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城过春节了，他与同行的知青们想省钱，贼头贼脑地“打溜票”上火车。碰到乘务员巡车查票，有的人钻厕所，有的人藏椅下，有的人抓住停站一刻前车厢下后车厢上，还有的嗷嗷直叫装聋哑人，拿一条围巾蒙面装麻风病人，或是联手演一出失主追打小偷的苦肉计……总之是花样百出各显神通，让查票的顾此失彼，防不胜防。结果大家都纷纷过关了，唯有他当大爷呆呆地坐等奇迹发生，最终在座位上束手就擒，一开口就承认自己没买票，承认自己也没钱买票，气得伙伴们一个个痛不欲生大加埋怨。“天下还有这样的猪脑袋？他就不会说车票被小偷偷走了？不会说车票不小心丢了？”

“像他这样的木瓜，抓进鬼子的宪兵队，肯定第一个毙了！”有人对他的智能水准也大生怀疑。

他供认不讳，自证其罪，被乘警带走，在终点车站挂一个“流窜犯”的纸牌，与其他盗贼、骗子什么的一起，面对广场示众三日，算是折抵车资接受惩罚。几个伙伴去接他回家时，他不知在哪里睡过，与一些什么家伙亲密过，头发结成了块，身上冒出一股浓浓的溲味，脸上好几处红包大概是跳蚤的作品。但他似乎不大在意，见到伙伴的第一句话是：“告诉你们，我知道维特根斯坦错在哪里了。”

“你说什么？”大家如同听到火星语。

“何胖子根本没读懂，对怀特海的解释也纯属胡扯！”

他把提袋丢给伙伴，自己这就去找何胖子。他要与那位化工厂的锅炉工就欧洲现代哲学一决胜负，不杀个人仰马翻决不收兵。

“你先回家洗个澡吧？”他妹妹急得要哭了，“你看你身上臭成什么了，一身臭气也不怕熏了别人一家？”

他愣了一下，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全身，发现自己确实成了一颗毒气弹，便没再说什么。

多年后，他已远在太平洋的那一边，音信渺茫，相见时难，但还是不时潜入我的恍惚，触动我内心中柔软的一角。我得感激他在我最阴暗的岁月，在我父母双双收监审查那一段，也是很多熟人避开我的那一段，经常与我散步在街头，兄长一样热情地解说和鼓动，填补了我身边的空白。我得感激他引我走入知识之途——尽管他的不少说法并非牢不可破（比如我一度跟着他确信当时的社会积弊是“资产阶级复辟”和“修正主义专政”），尽管他的某些兴趣话题不无可疑（比如我曾经跟着他热情关注那些八竿子打不到的四十七军或三十八军），尽管他对我的耐心渐少，刻薄之语让人难以忍受（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你怎么还不去一头撞死？）……但我还是承认，他是第一个划火柴的人，点燃了茫茫暗夜里我窗口的油灯，照亮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

书是一个好东西，至少能通向一个另外的世界，更大的世界，更多欢乐依据的世界，足以补偿物质的匮乏。当一个人在历史中隐身遨游，在哲学中亲历探险，在乡村一盏油灯下为作家们笔下的冉·阿让或玛丝洛娃伤心流泪，他就有了充实感，有了更多价值的收益，如同一个穷人另有隐秘的金矿，隐秘的提款权，隐秘的财产保险单，不会过于心慌。这样，从毛泽东的《实践论》，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从左派烈士格瓦拉，到右派好汉吉拉斯，我就是在马涛的一根根火柴照亮下，一步步走过青春。借来的、抄来的、偷来的书塞了满脑子以后，我甚至像圈子里的各位哥们姐们，差不多长出了一张马涛的嘴，动不动就“我以为”或“倘如此”（鲁迅常用语），动不动就蹦一个“逻各斯”或摔一个“布尔乔亚”（“逻辑”或“资产阶级”的旧译），说话口气回到手摇留声机时代，回到繁体字和长布衫的时代，暗示自己的学养根底非常了得。

不好意思的那一次，就像大家嘲笑过的，一听到马涛推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我甚至立刻跑到书店，一进门就大喊：“买一本幼稚病”——显然是未能记住长长的书名。

一位老头营业员愣了，“你是要看病？这里不是医院呵。”

“不，我是要买书！”

“那你上二楼看看。治病的书在那里。”

“幼稚病不是病，是左派。”

“左派？我们都是左派。你从哪个螺蛳壳里拱出来，敢说我们有病？”

我可能真是记错了。那么到底是左派的幼稚病，还是幼稚的左派病？是青年近卫军的幼稚病，还是铁道游击队的左派病（我刚看过这几本有关战争的小说）？……我想了好一阵，越想脑子里越乱。老头取来的几本幼儿书，当然也是离题万里。我只得摸摸脑袋，悻悻地离去，让几位营业员在我身后面面相觑。

出门便遇到小安子。她听我说完忍不住大笑，伸出一个指头在我眼前晃了晃，“喂，几个指头？”

“一个么。”

她加上一个指头晃了晃，“这是几个？”

“你什么意思？”

“我要看你是不是脑积水了。”

“你才脑积水呢。”

“你不会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吧？小菜瓜，告诉你，马涛那种狂人纯粹是飞蛾扑火，充其量是一点飞蛾之志。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她翻一个白眼，扬长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