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萌萌在“文革”中

萧帆

第一章

1966年，萌萌17岁，是武汉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高一（3）班的学生。

那时萌萌是武师附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生。她的数学和外语都很好，语文总是全班第一，作文经常被拿到高年级去当作范文。萌萌能歌善舞。她领衔的孔雀舞在武师全院引起过轰动，她饰演的孔雀公主形象多年后仍被人们津津乐道。萌萌的乒乓球也打得很好，她曾代表附中参加武昌区的比赛，名列前茅。萌萌出生于书香之家，从小手不释卷，打乒乓球的间隙也不放过看书。萌萌特别喜欢诗朗诵。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爸爸就教她读诗，诗歌从此伴随了她一生。附中和师院组织的联欢晚会上，萌萌的诗朗诵总是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由于幼年时的家庭变故，萌萌是早熟的。破碎的家庭生活在她与生俱来追求完美的心灵上刻下了无法愈合的伤痛，但不易察觉的忧郁眼神并没有稍减她典雅的气质。无论在什么场合，萌萌总是温文尔雅，落落大方，有着很强的亲和力。她身边总有一群快乐的女生，像鸟儿一样飞出飞进。萌萌也是高傲的。男生们背地里都称她“校花”，爱慕者、追求者不乏其人；她在男生面前则是彬彬有礼却又凛然不可侵犯。

“文化大革命”风暴来袭，萌萌的境遇完全改变。

萌萌的妈妈鲁开先是师院附中的校长，继父李成文是师院的院长。运动一开始，他们两位都被打成了“走资派”，在武汉师院和附中均是重点炮轰对象，遭到多次批斗。

萌萌的爸爸曾卓是一位诗人，1938年参加中共，1949年武汉解放时任中共武汉市委宣传处处长、《长江日报》社副社长和武汉市文联常务副主席。1955年5月胡风案发，他被毛泽东点名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与胡风同一天遭到拘捕，关押两年后下放农村劳动改造。1961年曾伯伯被安排在武汉话剧院做编剧，这期间他创作的话剧《江姐》在全国上演后获得好评。“文革”中曾伯伯又被下放农村劳改，还被关进“牛棚”，大会批斗，再次投入牢狱。

学校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批判李院长和鲁校长的最多最醒目，而萌萌则被拎出来作为他们培养走“白专道路”后代的典型。毛主席点名的大“反革命分子”曾卓是萌萌父亲的事实也被披露出来，沸沸扬扬。一夜之间，萌萌从众星捧月的贵族公主变成无人理睬的黑帮子女；友好、热情和羡慕的目光为鄙视、冷漠和闪烁回避的眼神所代替。她陷入了可怕的孤立。

私下里萌萌也曾暗自落泪；但是面对怪异的眼光，她依然那么高傲，特立独行，依然凛然不可侵犯。

校园里的氛围如此不堪，我便拉上萌萌到外面去看大字报。大字报最多的地方是湖北大学和武汉大学，几百米长的大字报栏上贴满了各种揭发批斗的大字报、漫画和来自北京的小道消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当时从北京传来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轰动一时。这幅血统论对联成为“红五类”学生排斥欺压非“红五类”学生的理论依据，一些“红五类”还索性把横批改成“绝对如此”。有一次，在湖北大学一张鼓吹这副对联的大字报上，萌萌在“绝对如此”旁边批注“未必如此”，引来不少人围观，有人赞同有人反对。几个红卫兵围住她，气势汹汹地质问她是什么出身，萌萌也不示弱地说：

“革命干部！”对方的口气软了一点，问她为什么这样写。萌萌反问道：“恩格斯家里是资本家，毛主席的爸爸是富农，你能说他们是混蛋吗？”对方听了一愣：“你造谣！”萌萌说，你看过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吗？看过梅林的《马克思传》吗？对方哑口无言。人群中有人叫好，引来更多的人围观。萌萌索性继续说下去，什么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毛主席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要警惕帝国主义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等等，说得掌声四起，而那几个大学生则不见了踪影。钻出人群后我对萌萌说，你很大胆啊，说是革命干部子女。萌萌说，爸爸不是反革命，他是三八年的老革命，你看他们那个架势，不这么说能行吗。萌萌从不以革命干部的子女自居，除了这一次，我再没有听她说过。

