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悲伤永远不要与我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萌萌和我还约定了在不同条件下表达意思的办法，例如歌声和手势，这些办法以后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在武师附中关押了大约一周之后，一辆中吉普把我和萌萌押解到武汉警备区司令部。押解车上萌萌和我相对而坐，身边各坐着两名一言不发的士兵。我们近在咫尺，四目相望却不能说话。萌萌眼里满是柔情，悄悄把拇指和食指连成圆形，这表示：我很好。
进到戒备森严的警备区司令部，情况为之一变。
我被带进一栋楼房，大门和楼道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卫。进得一个偌大的房间，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军官。他照例问了我的姓名、年龄之后，命令我把书包打开。那个黄色军用书包里装有洗漱用具和几本马列的书，其中《法兰西内战》和《国家与革命》是萌萌当初塞给我的。我们那张大字报就是依据这两本书上的语句发挥而成。当我把这两本书放到桌面上时，那位军官一把抓过来，狠狠甩到地上，大声训斥：“你还想为自己狡辩吗！”我吃了一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当时都是革命的圣经，在那个“无限崇拜”的年代，因为弄脏弄破毛主席画像和著作而被打成反革命挨斗挨批乃至判刑的事比比皆是。这位军官把马列著作扔到脚下，显然属于大不敬。我望望地下的书，又望望这位军官，一言不发。军官愣了一下，似有所悟，弯腰把书拾起放回桌上，随即叫士兵把我带走。
后来得知这位军官是一位营级政工干部，战士们都叫他刘教导员，是我们这个专案组的成员。他当然熟知我和萌萌写的那张大字报，所以看到我还带着预备为大毒草辩护的书籍，自然是怒火中烧；但这又是革命经典，不得不强压怒火重新拾起。
萌萌押进警司时的那一幕则是另一种情况。
讯问萌萌的是专案组的副组长，姓张，警备区政治部的一位处长，级别比刘教导员高，清秀沉静，看上去是个知识分子。当他看到萌萌也带了这两本书时，并没有发火；萌萌则引经据典地侃侃而谈，什么马克思讲的巴黎公社三原则，革命委员会其实并没有做到；什么恩格斯说的国家是个祸害，不只是指资产阶级的国家政体也包括无产阶级的国家政体；什么列宁说无产阶级不需要“国家”，至多只需要“半国家”；而三代会其实就是“文化大革命”创造出来的新型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等等。这位张处长居然没有打断她。待到萌萌说完之后，他只说了一句：“你还挺能说的啊，按照规定你不能带上这些书，先放我这里吧。”
张处长后来的表现，显示他与那位只是在对待“圣物”的态度上陷入两难的刘教导员还不一样。一个被定为“反革命”的中学生，稚气而又执着地大段引用革命导师的理论，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这对于一个真诚信奉革命真理的审讯者，不能不引起内心的触动。
萌萌开朗活泼的性格、毫无矫饰的率真，她那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大难临头时无所畏惧的勇气，构成了一种天使般的人格魅力。在那个严酷的年代，无论是在戒备森严的警备区还是在暗无天日的牢狱里，这种魅力依然发射着光芒，穿透军装后面冷漠的心脏，感动那些尚未泯灭的良知。
1970年是“文革”最恐怖的年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有一百八十多万人被打成反革命，超过二十八万人遭到逮捕和判刑，数万人被处决。很多现在被称为“仰望星空的‘文革’思想者”，都是在这一年被捕被杀的。除了人们所熟知的遇罗克和张志新外，南京的“马列主义小组”查金华等人、宁夏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吴述森等三人、山西的“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徐关曾等十三人、福建的“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谢洪水等二十一人，以及北京的顾文选和沈元、河北的张坤豪、甘肃的毛应星、湖南的丁祖晓、新疆的忻元华……，都是在这一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我和萌萌能够侥幸逃过这一劫，应该有很多偶然因素，其中也许就包括遇上了这位良知尚存的张处长和萌萌的这种人格魅力。
从1969年11月初到1970年5月初，萌萌在警备司令部举办的“五不准学习班”里被关押审查了半年多。
哥哥已死，涉嫌“百舸争流反革命案”和“曹思欣反革命案”的几十个人并案处理，按照上头的意思，似乎非打成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不可。而且，专案组的人也不相信那两张口号报是出自十几岁娃娃之手。他们要萌萌交代组织联络图和行动计划，还逼她交出“脸上有皱纹、嘴边有胡子”的幕后指使人。
每次审讯时，专案组都要对萌萌宣读《敦促杜律明等投降书》：“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并且要萌萌朗读毛主席关于镇压反革命的语录：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一切顽固分子都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
