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监督革委会，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进一步改革国家机关的伟大尝试，它将在运动中越过自身继续前进，为下一次更加彻底地改造国家机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崭新形式而准备必要的历史前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无产阶级将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完整性和彻底革命性，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完成解放全人类的最高历史使命。

关于工代会监督革委会的口号报

曹思欣

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革命的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恩格斯说：“无产阶级的国家不应是国家的主人，而应当是社会的公仆。所谓社会就是最广大的劳动群众。”

十七年来的国家机关没有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教导。在很多情形下做官当老爷的作风盛行。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是做群众的公仆，而是做群众的主人，结果产生了很多的走资派。

我们不仅要打倒走资派，而且要消除产生走资派的条件，不断改革国家机构，并逐步从组织上保证群众的监督，使国家机构密切联系群众。这是当前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

革委会是改革了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革委会不同于过去国家机关最大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比过去的国家机关接近了群众，联系了群众。这一方面表现在革委会里有群众代表，另一方面表现在革委会依靠群众并接受群众的直接监督。失去了这个特点就失去了作为革委会的革委会，就失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旧干部不经群众通过就进入革委会，群众代表不经群众通过就扒下来。比较接近群众的，更能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基层革委会被“更新”靠边。这一切都说明革命委员会有回到过去旧的国家机构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广大群众都来监督它，是避免这种危险的有效措施。

不能认为群众代表重新进入革委会，比较接近群众能更好地代表群众利益的基层革委会恢复权力，以及满足了人民群众在“反复旧”运动中的一些正确要求，问题就解决了。不把革委会置于广大群众正确的监督之下，革委会就仍然有脱离群众的危险。人民群众在“反复旧”中提出的各种正确要求，即使现在得到了，将来仍然有可能失去。

在现阶段，人民群众监督革委会，应该通过它的代表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来实行。因而，人民群众必须要求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完全代表自己，彻底依靠自己，自始至终不脱离自己。

取消工代会领导人员的一切特权。他们必须完全从工人群众中产生，可以由工人群众随时罢免，并且在平时以所在基层工代会普通成员身份参加活动。这是第一条。

取消工代会领导人员一切经济特权。他们的工资和普通工人一样，取消各种额外补贴。在平时，他们中绝大部分人不能脱离生产。这是第二条。

尽量简化工代会的工作职能，坚决反对繁琐哲学，废除一切不必要的秩序，使工代会的工作每一个有觉悟有文化的工人都能胜任。这是第三条。

革委会在工代会的正确监督下行使权力，就能保证革委会不变质。（即不被更新）不丧权和少犯错误，就能够实现人民群众在“反复旧”运动中的各种正确要求。工代会监督革委会，这才应当是“反复旧”运动提出的要求。这个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是能够做到的。

连续几天，水塔墙下和中山大道上站满了看这两张大字报的人群，黑压压一片。我和萌萌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紧张而兴奋。听到人们在议论这个曹思欣是什么什么人，我们感到又好笑又得意。但是，这两篇后来被称为“曹思欣口号报”的东西对“反复旧运动”并没有产生起死回生的作用；实际上，我们也只满足于表明自己的观点。6月底我们返回了郧县。

收工之后，在兴阳寺昏暗的油灯下，萌萌和我边读书边讨论，共同撰写了一篇名为《一九六九年的武汉四月革命》的文章。我们本来想对“反复旧运动”做一番理论清理，实际上却写成了我们自己对“文革”和中国社会的一些认识。

这篇文章试图说明，作为相对落后的东方农业国，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于西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已经在中国取得胜利，但是它必将而且已经面临巨大的挑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在取得政权胜利后力挽狂澜，探索中国式发展道路的伟大尝试和第一场战役。这场战役的目标是：在政权领域实现党政军群一元化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毛泽东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在经济基础领域实现工农商全面普遍的国家所有制（公社制就是农业中的国有制）。这个目标是有局限性的，但这是历史的局限。现在这三个目标已经基本达到，所以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基本结束。恩格斯说，历史上每一次大的革命之后，胜利的人们通常会发生分裂：大部分人满足于既有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要求继续前进。他们提出一些臆想的或至少是将来才有可能实现的口号，因而不免遭到失败，使稳健派重新占得上风。于是失败的少数便高叫有人叛变，或者把原因归咎于偶然。实则情况多半是这样：第一次胜利所获得的成果只有经由第二次激进派的失败才能获得巩固。当这点一经达到，使当时必须实现的事情得到实现，激进派及其代表便又退出历史舞台。“反复旧运动”中造反派的情形正是如此。没有“反复旧运动”和它的失败，革委会不可能在历史给定的位置上巩固下来。现在三个领域的集权体制已经建立起来，并将发挥它们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是这些体制中都包含有矛盾乃至对立的成分：集权与民主；个人崇拜与思想解放；经济制度一大二公与小农生产分散落后。马克思说，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中国社会的这些矛盾对立的力量之间以及它们与社会经济基础特别是社会生产力之间，将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和日益尖锐的斗争。这将是一个充满亦此亦彼、顾此失彼、此消彼长最后由此达彼的过程，是中国式的卡夫丁峡谷，称之为“勉强的时代”更为确切。落后的农业国是不可能率先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中国现阶段也没有进入社会主义。东西方人民处于不同的前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却都面临同样的历史任务：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创造必要的条件。社会生产力总是要发展的，并且总会在一切领域为自己开辟道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将能够走出“勉强的时代”，迎来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

