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是纯粹的“声音”。“时间的中断”“声音的中断”“无语”“空白”状态，都是她在情绪中“体验到”或者说“触摸到”的。她说过“走夜路”的经历，她说，她自语，起初可能是某些无所谓的句子，后来变得模糊了，甚至没有了具体的声音，而是毫无意义的无语无声的自语状态，就在这种状态中生成着“感动”——一个可意识到的“纯粹的感动”。这个时候，她说，她特别相信她“能”，虽然并不清楚能什么。
第四个是纯粹的“纯洁”本身。关于这方面现象的笑话和故事太多了。我们只能沿此洁癖的行为回溯到自我守护的纯洁的心灵。为此她付出了心力交瘁的代价。
最初，我听或看她的这些故事，只当作她个人的情绪体验或情绪表现。后来读她写的《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才恍然明白萌萌说的“情绪”“身体性”“语言的物性”都是她内省经验向语言转换过程的探寻，并把中断现象的“无语”看作转换生成的“底部”，就像海德格尔“此在”基本结构中“去意向性”的“畏”和“死”。
我说“像”，完全是我的类比。我很清楚，萌萌并非读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或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受到的启发，她纯然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只当要写的时候，才临时去拿别人的东西做一个“印证”或“装点”，为了对付学术界的学术需要。所以，她深有感触地说：“‘他人的眼光’是我的心结，尽管我一路‘我行我素’。”我懂这个说法的意思，一个中国人很难原生性地面对自己的生存体验，今天，如果你不从西方拿来“概念”硬套以表示“规范性”，别人可以根本不承认你，甚至连你自己都可能失去表达——这不就是慢性的自我扼杀？以致后来积压的伤感演化成“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往后再回到这里来详述。
萌萌把“个人真实性”直观为“身体性”，只有“身体性”才是个人不能被各种观念抽象掉的真实存在。“情绪”是被当作“身体性”理解的；“声音”，即“语言的物性”也是被当作“身体性”理解的。“情感”是社会化的，“情绪”才是个人身体性存在，或“基本在体”。但这种身体性存在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自身存在的固置，叫“情结化”情绪，后来往语言上转换成“自居性语式”，与“习惯语”接应；一种是比这种固置更原始的因而不能被完全固置的“虚无化”情绪，后来往语言上转换成“自在性语式”。萌萌根据自身的体验想反省到或深入到情绪的固置与非固置同语言的指向与非指向的转换生成关系，而其中“声音的断裂”以至“无语”，则是转换的中介。
这显然是一种“切入”的思考角度，即针对现实中窒息个人生存的社会板结及其意识形态套话的常态状况。由于八十年代中后期，武汉学界是比较早地转向或进入语言思考的地区之一，加上萌萌天性对语言文字的特殊敏感，所以她把那个抹平个体性的常态现象转换为令她困惑的语言悖论：“人只能在公共语言中存在人不能在公共语言中存在”。而口头表达式为：“公共语言的个人表达如何可能？”
也就是说，一开始，萌萌就没有把个人的个体性与公共性对立起来，而是力图放到某种深刻的语言“相关性”中考察。后来在《情绪与语式》中，她相应地提出了三种语式：“自在式”“自居式”“相关式”。正缘出于她最初的切入问题的感受方式或初始经验。
作为今天的研究角度，我必须指出，此种“切入”的获得，还有一个自我审视的转换，萌萌其实是经过了痛苦的体验的，那就是，她本人颇长一段时间困惑于“情结化情绪”，并且把这种“情结化情绪”当然看作是个人的独特存在方式，例如她对电影《弗朗西斯》的分析，对小说《爱与死》的分析。其分析的复活式激情对有心者无疑是一种颤抖的历练。
