十五岁！）文学的佳作，值得把它译述出来，只是很不容易罢了。它没有同爱丽思那样好玩，但是另有一种诗趣，如《杨柳风》第七章黎明的门前之吹箫者，写得很美，却也就太玄一点了，这个我怀疑是否系西方文人的通病。不过，我们自己既然来不成，那么剩下的可走的路只有翻译了。这个实在难，然而也顾不得它难，——到底还是难，我声明不敢尝试，虽然觉得应当尝试。从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没有迎合社会心理去给群众做应制的诗文的义务，但是迎合儿童心理供给他们文艺作品的义务，我们却是有的，正如我们应该拒绝老辈的鸦片烟的供应而不得不供给小孩的乳汁。”这是民国十二年三月里的事，七月二十日在《土之盘筵》一篇后记里说，“即使我们已尽了对于一切的义务，然而其中最大的——对于儿童的义务还未曾尽，我们不能不担受了人世一切的苦辛，来给小孩们讲笑话，”也是同样的意思。实行到底不大容易，所以至今还是空话介绍，实在很是惭愧，而儿童文学“这个年头儿”已经似乎就要毕命了。在河南的友人来信说，“在中国什么东西都会旧废的，如关税和政治学说都印在初级小学一二年级课本上，那注重儿童个性，切近儿童生活，引起儿童兴趣的话，便是废旧了。”这有什么法子呢？中国的儿童教育法恐怕始终不能跳出“读经”，民国以来实在不读经的日子没有多少。我介绍这两种小书，也只好给有闲的朋友随便读了消遣长夏吧？

（八月四日于北平。）

六拥护达生编等

本月六日《新晨报》上登载一位瑶君先生的大文，责备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分四点说来，洋洋洒洒，骂得极其畅快，这且按下不表。我见第三节中有这一段话，不禁有点异议，想要替那些书叫声冤枉，并且喊出拥护的口号来。原文云：

“据发表中文方面所买的书籍，竟至有沿街地摊所摆，三小枚人犹不要的大著，赫赫在焉，买书员之不识字可知。姑举一例，如所购者有《达生编》，及《戒淫宝训》，以及《太上感应篇》等类，在我个人看来，此等圣谕书籍，实无往图书馆之必要，不知他人以为如何？该书何幸，竟遇无识之徒，一游北大之高阁，斯真天下之大笑话。有用而最普通者，反不备置，见字纸即拾，诚为善举，其弊当可想见。虽购书之款不大声呼冤，当其差者至少应于众人之前，责其赔偿后，共唾逐之。”

我觉得，《达生编》等的价值未必就这样地等于零。诚然，《达生编》是专讲产科的，北大既非产婆养成所，那么既非有用而亦并不普通，原也不错，至于《戒淫宝训》与《太上感应篇》乃系所谓善书，只应由道德总会等类机关印刷分送，青年新人即使接到，也就撂在一边，不然还当送进该去的地方去才对罢。但是以我个人的意见说来，却以为这大有价值，不特应该保存，而且还当着实宝重的。为什么呢？研究中国文化，从代表的最高成绩看去固然是一种方法，但如从全体的平均成绩着眼，所见应比较地更近于真相。关于性的现象，交接，孕娠，生产，哺乳，保育，种种民间的思想与习惯，如能搜集研究，横的从地方上，纵的从年代上编成有统系的一种史志，我相信它能抓住中国文化的一面，会比《九通》之类还要多，还要精确。《达生编》即是关于生产的资料之一，只可惜它的思想太是开通一点了，不及更原始的医书之重要，这个我们还非费钱费力去搜集不可。《戒淫宝训》我未见过，不知是否《不可录》等书中所录的文章。至于《太上感应篇》，则是我素所看重的儒教化的道教之好资料之一，与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堪称三璧。真正的中国国民思想是道教的，即萨满教的，但也混入儒佛的分子，其经典中的上列三书与《玉历钞传》就是这两派混合的成绩品。把这些成文的混合道教经典与不成文（却更为重要）的风俗礼节，广加采集，深加研究，所得结果也要比单从十三经二十四史研究出来的更能得到国民思想的真相。所以我主张要趁现在沿街地摊上还有的时候，只要能够看到，尽量地多收，留作特种重要研究的资料，如能搜到许多，另辟一个书库藏贮更佳。现在话已说了，让我来发声高呼拥护的口号：

