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艺术学院的二司红卫兵看到《反狂妄师论》后找到省文联来，邀请萌萌去他们那儿。二司红卫兵总部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设在湖艺，萌萌很快和她们搞熟了。她和她们一起唱歌跳舞，找到了久违的欢愉。萌萌的舞姿也吸引了众人，包括当时驻扎在湖艺的“新华工敢死队”。
新华工敢死队其实是一帮舞文弄墨的秀才，为首的是华中工学院二年级学生鲁礼安。武汉军区抓捕大批工人造反派头头儿时，乌云压城万马齐喑，鲁礼安等人冒死贴出抨击军方镇压工人运动的大字报，标题就是“提着脑袋向武汉军区一小撮混蛋挑战”，署名“新华工敢死队”以示决心。鲁礼安和他的文人敢死队之名由此传开。
萌萌和我在湖艺附近的一个小食店里与鲁氏（圈内对鲁礼安的昵称）见面，谈得很投机。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萌萌参加了敢死队的一些宣传演讲活动，还参与创办了敢死队的第一份小报《激扬文字》。
进入6、7月份，“百万雄师”在武汉军区的支持下对造反派加紧武装围剿，“三钢三新”则拼死抵抗。武斗规模越来越大，死伤已逾数百人。六渡桥大街上陈尸数日臭气熏天无人敢收，恐怖笼罩三镇。7月14日毛和周罕见地共赴武汉就地解决问题。18日周向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人指出“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他们公开检讨。毛要陈再道释放朱鸿霞等人，屁股坐到造反派一边来。随行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则跑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公开表态支持“三钢三新”。此举激起“百万雄师”和支持他们的8201部队的强烈不满、委屈乃至绝望。7月19日夜，他们武装冲进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围攻谢富治，把王力拉去军区大院批斗，混乱中甚至误打了自己的司令员陈再道。情急之下毛被迫转移上海，周化装离开武汉，造成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
当晚，数百辆满载“百万雄师”暴徒和武装士兵的卡车在武昌城内鸣笛呼啸，吼声震天，全城一片恐怖。一群暴徒举着长矛冲进敢死队的驻地湖艺学院四处抓人。正在赶印传单的萌萌和我闻讯冲出来往家属区跑，暴徒们在后面追赶，杀声一片。我们跑过大操场，躲进路边灌木丛后，一动也不敢动，但见月光下亮晃晃的长矛一路朝灌木丛里戳过来，我连忙叫萌萌往左边跑，然后我起身往右边跑去。所幸左边是几排平房，有几个胆大的人开门观望，见萌萌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有好心人将她藏进家里，才得脱险。
20日凌晨，我们转移到造反派仅剩的几个据点之一湖北大学，躲进30号楼的一个楼梯间里。30号楼是图书馆，我们驻扎在这里时常溜进来找些被封存的禁书看，楼梯间便是我们偷偷看书的地方。在百万雄师数百辆全副武装的卡车的围攻下，湖北大学也被攻破了，枪声大作，暴徒们提着长矛和大刀挨个大楼地搜查，见人就抓，抓住就打，然后拉到大门口的卡车上，不问青红皂白往俘虏的脖子套上一块硕大的示众牌，无非是“现行反革命”“牛鬼蛇神”“小爬虫”之类，扭住双手围站在车厢四周在武汉三镇游街示众。当暴徒们冲进30号楼时，萌萌和我翻窗逃跑，我被抓住了，萌萌在一片混乱中居然逃脱。
“七二〇事件”以后，林、周和中央“文革”小组出于各自目的都谴责武汉军区搞兵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等五人被抓，武汉军区改组，武汉造反派咸鱼翻身，“钢派”在全国红极一时，新华工敢死队也十分风光。但萌萌经历了这些腥风血雨之后，开始以较为理性的眼光看待“文革”。此时鲁氏积极鼓吹向军内“走资派”夺权，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提出彻底砸乱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人民常备军；还支持浠水县巴河一司王仁舟搞农民武装，建立共产主义新农村。我们不同意他的这些观点，便离开了新华工敢死队。
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底，武汉运动波澜迭起。红代会、工代会和农代会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省市革命委员会也相继成立；紧接着便是清理阶级队伍和复课闹革命……阵阵的锣鼓声和鞭炮声掩盖着军方头头儿排斥异己独揽大权的脚步声：新任武汉军区和武汉警备区司令部的一二把手分别担任省市革委会正副主任，大权独揽；被造反派掌控的基层革委会被当作“马蜂窝”捅掉，造反派头头儿们被清洗和批斗；“三代会”形同虚设，保守派受到重用，文官们则根据他们对军方的态度被决定取舍。毛让底层群众参与政权机构的想法看起来是认真的，但博弈的结果却是武汉政权实际上进入了军政府时代。待到毛流泪对五大学生领袖说“现在是轮到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萌萌虽然和许多学生一样感到某种失落，但也意识到是时候离开政治舞台了。
离开新华工敢死队以后，萌萌再没有参加社会上的运动，也没有回校“复课闹革命”。她开始阅读一些能够到手的政治书籍，而以前她感兴趣的多半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海涅、雪莱以及巴乌斯托夫斯基和屠格涅夫。
那时新华书店里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书了。绝大部分文艺作品都作为“封资修”的毒草而被打入冷宫，政治书籍则只有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萌萌读《共产党宣言》《评德意志书报检查制度》《黑格尔法哲学导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私有制、婚姻和家庭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而这又驱使她想去了解欧文、圣西门、傅里叶、蒲鲁东、杜林、伯恩施坦、鲍威尔、托洛斯基和考茨基。但是，市面上根本看不到这些人的书。