之所以如此，只能从萌萌自身的“情结化情绪”寻找契机。在她的体验中，“情绪”如果因教化获得“情感”形式，那么，这个人便从自然人进到社会人了。女人尤其被社会或男人需要带入女人的情感状态。但事实上，女人在自然人的意义上，本能地拒绝这种进入。由此而产生的逆反就是情绪的情结化，即女人本能地自我保护。其倾向颇有点与弗洛伊德反动，即“情结”不是“本我”与“超我”的结盟，相反，“情结化情绪”本能地守护着女人不被社会化即情感化的自然性。
但后来，也由于自身的体验，她意识到，“情结化情绪”因其对立也必然忍受着对立带来的固置，仍然没有逃出社会化的规定。所以，情结化情绪的压抑宣泄，一方面本能地伸张着自身的存在要求；另一方面，宣泄并不是存在要求的解决，而是其定型化的自我固置，使自己在对立的僵持中丧失生命的生成性，毋宁是一种自我牺牲。于是，它从情绪的“情结化情绪”中分解出情绪更本源的“虚无化情绪”，为了还原情绪的自在的生成性。
每每想起这段艰难的剥离，萌萌总忍不住叹息自己在“做人为学”上的“自信与不自信”。她说：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着你们男人那样做学问？既要把你们强加的规定接受为责任，又要坚持女人作为自然人的权利，还要在双重的不利中被迫忍受你们的鉴定。
剥离仍然来自“情绪——无语”，只是“无语”在还原的非意向性上更侧重原生性，或者，用萌萌后来“归依”的说法：“情结性情绪与虚无化情绪试可看作情绪的‘显隐二重性’，就像你寻求的‘悖论式偶在’一样，但我认为，作为情绪的身体性是抽象不掉的”。所以萌萌说：“情绪是渊薮也是希望”。
于是得萌萌的“情绪与语式”的基本图式：
四、经验呈现“意义”
在今天的现代人看来，他们似乎天然地就是“个人”或“个人主义者”——事实上，构成他们生活方式效仿的美国，“个人主义”“工具理性”“自由主义”被标榜为三大启蒙原则——因而在他们身上根本不存在必须为个人“正名”这回事。他们当然会很奇怪“个人真实性及其限度”这个命题的提出和论证；他们当然更不理解“文革”，不理解启蒙“个人性”或“个体性”是要用生命和鲜血作为代价的。时间无非一代之隔，然而无法达成“共识”的“代沟”却仿佛坚硬到不能跨越的地步。但这是真的吗？
如果我换一种方式说，比如换一种“当头棒喝”的方式说：“你们是个人吗？你们是一堆‘技术——欲望——大众化’的同质物！”
今天的个人平均化跟四十年前的个人平均化，在抹平个人这一点上没有区别，区别的是以前用“政治”，今天用“技术和欲望”，因而，在自欺形式上今天更直接更心甘情愿。当人们普遍认为只有“欲望”才是人的本能需要，才是人权的真实存在，谁还会把“欲望”满足看作人的异化呢？我们当年不也普遍认为只有“阶级性”社会性才是人的本质存在吗？人啦，多么容易入套！
怎样回复人自身回复人的个体性，并没有被启蒙理性解决。萌萌苦苦追求的“个人真实性及其限度”一点没有过时，今天同样有效。而且，在问题及其答案的追求中，萌萌已经成为拒绝“非此即彼”的参照。
《时间和意义——重负、轻负、感受的生成性》和《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可以说是萌萌推进“情绪与语式”的两个主动轮。
在公共语言中寻找个人表达的可能性，跟在历史中寻找个人进入历史的意义及其可能，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而且都以个体经验为出发点。
“几乎”仍有一个时间差。个体语言的生成性前提在于习惯语的断裂，习惯语的断裂也就是统一时间整体的断裂并敞开其他时间形态或向其他时间形态转换，这本身就准备了个体经验的意义呈现。既知道个人在公共语言表达中的困境，也明确同样抹杀个人存在的历史时间整体性，是一回事，这一点萌萌早注意到了；但是，即便尝试了公共语言的个人表达如何可能，同时还能给个人提供个人进入历史的个体意义之生成，则是另一回事。后者，恰好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的时间形态分梳接应了萌萌的意向。
我说过，书和萌萌的关系，类似上帝自主降临中的信徒接纳。当然，不是信徒的目的性祈祷，而是信徒的虔诚性期待，恰好遭遇了上帝的自主降临。正是有了非目的性祈祷的虔诚性期待，才会有阅读中仿佛那些句子和词语专门跳了出来召唤萌萌的思入。