这篇文章后来也被武汉警备司令部派来的人搜走了。它不同于那两张公开张贴的大字报，写得更直白一些，被专案组当作给我们定罪的重要依据。

就在萌萌和我写《一九六九年的武汉四月革命》的时候，这场革命的结局已经来临。

武汉“反复旧运动”在“全国山河一片红”刚刚形成的时候把矛头指向红色政权革委会，而且正值“九大”召开期间，显然犯了毛的大忌；但对武汉造反派毛并不想一棍子打死，这毕竟是他牵制林掌控的武汉军区的一支力量。“五二七指示”表明他对造反派手下留情，对军头们也有所批评。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毛所希望的那样。曾刘首长对武汉造反派已经不能容忍，处心积虑给他们罗织罪名；造反派头头儿也不听招呼，满怀委屈和希望，力图挽回得而复失的权力和地位。双方的矛盾已不可调和。而此时周微妙地站到了林的一边，康生和陈伯达也诡异地参与其间，毛身边的这三股力量在武汉“反复旧问题”上似乎结成了临时同盟。毛权衡取舍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武汉造反派的最终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给武汉造反派罗织的罪名，是他们参加了“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

所谓北（北斗星学会）、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扬（《扬子江评论》），其实是鲁礼安在1968年间先后成立的三个二十来人的小组织，前两个没几天就夭折了，《扬子江评论》的时间稍长一点，大约半年左右。鲁氏的文笔洋洋洒洒，《扬评》的观点激进犀利，甫一发表即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不过，尽管在造反派们屡遭迫害时鲁氏总是一马当先为他们摇旗呐喊，但鲁氏那些被视为“极左思潮”的激进主张却并不被“钢新”两派所接受。鉴于“反复旧运动”的发动者多为省市革委会领导成员或党中央委员，需要足够的理由才好把这些革命功臣打下去，于是军头们抓住鲁氏宣扬“极左思潮”的辫子，把他这三个昙花一现的小团体说成是一个庞大的“反党乱军”地下组织，还特意和北京的“五一六”挂上钩，然后扣在武汉所有造反派的头上。这与周的意图至少是不谋而合，且得到支持曾刘方张的林的认可，也使毛无可如何。于是，在得到中央解决“北决扬”问题的“九二七指示”这把尚方宝剑后，曾刘方张便借助周积极推动的“一打三反运动”，掀起大抓“五一六、北决扬分子”的人民战争，把全省各地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头头儿们统统装进这个“反革命大杂烩”的袋子里。据“文革”后的披露，湖北武汉因“北决扬”一案而受迫害的达六十余万人，被抓被斗致残致死者不计其数。

10月3日在全省传达贯彻“九二七指示”的动员大会上，曾思玉和刘丰发表了声色俱厉的讲话，《百舸争流》和“曹思欣”都被划入“北决扬”一类反动组织。哥哥很快被抓起来，不久就遭迫害致死。我们并不认识的一些人被当成“曹思欣反革命案”的嫌疑犯抓了起来。与此同时，武汉警备司令部开始四处搜捕“口号报”的作者“曹思欣”。

武汉发生的这些情况萌萌和我并不清楚。鄂西北三省交界的南化塘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大山沟，在这里很难听到外面发生的事情。直到11月3日武汉警备司令部的专案组突然来到兴阳寺，我们才知道闯下大祸。

第五章

萌萌和我被分别押回武汉后，开始一周被临时关押在师院附中教工宿舍里。我和萌萌分别关在两个单元门栋里，但却是同一层楼而且相邻。专案组的这个疏忽使我们在严密看守下还能找到联络的机会。

萌萌首先发现了这一点。第三天晚饭时分，一阵熟悉的歌声传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我立刻明白这是萌萌在用这种看守不能禁止的方式呼唤我，马上放下饭碗走到阳台上去，果然望见萌萌的身影。她把右手贴在胸口上，静静望着我，好一会才退回房间。

我和她关押的这两套房间是背靠背的！发现这点后我这个建筑工程师的儿子立刻趁着上厕所的机会对厕所隔墙仔细观察起来。真得感谢那个年代房屋装修的简陋，我在厕所水箱背面的墙壁上看到了一根通向隔壁厕所的水管，在水管与墙洞之间，居然留有一圈缝隙。

第二天一早上厕所时，我向缝隙里塞进了第一张折叠得细细的纸条：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这张纸条即使被发现，传递毛主席诗词也不能算是什么罪行。

晚饭后我走上阳台，终于等到萌萌出现，我做出手指敲打墙壁状，然后迅速走进厕所。等了很久，听到隔壁有响动，我咳嗽了几声，随即听到萌萌的回应，我在那根贯穿墙壁的水管上轻轻敲打了三下，一阵寂静之后，听到水管那一头也传来了敲打声。我立即将准备好的铅笔插入水管缝隙中来回抽动，等我再把手指伸进缝隙，那张纸条果然被取走了。

第二天天不亮，我起身走进厕所，小心翼翼地探索着把食指伸进缝隙，什么也没有摸到。挨到中饭过后，我再次走进厕所，再次用食指在缝隙里探索，终于摸到了一张同样折叠得细细的纸条！

我屏住呼吸打开纸条，果然是那熟悉的字迹：

不管我到哪里，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就会与我同在。

我反复看着纸条，心潮起伏，然后把它撕碎冲进厕所。

那可真是个宝贝缝隙。我们借助这个秘密通道每天传递纸条。当时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也不清楚将会受到怎样的处置，想不到有什么需要攻守同盟的，只能传递一些名人名言彼此鼓励：

生活就是这样，我们也必须这样对待生活，要勇敢、无畏、含着笑容地。

无论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飞虻！

我赞成牛虻的忠诚，和他那无穷的接受各种考验的力量。我赞成那种受苦而不诉苦的人，赞成那种革命者的典型。

我们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战斗，我们还将为欢乐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