还有一次也是在湖北大学。那天晚上该校办公大楼前搭起一个灯光讲台，被张体学称为“南下一小撮”的北京学生与湖北大学的红卫兵激烈地辩论“怀疑一切”，台下黑压压站满了人群。

“怀疑一切”这个口号是“南下一小撮”从北京带来的，与当时武汉保守派红卫兵喊出的“湖北省委就是好！”的口号针锋相对，成为“文革”初期武汉红卫兵中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分水岭。与“南下一小撮”辩论的那个武汉保守派红卫兵连珠炮似的发问：你怀疑毛泽东思想吗？怀疑你自己吗？怀疑地球围绕太阳转吗？

北京学生既不能回答是，也不能回答否，绕了一大圈也没有说清楚。我们替北京学生干着急，和周围的人们议论纷纷，他们听我们说的有理，怂恿我们上台去解围。我拉着萌萌跳上台去，却结巴着说不出话来。萌萌见状走上前问武汉大学生：

“你怀疑地球围绕太阳转吗？”

对方看了看她不屑地说：“当然不怀疑！”

“为什么不怀疑？”

“小学生都知道，哥白尼发现的！”

“你上小学以前呢？哥白尼以前的人呢？”

对方一时语塞。萌萌接着说了一气：没有怀疑就没有思考；怀疑是认识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毛泽东思想也被怀疑过；你没有怀疑过自己就不可能成为大学生，今天也不可能站在这里，等等。萌萌最后大声说，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怀疑一切就是这个意思！台上“南下一小撮”的学生们鼓起掌来，台下也响起掌声，还有人高叫对方下台。那个北京学生问我们是哪里的，还写下自己的名字塞给我们。钻出人群后，我们跑到湖北大学对面的小餐馆里美美地吃了一顿锅贴饺子。

进入9月份，“红海洋”席卷武汉三镇。到处都是红色的标语和旗帜，毛主席的红色语录刷满大街小巷，“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震天响。中山公园、卢沟桥路、亨达利钟表店、品芳照相馆、曹祥泰副食品商店改成了人民公园、红卫路、新时代钟表店、东方摄影店、工农兵副食品商店，许多人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向东”“卫彪”“永革”和“兴无”。佩戴毛主席像章成为时髦的风潮，有人甚至把像章直接扎穿皮肉别在胸脯上以示忠心。从这个时候起，萌萌就再也没有佩戴过毛主席像章，她不喜欢人云亦云，更厌恶浅薄的庸俗化。事实上我不记得萌萌什么时候佩戴过毛主席像章；唯“红五类”才有资格佩戴毛主席像章时，她已经从“红五类”被打入另类。

事态的发展进一步恶化，“红海洋”变成了“红色恐怖”。街上出现红卫兵剪头发、撕裙子、剁高跟鞋的现象，同时兴起了抄家、砸四旧和挂黑牌游街的风潮。首当其冲的是那些黑五类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街上不时可以看到一队队红卫兵押着他们游街示众。示众者胸前挂着“不法资本家”“老右派”“反动权威”“历史反革命分子”等黑色示众牌，有的头戴纸糊的高帽，有的头上倒扣一个污秽不堪的痰盂。长江大桥上投江的人多起来了，长江下游那个叫阳逻的回水湾，打捞尸体成了兴旺的职业。有一次在武昌司门口，一帮红卫兵把抄家的书籍、画报、西服、洋伞等等当街焚烧，那家的女主人被剃成阴阳头，罚跪在火堆旁边。萌萌发现跪着的是一位认识的阿姨，挣脱我的手挤进人群去搀扶她，还与那几个红卫兵辩论，差一点也被他们抽皮带。