想看这些书籍只有跑到大学和党政文化机构的图书馆去。混乱的局面使得这些单位的图书馆无人看管也无人光顾，我们可以随便进入书库，翻看那些被封存的书籍。正是在这些地方，我们发现了“灰皮书”和“黄皮书”，便忍不住干起了“读书人窃书不算偷”的勾当。
这些“仅供内部阅读和批判”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萌萌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她以极大的兴趣阅读这些书籍，包括《怎么办》《解冻》《人·岁月·生活》《绞刑架下的报告》《人世间》《被背叛了的革命》《新阶级》《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西行漫记》《震撼世界的十天》《第三帝国的兴亡》《通向奴役之路》《等待戈多》《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等等。
这些书籍对萌萌思想的影响是震撼性的。她开始了解到，在如何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东西方民族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前景以及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人的价值和人类命运等一系列问题上，竟然会有如此不同而新鲜的见解。这促使她开始以新的视野和多种角度去思索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和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文革”运动。萌萌和我热烈地讨论、争论，还写了不少读书笔记。后来她被武汉警备司令部抓捕时，这些笔记都被搜走了。
1968年10月，萌萌和萧帆在武昌
在窃书过程中，我们交到几个“窃友”，有以前实验中学的同学，还有武大附中、华师一附中、东湖中学和武汉一中的几个学生。我们各自的战利品不尽相同，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相约见面，相互交换书籍，也顺便交流一下读书心得。书的来路不正，而且本来就没有资格看，所以交流活动也只能避人耳目，这次是在珞珈山，下次就在东湖边，有时还跑到中山公园去。两年后，审讯萌萌的专案组把这些聚会统统说成是“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地下活动”。
第四章
1968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武师附中对口的下放地，一个是江汉平原的洪湖县，一个是鄂西北山区的郧县。绝大多数学生都选择去鱼米之乡，萌萌却愿意和我一起去山区。我们四处寻求志同道合的伙伴，最后形成了一个来自四个学校的七人知青小组，来到郧县南化区南化公社红旗大队第一生产队插队落户。
郧县南化塘地处鄂西北偏远山区，是鄂豫陕三省交界的一个山沟沟。我们从武汉坐火车到丹江口，再坐船沿江而上到郧县城关镇，然后坐汽车翻山越岭走一百多里山路，三天之后才到达这个崇山峻岭之中的山镇。我们知青小组被安置在离小镇五里地外的半山坡上一个叫作兴阳寺的破庙里，每天和农民们一起上坡干活。在这里，萌萌目睹到农民可怕的赤贫和愚昧，惊讶于他们在几乎无法生存的条件下近乎平静地生活着。这种情况令她痛苦和不安，也令她深思。离开武汉时萌萌带了两大木箱的书籍上山，此时再读那些政治历史书籍，萌萌的感悟又有所不同了。
1969年4月，“七二〇事件”后风光一时旋即受到军方长期压制的武汉造反派在朱鸿霞、胡厚民、吴炎金等“钢新”头头儿们的号召下终于再次走上街头，他们声称“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复旧运动”，矛头直指曾刘方张，要对省市革委会实行再夺权。标语口号和大字报贴满了大街小巷，各级革委会基本瘫痪，人们再次涌上街头，局势重又陷入混乱。
留在武汉的哥哥激情澎湃，一个人创办油印小报《百舸争流》，拖着瘸腿骑着自行车到处散发张贴。不久他得到钢工总一些基层头头儿的支持，把《百舸争流》书写成巨大的大字报，张贴在市中心水塔下面的大墙上，轰动一时。哥哥几次来信热切希望我们回去参加这场“革命扼杀自己孩子而逼出的运动”，看看“人民大众的真正觉醒”。萌萌和我在回信中表示：从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看，这次“文革”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保住群众代表在革委会里的现有地位已属不易；“反复旧运动”的目标实际上是达不到的，推波助澜反会使革命群众丧失更多。我们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作用已经结束，今后的任务是在经济基础领域里生产关系的改革方面发挥作用。我们在信中批判了哥哥的“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狂热性”，他在回信中则流露出受到委屈和伤害的情绪。不久，中央将武汉造反派头头儿尽数召到北京办学习班，并于5月27日发出要求停止“反复旧运动”的指示，周恩来还点了《百舸争流》的名，说它是“北决扬”一类极左思潮的刊物。哥哥感到很大压力。于是萌萌和我连夜拟就了一份观点提纲，带上《法兰西内战》和《国家与革命》等几本马列著作，赶回武汉。
哥哥的心情很矛盾。他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但又反对我们回来卷进去。我们说：当初冒进和现在退却都是错误的。既然群众运动已经起来并遭受挫折，就应当像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那样，设法把运动引向正确的轨道。