之所以我深感如此，因为我常常惊奇萌萌“得来全不费工夫”，而我相反，总是困顿于“踏破芒鞋无觅处”。
“重负”“轻负”“轻省的重负”，这些在“曾经”中沉睡的混沌者突然被“涌入的语言在那里立起了边界，激发出了语言自身的隐喻的生动性，使反身的观照成为可能”。那“涌进的语言”就是洛维特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中描述的“时间形态”——“轮回说”“末世论”“进化论”，以及“中心时间”。它们正好里应外合地点燃了萌萌心中聚集的个人进入历史的意义生成性。
应该说明一下，萌萌提出的“个人进入历史的可能”仍然是沿着为个人的个体性寻找真实的立足点的问题方向。它同当时朋友中表达的良好的自我状态，即“现在到了个人进入历史的阶段”，完全是不同层次的取向。
历史阻止个人进入历史，近代史则表现为中国启蒙思想接纳的科学历史观，即历史的时间是一个“过去——现在——将来”之普遍必然的整体，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历史必然性。在这种历史必然性面前，即便伟大人物也不过是历史理性自我完成的一个工具。科学历史观同政治专制主义和哲学形而上学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紧紧地束缚着个人对个人真实性的认识，更谈不上个人心智的自由发展。
萌萌知道，无论是个人语言表达的真实性，还是个人历史存在的真实性，都有一个意义生成性环节，而意义生成性是必须同一定的时间形态相关的，所以，“时间和意义”，自然成为萌萌问题意识的焦点。
可以想见，萌萌几乎是一眼就抓住了洛维特的思路：对三种时间形态的描述，“是为了否定或置疑历史进化论的时间观，回到古希腊的轮回说和基督教末世论的时间观这两者融构的视野上。换一个角度，即回到哲学和神学的素朴形态，而对近代历史哲学和历史神学取一种批判的态度”。
“历史进化论”首当其冲地遭到清算，在对启蒙理性标示的“现代性”进行反省时，敏锐的思想家们发现，以终极目的为超越的终止的“进步概念”乃是一个“虚无主义的基因”，如同柏拉图主义是颠倒的虚无主义一样。
不仅如此，萌萌对于几乎所有以“普遍真理”“终极目的”为标榜的“历史形态”，不管是“历史进化论”，还是“类型轮回说”“末世论”，在其决定论这个基本点上，它们都“使个人进入历史成为虚妄”。
最后，着眼点落到“中间时间”上：“在个人或个人真实的存在状况或个人的生存事件同时间的关联上，《新约》的‘中间时间’敞开了另一个可以引申的理解空间。”
由于“中间时间”既向前计算，也向后计算，因而它形成了这样一个“大时间段”，使当下之人能够在感受性上直观着全部时间，而且，这个时间段既不是空乏的，也不是繁杂的，它里面一切都可能发生，“从秕糠考验到麦粒甄别的关键时刻”，其稳定的内容是由“上帝的感召和人的回应”——萌萌把它转换成“苦难与救治”的感受性生成。因为，除了理性对付理性的反证，萌萌最欣赏洛维特的这一句话：“唯一最具权威性的否证只能是苦难”。苦难的否证意味着历史时间整体性的切断，从而敞开当下时间的个人经验性的感受性生成。
现在的问题是，感受性生成的意义转换。接着就是“意义的重负、重负的轻省与轻负”的区分。不管这种区分以怎样的尺度进行，目的并不是把苦难交付给意义就算完事，像进化论等各种历史理论之所为。
为此，萌萌提供了这样一个肯定的意见：苦难不能等同意义，苦难是事实不是意义，在其根本性上，苦难可以否定任何意义，对任何意义形成追问；“正因为这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把存在论的事实同它的种种价值关联和意义关联剥离开来，然后依据存在论的事实重估或重组价值或意义”，只有保持苦难事实的否定性力量，其自身的意义才有可能生成，个人遭受感受性生成的启示才有可能。或许苦难也有可能把个人引向宿命，如果这样，归根结底是被苦难的观念形式所左右，而不是苦难的自身给予。“苦难作为否定的方面，既是个人消亡的根据，同时也是个人生成的根据。”
为了进入个人的感受生成性与意义的转换，萌萌区分了“苦难”与“痛苦”、“理想”与“梦”，并把它们融注到各种评论之中去。有兴趣的读者想必会自己去亲领一番感受的历练过程吧。