萌萌惦念爸爸的安危，执意要去找曾伯伯。那时曾伯伯一家住在汉口首善里14号。弄堂口有一个公用电话间，由居委会老太太值班照守，是去曾伯伯家的必经之地。萌萌贸然走进去，势必会给曾伯伯一家带来麻烦。想来想去只有蹲守曾伯伯出来。萌萌和我在一个大清早赶到汉口，我在首善里对面的早点摊子旁守候，萌萌则去一元路电车站等待。我慢慢地吃油条喝豆浆，一直等到早点都收摊了，也不见曾伯伯出来。第二次我们挑了个星期天的早上，当我吃到第三根油条的时候，终于等到曾伯伯出来。看他来到早点摊子旁站队买油条，我站起身走到他前面插队进去，回头冲他一笑，曾伯伯见是我吃了一惊。我随即向一元路走去，曾伯伯在后尾随。快到电车站时，萌萌离开人群欲迎又止，曾伯伯快步走上前去，两个人紧贴着交谈起来。我远远站着，看有没有人跟踪。回去的路上萌萌告诉我，爸爸所在的话剧院闹得也很厉害，也有红卫兵来要揪他去批斗，不过居委会的人对他还算客气，只是叮嘱他不要随便出门。爸爸说，“破四旧”“立四新”，传统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坏的，时兴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是好的；烧掉那么多书，太可惜了；我们年轻时也是闹革命的，但决不会这样胡乱打人，被打的可怜，打人的更可怜。爸爸还说，这次运动看来和以前的不同，上面说要批斗“走资派”，下面却大抓地富反坏右，上下脱节，究竟怎么样现在看不清楚。要我们冷静观察不要冲动，还要我们不要为他担心。

第二章

毛主席接连八次检阅一千多万红卫兵引发了全国大串联，到11月初，校园里已人去楼空。萌萌和我都不是红卫兵，轮不上也不想去赶热闹。我哥哥是三十三中学高三学生，他约我和萌萌一起去韶山。我们三人来到武昌火车站，挤上了塞得如沙丁鱼罐头般的火车。在长沙和韶山转了一圈后，哥哥还想去北京参加检阅，萌萌不愿意去，于是我和她一起继续南下来到广州。

广州串联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到华南工学院，我们除了看大字报，也常常跑到市区去逛街。有一次我们在火车站附近遇到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举“我们要找赵紫阳”的巨大横幅，落款是“全国124所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赵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我们出于好奇随着队伍一路前行。天色渐晚时，来到广东省委大院的一块空地上，几百人席地而坐，继续高呼口号。为首的几个学生站在台阶上，其中一个手持话筒，征求大家对广东省委的要求和建议。人们七嘴八舌乱哄哄的，主持者就叫大家写纸条传上来，他念一个大家表决一个。萌萌也写了一张纸条，大意是反对经济主义，不要把重点放在要火车票和自行车上面。大部分人都举手通过。主持者与身边的人耳语了一下，高叫写纸条的同学上台来，萌萌走上前去，其中一人认出萌萌，热情招呼，原来是不久前在湖北大学辩论“怀疑一切”时的那个北京大学生。他向其他人介绍了萌萌，并让我们参加讨论与赵紫阳谈判的要求。

将近入夜，赵紫阳和中南局的金明、李一清、李尔重等人终于出现了，人群中响起掌声，赵的态度也较谦和，直说让同学们久等了。代表们向赵提了几条要求，包括提供笔墨纸张、油印机、自行车，安排滞留的师生离开广州，以及随时接受革命小将的批判等。赵紫阳都答应了。赵紫阳还让人送来面包汽水，他也坐在台阶上和我们边吃边聊。李尔重听说萌萌是武汉的，也坐过来主动打招呼；但听到萌萌的爸爸是曾卓时，又立即走开了。事后我听曾伯伯说，李尔重曾经是他家的邻居，当年正是他带人把曾伯伯抓走的。

萌萌成了“全国124所大中学校革命师生驻穗联络站”领导小组的成员，在领导小组中是年龄最小的。她参加了几次与赵紫阳的见面会，地点就在省委办公楼的一个会议室。主持会议的是北京大学生，他们对广东省的情况其实并不了解，批判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半是道听途说，空洞抽象；赵紫阳话语不多，沉稳冷静，谦和而倔强。他承认省委犯有错误，但不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议几乎总是从空洞的批判开始，以讨价还价的谈判结束；时间则总是从晚上九十点钟开始，搞到半夜甚至天亮才结束。开头两次萌萌还有点认真，到后来就常常坐在后面打瞌睡。

这个由全国各地学生组成的联络站是一个非常松散的临时组织，没过多久就分崩离析了，各地学生们逐渐分成以地域或学校为单位的联络站。萌萌和我参加了“武汉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穗联络站”，联络站设在中山医学院，负责人是华工的大学生。