为了寻找正确轨道，萌萌和我做了一些调查采访。街上的大字报已经不多，江汉路、六渡桥、司门口几处闹市区和省、市革委会附近还有一些，多半是些标语口号：“反复旧反潮流”“斗则进、斗则胜、不斗则退、不斗则修”“要三结合不要两结合”“不做花瓶要做主人”“警惕穿新鞋走老路的假革命派”“曾刘首长不革命我们不答应”“走资派还在走，造反派还要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还我新生红色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等等。在一簇簇辩论的人群中还能听到各式各样的议论。有的认为矛盾应该在革委会内部解决，不应该搞到社会上来；许多人则对革委会内稳健派干部表示不满，认为他们背叛了并肩战斗的造反派；还有一些人觉得“文化大革命”已经在“收”，再闹也是白闹。随着对中央首长“五二七讲话”的宣传，更多的群众成为观望派。我们还在哥哥的引荐下走访了工厂革委会里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儿。他们觉得那些干部一旦解放出来结合进革委会，很快故态复萌，还是过去那一套。这些过去的“走资派”表面上点头哈腰，实际上瞧不起工人老大粗。革委会里的工人们也觉得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和那些“当官的”坐不到一起去。他们感到憋气和迷茫：过去那种无政府状态多半不会再有了，但革委会像现在这样勉强捏在一起也显然难以长久。留在革委会不自在，离开又不甘心。人们问：如果说革委会是“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那不是眼看要被摘了桃子？新生红色政权究竟会走向哪里？中央支持武汉造反派，又说“反复旧运动”搞错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萌萌和我白天走访调查，晚上翻看马列本本。我们认为，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在政权机构的改革上进两步退一步的产物，它是国家政权机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获得的现实形式，又是很不稳定的一种过渡形式。它的前景，要么是被巴黎公社式的政体所取代，要么是退回到旧的官僚机构。“反复旧运动”反映了人民对于这种过渡政体的不满和继续前进的要求，但是这个运动并不能实现巴黎公社，因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成熟：“走资派”还没有完全走向反动，群众造反组织也没有产生自觉把握历史进程的领袖。“反复旧运动”想要改变革委会内部力量结构的要求是不现实的，企图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则更不可能。但是，如果能够将工代会确立为反映人民意志的新型代议机构，从外部对革委会实行监督，倒不失为“反复旧运动”有可能争得的积极成果。这个代议机构即便不能推动革委会向前发展，它也将作为革委会的合法对立面而存在。随着双方矛盾的加剧，两个权力机构并立的局面将不能继续，能够承担新的历史任务的社会力量也日益成熟起来，那时人民群众对革委会实行再革命的时候就会到来。
我们自以为找到了“反复旧运动”的正确轨道，于是连夜起草了两张大字报。哥哥看后深表赞同，建议也贴到水塔墙上去。说到署名，哥哥建议用《百舸争流》，反正已经被周总理点了名，出了问题他一人承担。我说凭什么让你承担，再说都是马恩列斯毛的语录，会有什么问题。我提议以“新思潮”作为署名。萌萌说太张扬了，不如倒过来，就叫“曹思欣”，像个人名些。哥哥找来市建工局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用卡车拉来脚手架，四五个青年工人忙了大半夜，将大字报张贴在汉口中山大道水塔下十多米高的大墙上，每个字足有碗口大，贴满了数十米长的水塔墙。
这两张心血来潮匆忙拼凑的大字报改变了萌萌和我的一生；陷我们的父母兄弟于灾难；并使我们的知青伙伴和亲戚朋友长久地生活在苦难之中。许多人被抓，被斗，被开除；另一些人则不能招工和入学。我和萌萌的知青伙伴们几经批斗后被分散隔离在绵延数百里的群山之间，彼此不通音信。多年以后我们辗转得知，鄂西北那贫瘠的大山沟里，至今还留有当初的知青伙伴，其中一个永远失去了双手，另一个则成了有几个孩子的村妇。我还听说天门乡下有一位姓刘的年轻人，在那个杀人最多的1970年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毙了，而当初在那里曾经帮助过我的一位青年正是姓刘。因为这些，我必须把这两张大字报呈现出来，不管我现在面对这些充满“文革”语言的文字如何脸红，也不管今天的读者会怎么看它。感谢我们的老友鲁礼安先生找到了这两张大字报的原文。2007年鲁氏搜寻到当年批判“北决扬”的文件《把反动刊物〈扬子江评论〉揪出来示众》，他在其中发现了作为“反面教材”的这两张大字报，当即以电子邮件发给了我。孰料鲁氏不久竟绝尘而去，不知所终。但愿他还活着。
应当表明的观点
曹思欣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毛泽东语），而“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列宁语）。
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与社会脱离的力量（恩格斯语）。因而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仅要夺取国家政权，而且非消灭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列宁语）。
国家不过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得不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恩格斯语）。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从这个祸害中产生出来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不得不像巴黎公社一样，立即去掉这个祸害最坏的一面（恩格斯语），并对它实行革命地改造。