专案组的人还拿来《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让萌萌看，上面尽是批判“北决扬反革命大杂烩”的报道和文章。有几篇署名“武钢大批判组”“武汉大学大批判组”的大块文章，说“曹思欣”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断章取义偷换概念，污蔑无产阶级的国家是“祸害”，宣扬反动的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提出工代会监督革委会，为“反复旧运动”提供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还鼓吹推翻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第二次政权大革命，恶毒之极猖狂之至，必须彻底揭露斗倒斗臭等等，报纸上整版黑色的通栏大标题触目惊心。
然后审讯者轮班上场对她采取“车轮战”，不分昼夜，软硬兼施。
萌萌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她不仅要保护我，还要保护曾伯伯。她承认口号报是有错误的，但是坚决否认有什么组织活动，更没有什么人指使她。她甚至把起草口号报和《四月革命》的责任一人担起来，还把我的一些“反动言论”说成是她的，例如“毛主席也有局限性”“早请示晚汇报是宗教仪式”“赫鲁晓夫说不能用棍棒把人民赶进共产主义天堂”等等，害得我这边的审讯者一遍又一遍地对我拍桌打椅，说我不老实。
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我见过萌萌两次。
一次是在专案组把鲁礼安带来充当“反面教员”的场合中。那是在一个很大的会议室，我被带进去时，里面已经坐着几十个与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我一眼就看到了萌萌，还有我的四弟。萌萌明显消瘦了，只有一双大眼睛还是那么清澈。会场四个墙角都站有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士兵，颇具杀气。当士兵押着鲁氏进来时，只见他光着头，从耳朵到脖子胡乱裹着一条围巾，显然是在掩盖什么伤痕。鲁氏看到了我，嘴角边露出一丝苦笑，算是打了个招呼。他掏出事先准备的稿子，照本宣科地检讨了自己的罪行，说自己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感谢党和政府的挽救，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整个过程中鲁氏都是低头念稿，面无表情，仿佛临时上场背台词的演员。被士兵带离会场时，鲁氏突然抬起头来，四下环顾，我察觉到他嘴角边又露出一丝苦笑，似乎是想与我和萌萌做最后的道别。
这种从布哈林受审以来不断上演的扭曲人性的荒诞剧，现在看起来可叹可笑；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和特定语境下，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娃娃的震慑作用却非同小可。鲁氏被带走后会场一片沉寂，空气仿佛凝固了。会议结束时人们鱼贯而出。萌萌经过我身边时，举手拢了拢头发，我看见她右手的中指压在食指上。这是我们事先约好的暗号，来自一部苏联电影，表示“不背叛”。
还有一次是在把我们带出去批斗的时候。那天早上，我被带到一辆中吉普跟前，远远看见萌萌也被带过来了。一看她那模样，就知道也经受了同样的折磨。上车前张处长过来对我们说：现在带你们去接受群众的批判，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都不要抵触，不要说话，卫兵会把你们安全带回来的。我们被押进一个很大的会场，只见台下黑压压一片人头攒动。我们一出现，震耳的口号声就不断响起，无非是“坚决揪出……”“彻底批判……”等等。我听不清给我们安的是什么头衔，扭头想看看头顶上方悬挂的批斗会横幅，马上被两只手按下了头。旋即有人上台来扭住我们的双手，把两块很大的“示众牌”挂到我和萌萌的脖子上，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听得咣当一声，萌萌挣脱双手，把示众牌从脖子上取下来摔到了地上！
愤怒的呼声立刻此起彼伏，“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响成一片。一些人冲上台对萌萌拳脚相加，很快被士兵阻止了。士兵拾起示众牌，低声对她说了句什么，重新给萌萌戴上，萌萌才没再继续反抗。
人们一个接一个上台来声讨我们的罪行，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脑子里全是萌萌刚才摔牌子和被殴打的情形。
在回去的中吉普上，我担心地注视着萌萌。萌萌强忍泪水惨淡一笑，掠了掠凌乱的头发，凝神地望着远方，中指依然压在食指上。
直到专案组结束时，他们也没能从萌萌那里得到任何有关“组织”和“幕后指使人”的交代和证据。
第六章
七十年代的第一个冬天特别寒冷。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一辆中吉普呼啸着把我们拉到了一个地方。事后得知，这就是有名的“白求恩医校”。
“文革”时期，为了关押不经法律程序而抓捕的人，武汉白求恩医校被改建成了看守所，名曰“甄别教育所”。这个法外牢狱比之常规监狱更为黑暗恐怖。有一首顺口溜在囚犯中广泛流传：
一进白求恩医校心惊肉又跳
两人行走一副手铐
三餐霉饭吃不饱
四季单衣无棉袄
五层楼上有人放哨
六块地板挤着睡觉
七根铁柱根根牢靠
八天过后饿得开叫
九九归一点子不高
实实在在不该坐牢
来白求恩医校坐牢的实在不少，除了那些未经批捕的刑事犯，还有不少政治犯。曾卓就在这里坐过牢，还有王任重的夫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肖慧纳和武汉市市委书记谢滋群等等。据说这个甄别教育所就是谢任武汉市公安局长时批准改建的，建成不久他自己便成了里面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