拥护《达生编》！

拥护《戒淫宝训》与《太上感应篇》！

拥护一切圣谕书籍！

七介绍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大纲》，何容著，本年四月北平出版。洋纸六开本二四二页，定价大洋八角。

本书内容共计十章，即总理纪念周，党旗与国旗，赞礼，总理遗嘱，标语，口号，演说，军民联欢大会，党务，传单，是也。此外有绪论及后记，附录三种，卷首有“献给王得胜同志”的呈献辞，次为题词，引陈公博先生的文章里一个武装同志的话：“贴标语总要找人罢！”封面图案系“自子恺漫画中偷来”，记得是一张“病的汽车”。至于字呢，据精通掌故的人说，乃自中山先生手书的文章中集出云。

这是一本近来少有的好书，我一拿到手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没有一行跳过不读。是什么缘故呢？这个我实在说不出。我想，未必因为彼此是同行罢？老实说，我以前曾经有过一个计画，想编一部完全的“宣传大全”，内分天文地理时令人物等门，人物门中按照百家姓，以人为纲，划分拥护打倒两目，将某人的同一事件，依照拥打两种场合，拟成适当文句，分别登录，以备临时应用。这部大全如能编印成功，生意一定不会差，只可惜工程浩大，而且泄尽人天奥妙，恐遭造物之忌，也不很好，所以就搁下了。现在何君的《大纲》出来，略可补此缺恨，自然是很好的，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同行嫉妒”，我既是著者的同行，又被他捷足先登，那么因此而反爱读该书，照中国的道理是不会有的了。

其次，难道是因为意见相近么？恐怕这也不见得。我平常有一种偏见，不大喜欢口号与标语，因为仿佛觉得这是东方文化的把戏，是“古已有之”的东西，玩了没有什么意思。假如相信它有实在的神力，那就有点近于符咒，或者只是根据命令，应时应节地装点，这又有点类似八股了。即使以广告论，我又是很讨厌广告的，其原因当然是一半由于商业广告之撒谎，一半则是被沿路的香烟广告——特别是画广告穷凶极恶地包围，失去了姑妄观之的忍耐性了。反过来说，我因为不喜欢符咒，八股，以及广告，所以对于标语口号也不大喜欢，或者说得更为妥当一点亦未可知。但是，假如因为自己不喜欢，看见人家有类似的意见，便五体投地的赞美他的全部著作，那也未免太感情用事，是我所极想避免的。况且，著者也并未明了地表示他反对的意见呢。

我称赞这本书的缘故是很简单的，便是因为它能够将政治工作的大纲简明地说给我们知道。著者是专攻标语学（posterology）的同志，凡读过他批评北大三十一周纪念标语的文章的人无不知道，这回他根据了多年的经验与研究，把以标语口号为中心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写成一本书，的确如著者所说，“自党国成立以来，这类著作似乎还不甚多见。”看官们手里如有八毛钱，想到平安去看有声电影，我劝大家不如买一本这个大纲，拿回公寓去读：你如不赞成喊口号贴标语的，读了也有意思，万一是将来要去做这些政治工作的，读了尤有用处，反正是不会叫你上当的。不过若是手里有一块六毛钱，想两个人去看电影，那么我就不好意思劝你买，因为叫人家牺牲恋爱来研究政治工作，未免有点拂人之性，所以我也只能恕不替著者硬拉买卖了。