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要牢记列宁的伟大教导，消灭寄生虫——国家。但是不能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要求在一天之内消灭国家。我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逐步完成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将有能力把全部国家机器这一废物最后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恩格斯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次以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实际运动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学说问题。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第一次大革命，总结了群众运动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反复旧运动是一场在不成熟的条件下由不成熟的人们进行的不成熟的革命。这次革命并没有获得彻底的敌人和自觉的自己。但是英勇战斗的劳动群众在运动中表现出了决心冲天的革命精神和极其可贵的历史主动性。
反复旧运动先验式地预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第二次政治大革命，预示了第二次政治大革命进一步改革国家机构的历史任务。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向走资派夺权的胜利成果，是对旧的国家机器实行革命改造的现实产物，是这次革命所能获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也是向新的更加成熟的政权形式过渡的必经阶段。它应该而且可以在历史允许的范围内得到巩固和加强。
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即三代会，是革命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的最高产物，是人民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新型代表机关。它是革命委员会联系人民群众的天然桥梁。
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90%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是以三代会为直接代表的广大革命群众给的。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有权力监督革委会。
十七年的国家机关，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置于革命群众的监督之下，而使无产阶级的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长期隐藏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机构中。“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而“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毛泽东语）。直接代表群众的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有义务监督革委会。
革委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诞生的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是难免有一些错误的。革委会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是由旧形式脱胎而来的，它不免带有旧的残余。直接代表群众的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有责任监督革委会。
将革命委员会置于直接代表广大革命群众的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的正确监督之下，是反复旧运动的应该目的，也是我们的最低要求。革委会在工代会的正确监督之下，行使权力，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重要表现，是“一元化领导”的必要内容，是现阶段的群众专政。
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对革委会实行必要的正确的监督，是巩固和加强革委会并使之更加联系人民群众的切实步骤，是巴黎公社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也是这一次反复旧运动可能取得的实际成果。
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监督革委会，将有效地推动革委会自身的改革。它将进一步清扫蒙在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机构上的污垢，进一步铲除国家机构中滋生走资派蛆虫的官僚主义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