有一次我们半夜出去刷大标语，中吉普上放了几桶墨汁和一大桶糨糊，开车的是一个技校学生，结果转弯时翻了车，墨汁和糨糊泼了我们一身，狼狈不堪，所幸无人伤亡。

我们这个联络站做的最为轰动的一件事情是带头查封了《羊城晚报》（当时已更名为《红卫报》），这算是广州“文革”初期的一件大事，广州各路群众组织由此开始形成对立的两大派。12月15日中南局宣传部发布通告，表态支持封闭《羊城晚报》，宣布报纸停刊。这天下午，萌萌和几个同学去羊城晚报社散发通告，老远就看见报社门外人山人海，喧嚣鼎沸，支持和反对封报的人群激烈辩论互不相让。我们挤进报社，在小礼堂门口遇到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儿，他立即质问我们为什么要封报。周围很快聚集起人群，基本上都是反封派，对着我们七嘴八舌，气氛紧张。我正要开口辩解，被萌萌扯住。待他们说完后，萌萌大声说了一句：“封报不是我们的目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萌萌接着说，今天封报是为了明天把报纸办得更好。有人质问凭什么说《羊城晚报》办得不好，萌萌讲述了珠江边上卖艇仔粥女孩的可怜情况，反问对方《羊城晚报》可以开辟“五层楼下”栏目，为什么就不可以开辟“艇仔舟旁”？那个头头儿的脸色变得友善起来，拉着我们走到礼堂舞台上，要我们对台下的人讲讲。人越聚越多，还有人大声提问，萌萌一一回答，还表示回去向上反映。当萌萌说到自己的父亲也是老报人，家里也有很多《羊城晚报》时，人群中发出笑声。气氛逐渐缓和下来，我们几个都松了一口气。突然，那个头头儿把萌萌拉到一边说，赶快跟我走！然后领着我们从后台往报社后门走，说是外面反封派联络总站的人听说带头封报的武汉红卫兵在报社里，正在往里冲。我们几个跑到街上后，一边庆幸脱险一边感叹其实本来可以不必搞得这么对立。萌萌看了看大家手里的封报通告说，不要再散发了，全部带回去。

以后我们又参加了几次行动，感觉也是五味杂陈。

一次是批判和抢夺王任重。12月中旬江青在北京点了王的名，武汉二司马上派了若干人来广州寻找王，名曰“专揪王任重造反团”，要把他抓回去批斗。身在广州的武汉造反派红卫兵自然不甘示弱，力争抢先一步拔得头筹。一天晚上萌萌随联络站的人坐上一辆交通车，被一辆吉普车领着在广州城内兜了好几个圈子后，来到广东越剧院的一个小礼堂。我们将做报告的会场布置成批斗会的会场，又等了一会，王任重披着军大衣从舞台后面走进来，大家马上呼喊口号，王见此阵势扭头就走，随即又折返坐下，好像是在后台被人劝回。陪同王来的一位中南局干部对我们说，王书记身体不好，陶铸同志让我们转告革命小将，任重同志回广州，半天休息半天检查。大家不再呼口号，王也很快镇静下来。主持批斗会的那个大学生所提的问题看似吓人其实空洞无物，例如为什么要镇压学生运动、怎样对抗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等等，王从容应答，轻松驳回。王写过一首诗：“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主持者质问为何要说“衣锦还乡”，这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恶毒攻击。王由此讲述了他陪毛泽东回韶山的种种细节和感受，反令我们这些崇拜毛主席的年轻娃娃听得津津有味。但是这首诗后来传到北京以后王还是因此吃了不少苦头。

会议进行中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听说是“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正在赶往这里，要抢走王任重。批斗会戛然而止，王被匆匆转移。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我们又在那辆神秘吉普车的引领下，驱车狂奔，一会冲到这里一会冲到那里，最后来到白云山飞机场。领队的同学说王就躲在候机楼里，要大家仔细搜寻。此时已是凌晨，萌萌和我困得不行，就在车上睡着了。事后听说，这次行动其实是被中南局的人耍弄了。他们不希望王继续留在广州，情愿让“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把他带回武汉，对我们使了调虎离山计。

再一次，是参加对广东省委的夺权。上海“一月夺权风暴”袭来，广州的造反派闻风而动。我们联络站与其他一些组织组成“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宣布向广东省委、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等机构夺权。萌萌随联络站的人去公安厅夺权。所谓夺权不过是把公安厅的大小干部集中起来，宣读夺权通告，然后到各个办公室去收缴公章和钥匙。公安厅的人无奈而顺从，学生们则兴奋而茫然。忽而又有另外一派组织赶来，声称夺权不合法，他们要实行“再夺权”。双方争执不下，我方为首的大学生急令同伴抱着一书包公章赶紧溜走。