八论剽窃

拿出英国乔治隆（geeloane）所编的一本《文学语小字典》来，想查一个字，偶然翻到pgiaris看见它的注解很有意思，就抄译在这里。其文曰：

剽窃，即是抄袭移用别个作家的文句与意思。弥耳登说，“文人间的借用，如借用者不能运用得更好，是即为剽窃。”现在来讨论这件事的是非，系属无用。作家向来常互相抄袭，无论是意识地或非意识地，而且将来也总常要如此。一个罗马批评家说，“货物的分享与共有，在诗人和别的作家中间常是许可的。”只是假如他们把借用的东西弄糟了，我们这才非难他们。汤姆生说，“在文学上，斯巴达的法律一样有效，在这里偷窃是体面的事情，只要做得巧妙好看，因此麦加利是偷儿与诗人两者的祖师。”有些剽窃在我们看去确有点卑劣，但要给我们感情举出很好的理由来也是不大容易。诗人们在他们偷窃的程度上也大有差别，绝少有人像格莱那样继续地巧妙地偷，他的诗多是些镶嵌工作，用前代诗人的碎片凑成的，这就是现代作家写拉丁诗的方法。有人或者觉得受了欺骗，看出创作的诗是这样构成的，但也有人看见旧识的珍宝装在新的座盘上的时候，感到一种特别的愉快。真诗人的借用并不是为省麻烦。假如有人以为用了别人的文句做成好诗是很容易的事，那么让他去试试看。但是，我们对于美妙文句的制造者，自然要比巧妙的偷窃者更为感谢。莫里哀，斯滕，仲马以及迭色勒列，都是伟大的剽窃家队中的人物。

看了这一节话，我略有点感触。第一，所说“现代作家写拉丁诗的方法”实在也即是中国作家写古文的方法。中国几千年来文章都已做尽，话也已说尽，在一定的范围内，用一定的文字去写，又不准有新的材料添加，结果不得不成为镶嵌细工，把前人的碎片凑成一篇东西，不过这种工作实在太难，所以古文难免于没落了。第二，所引芳济汤姆生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不尽是幽默的话，也并不限于诗人的作贼，我想无论什么事都是这个道理。什么事都可以做，只要做得巧妙好看便都是对的，不过有些事总不能巧妙好看地做，那么这些事还是不做好，即使未必就是不对。我看见惠公的《闲话》原稿中引鹤兄的话，大意说人无好坏，只有雅俗之分，我很同意，觉得比汤姆生或者说得更为圆广一点。然而雅俗之事盖亦难言之矣，这个大约七分出于性情，三分由于境界，恐怕很不容易勉强，此其所以难也。——从文学上的剽窃岔到雅俗问题来，实在拉得太远了，我的本意还只在抄译那段文章，差不多是翻译的工作，这个尾巴乃是外加上去的，与本文并无多大关系，所以现在也就可以不再拉扯下去了。

（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刮大风之夜，于北平。）

九文字的魔力

中国是文字之国，中国人是文字的国民。这是日本人时常挖苦中国的话，但是我仔细想过觉得并不怎么冤枉。

中国人之善于做应制文诗，章奏状词，传单揭帖等，截至民国十九年止，至少已有二千年的历史了。不过这个暂且搁起不谈，我所想说的只是文字在中国的一种魔力。

据说那位有四只眼睛的仓颉菩萨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就闹得天翻地覆，惜字圣会的大黄布口袋至今还出现于北平市上，可见不是偶然的事。张天师派的鬼画符，以至夜行不恐的手心的虎字，或者是各地都有类似的花样，等于西洋也有臭虫，但是“对我生财”等标语则似乎是我们的特别国情了。再看通行全国的戏曲小说，其才子佳人一类的结构，无非是小生落难，后花园订百年盟，状元及第，考试院对七字课之流，《平山冷燕》与《花月痕》等书里的主人公，唯一的本领几乎就是吟诗。在秀才阶级支配着思想的中国，虽然实际上还是武帝与财神在执牛耳，文章却有他的虚荣，武帝财神都非仗他拥护不可，有时他们还得屈尊和他来做同伴才行。儒将和儒医一样，有特别的声价，所以说关圣帝君必得说他读《春秋》，说岳爷爷也必得举出他的一首《满江红》来。民国以来这种情形还不大变，如威名盖世的吴子玉先生和冯焕章先生都有一部诗集出世，即是很好的例子。

诸暨蒋观云先生在《新民丛报》上咏卢骚曰：“文字成功日，全球革命潮，”其是之谓欤？

十论骂人

有一天，一个友人问我怕骂否。我答说，从前我骂人的时候，当然不能怕被人家回骂，到了现在不再骂人了，觉得骂更没有什么可怕了。友人说这上半是“瓦罐不离井上破”的道理，本是平常，下半的话有李卓吾的一则语录似乎可作说明。这是李氏《焚书》附录《寒灯小话》的第二段，其文如下。