还有一个滑稽插曲。夺权后不久，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来广州访问演出，我们联络站的头头儿作为“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的负责人到机场迎接，和对方握手时自我介绍是“广东省负责人”，阿方团长诧异地看着这个学生娃娃，站在一旁的省委译员随即将原话翻译成“广东省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孰料这位头头儿听出来了，竟当着外国客人的面训斥译员，要他重新翻译，场面十分尴尬而可笑。

这些事让萌萌感到无聊以至反感。参加公安厅夺权时，一位长者把我们拉到一间无人的办公室，自称是公安厅副厅长，说公安厅内部斗争复杂，南下干部压制本地干部，还有美蒋敌特混入，他有重要情况向中央反映。他拿出一封信，说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谢樘忠是他的老战友，问我们能否设法当面交给他。萌萌对于联络站的革命行动已逐渐失去兴趣，遂以这个理由离开了广州。

我们一路扒火车好不容易来到北京，又费了很多周折找到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的所在地三座门，向哨兵报上我们的姓名和来意。一个军官出来让我们在接待室等待，一会又出来说谢不在。我们去了三次都是如此答复。当时正值“二月逆流”，估计是谢不想惹麻烦。我们只得把信交给那个接待军官，算是交了差。二月的北京依然北国冰封，我们从广州来更感到冷不可挡。萌萌带我找到在空军司令部工作的大舅，加了几件御寒的衣服，便匆匆南下回汉了。

第三章

与阴冷肃杀的北京不同，武汉三镇的“文革”运动风起云涌煞是热闹。先是造反派一月夺权，全市全省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全部靠边站，被揪出来批斗；保守派组织“职工联合会”也随之土崩瓦解。然后是造反派之间争权夺利，分裂为“钢”“新”两派，兄弟反目互相攻击。紧接着是武汉军区，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接管地方大权，军代表进驻厂矿学校，与造反派群众抵牾摩擦。真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17日，军区宣布武汉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钢工总”为反动组织，一夜之间抓捕朱鸿霞、胡厚民等四百多名大小头头儿。“新”派感到唇亡齿寒，遂与“钢”派再次结盟，共同向军区抗争。保守派群众趁势于5月16日宣布成立“百万雄师”，拥护军区镇压造反派，高呼“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武汉两大派群众的对立迅速升级，大街上人潮涌动传单飞舞，街头演讲和辩论此起彼伏。待到满载手持棍棒长矛的百万雄师战斗队员的车队在武汉三镇横冲直撞的时候，文斗迅速演变为武斗。进入6月盛夏，整个武汉处在躁动、震荡、亢奋和仇恨之中。三镇武斗愈演愈烈，血案不断，形势已成不可收拾之局面。

2月中旬我们回到武汉后，萌萌听说爸爸被抓走了，到处打听他的下落。一次我们跑到省文联去，遇到进驻那里的武汉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联络站，为首的是半年前认识的武大中文系学生庆元兄。庆元兄赏识萌萌的才气，劝她留下了来。当时武汉文艺界的一个造反派组织“狂妄师”喧嚣一时，文艺界许多演员和作者被他们打成“三名三高”和“摘帽右派”，被整得苦不堪言。萌萌征得庆元兄同意，以联络站名义到武汉话剧院、汉剧院等单位去调查情况，也趁机打探爸爸的消息。受迫害的演员偷偷向萌萌诉苦，还是被“狂妄师”的人发现了。我们劝“狂妄师”的头头儿不要矛头向下整群众。萌萌说，“右派”摘帽了还是右派，那“解放战士”还是国民党的兵吗？狂妄师头头儿说不过萌萌，把她轰了出来，还到处打听这个梳着两根辫子的小姑娘是什么来头。幸亏他们不知道萌萌是曾卓的女儿。萌萌后来写了一篇名为《反狂妄师论》的大字报，开头第一句就是“黑格尔说历史上的大事通常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武汉“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第一次是‘百万雄师’，第二次则是‘狂妄（雄）师’”，然后逐条批驳“狂妄师”的荒谬理论。大字报张贴在汉口民生路口工艺大楼的橱窗上，围观者众，几天之内被支持者广为传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