是夜（案第一段云九月十三夜）怀林侍次，见有猫儿伏在禅椅之下，林曰，这猫儿日间只拾得几块带肉的骨头吃了，便知痛他者是和尚，每每伏在和尚座下而不去。和尚叹曰，人言最无义者是猫儿，今看养他顾他时，他即恋着不去，以此观之，猫儿义矣。林曰，今之骂人者动以禽兽奴狗骂人，强盗骂人，骂人者以为至重，故受骂者亦自为至重，吁，谁知此岂骂人语也。夫世间称有义者莫过于人，你看他威仪礼貌，出言吐气，好不和美，怜人爱人之状，好不切至，只是还有一件不如禽兽奴狗强盗之处。盖世上做强盗者有二，或被官司逼迫，怨气无伸，遂尔遁逃，或是盛有才力，不甘人下，倘有一个半个怜才者，使之得以效用，彼必杀身图报，不宜忘恩矣。然则以强盗骂人，是不为骂人了，是反为赞叹称美其人了也。狗虽人奴，义性尤重，守护家主，逐亦不去，不与食吃，彼亦无嗔，自去吃屎，将就度日，所谓狗不厌家贫是也。今以奴狗骂人，又岂当乎？吾恐不是以狗骂人，反是以人骂狗了也。至于奴之一字，但为人使而不足以使人者咸谓之奴。世间曷尝有使人之人哉？为君者汉唯有孝高孝文孝武孝宣耳，余尽奴也，则以奴名人，乃其本等名号，而反怒人，何也？和尚谓禽兽畜生强盗奴狗既不足以骂人，则当以何者骂人，乃为恰当。林遂引数十种，如蛇如虎之类，俱是骂人不得者，直商量至夜分，亦竟不得。乃叹曰，呜呼，好看者人也，好相处者人也，只是一副肚肠甚不可看不可处。林曰，果如此，则人真难形容哉。世谓人皮包倒狗骨头，我谓狗皮包倒人骨头，未审此骂何如？和尚曰，亦不足以骂人。遂去睡。

此文盖系怀林所记，《坚瓠集》甲三云，“李卓吾侍者怀林甚颖慧，病中作诗数首，袁小修随笔载其一绝云，哀告太阳光，且莫急如梭，我有禅未参，念佛尚不多，亦可念也。”所论骂人的话也很聪明，要是仔细一想，人将真有无话可骂之概，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是完全一样，无话可骂固然是一个理由，而骂之无用却也是别一个理由。普通的骂除了极少数的揭发阴私以外都是咒诅，例如什么杀千刀，乌焦火灭啦，什么王八兔子啦，以及辱及宗亲的所谓国骂，皆是。——有些人以为国骂是讨便宜，其实不是，我看英国克洛来（ecrawley）所著《性与野蛮之研究》中一篇文章，悟出我们的国骂不是第一人称的直叙，而是第二人称的命令，是叫他去犯乱伦的罪，好为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嫉，所以王八虽然也是骂的材料之一，而那种国骂中决不涉及他的配偶，可以为证。但是我自从不相信符咒以来，对于这一切诅骂也失了兴趣，觉得只可作为研究的对象，不值得认真地去计较我骂他或他骂我。

我用了耳朵眼睛看见听见人家口头或纸上费尽心血地相骂，好像是见了道士身穿八卦衣手执七星木剑划破纸糊的酆都城，或是老太婆替失恋的女郎作法，拿了七支绣花针去刺草人的五官四体，常觉得有点忍俊不禁。我想天下一切事只有理与不理二法，不理便是不理，要理便干脆地打过去。可惜我们礼义之邦另有两句格言，叫做“君子动口，小人动手”，于是有所谓“口诛笔伐”的玩艺儿，这派的祖师大约是作《春秋》的孔仲尼先生，这位先生的有些言论我也还颇佩服，可是这一件事实在是不高明，至少在我看来总很缺少绅士态度了。本来人类是有点儿夸大狂的，他从四条腿爬变成两条腿走，从吱吱叫变成你好哇，又（不知道其间隔了几千或万年）把这你好哇一画一画地画在土石竹木上面，实在是不容易，难怪觉得了不得，对于语言文字起了一种神秘之感，于是而有符咒，于是而有骂，或说或写。然而这有什么用呢，在我没有信仰的人看来。出出气，这也是或种解释，不过在不见得否则要成鼓胀病的时候这个似乎也非必须。——天下事不能执一而论，凡事有如雅片，不吃的可以不吃，吃的便非吃不可，不然便要拖鼻泪打呵欠，那么骂不骂也没有多大关系，总之只“存乎其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