五、带走的“记忆”与遗留的问题
小枫曾经送了一本阿赫玛托娃的传记给萌萌，并在电话中问喜不喜欢，萌萌说喜欢，小枫不怀好意地笑着又问：“你的储备也不比她少啊？”萌萌这才听出小枫的反意，也笑着回敬了一句：“这就是你送书给我的目的啊！”
萌萌常常窘迫于人们这样好心地称赞，如“学术活动家”“沙龙女主人”。每当这个时候，她脸上挂着的笑容背后其实是“不知其可”的无奈。以致她旁边的我们这些受益者不得不因歉疚而背上无效解释的责任。一个喜欢做活动的“活动家”为什么偏偏要跑到无活动可做的天涯海角来？好心地称赞者能否感受到“南冥有木，彷徨乎无为其侧”？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请息交以绝游，门虽设而常关”的清静，“活动家”的萌萌岂不有悖“活动家”的使命？
人们哪里能够了解，萌萌退到海南岛，除了别的原因，1989年之后，主要还是自身沉寂下来思索的要求，至少最初南下的动机中谁都清楚，海南不是繁华富贵之乡，而是清静无为之地。来海南一十三年，只有很贴近的少数朋友才感受得到我们想做什么，做了什么，做到什么地步了。就像我在一封回信里说的：
它本来就是清扫地基的工作，清扫西方意识形态马厩，总得有人做清洁工对不对，有什么可声张的呢。萌萌做的同样如此，在某些方面她做得比我还要细致，如对薇依、洛维特、本雅明的批判性研究。这一份工作，反而在小枫和一部分青年学者、现象学学会甚至分析哲学的“概念帮”中能够得到理解。
做什么仅仅是尽各人的本分。我感谢萌萌的，除了做她自己的阅读、教学和研究工作外，她还为我们（包括陈家琪和其他几个朋友）做了太多的分外事。而这些，你把她叫作“精神团契”之所为。但实际上，萌萌是为了让我们大家在这块寂寞的土地上生存下去。这倒是非常实际的。之所以给人“精神团契”的印象，那只能归于萌萌纯然个人的气质，她太完美、太优雅、太高贵了。但决不是她用心要获取如此美名。这里的安静是要付出代价的，而这份代价的沉重，已让我们活着的人承受不起了。
不错，萌萌身上，有非常豪侠义气的一面，但仅此一面而已。她还有更多属于她内心咀嚼的几乎“反刍”样的思虑与承担；她太精细了，有时精细到她无法承受外部朋友的交往。所以，多次在朋友交往中或后，人们只看到她高兴的一面，却怎么也不会想到她遭受委屈和伤害的一面。因为归根结底，人们大都只把她看作女人，尤其是看作一个漂亮的、富有的、够身份的女人，很少有人认真把她看成她是其所是的学者、思想者，尤其是虔诚到殉道者意义上的朝圣者。最后萌萌当然总是一笑了之，很快也过去了。但，久而久之，即便最无谓的重复也有了挥之不去的意义。所以，很多年前，萌萌其实不知不觉地退回到内心中来了。
而最真实的是，她太向往她视为生命的文字与理想——在毕其一生“向往的单纯”与“至诚的朝拜”上，没有人可以望其项背！
1969年，被甄别关管前夕，她几乎用寓言的方式表达过自己的宿命：“让一切检验都来吧，只有不改的目的和不变的理想。”（我的记忆如此，但肯定没有萌萌原话说得好，尤其没有说出她从罗莎·卢森堡那里感悟过来的隽永而优美的革命语言。同今天时尚的网络语言比较起来，令人感慨：两代人的语言，两代人的生存！）
其实，萌萌是个非常自我状态的人，她自始至终关心的是——“我怎样能够做得最好”。她检讨过初中时期的一次行为：在全校大会上领取作文三等奖，她走上台去当众把奖状撕成两半。她说，别人肯定会误解我的行为，但当时我只是对三等奖说不，没有别的意思。一再反复的遭遇使她不得不反省自己“我行我素”的举止与“他人眼光”的环绕并非一致，宁可后者解释前者才构成社会关系的常态，忽略它往往吃罪不起，她才把“他人眼光”看作一面镜子而陷入永不平衡的内心纠缠。先前，不管怎样“事与愿违”，她自信都还“来得及”。直到她突然感到年龄上了心头，似问非问的“还来得及吧”已经掩藏不了无可挽回的沮丧。
萌萌就是这样，一生被将来承诺的信守苦苦追逼着，而生活从各个方面向她索取的责任又把她专注的时间分割得七零八落，即便韶华不再的年龄也不能逼使她退而求其次。一面是向往的“应该”，一面是现实的“责任”，狭路相逼，使萌萌陷入“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之绝地。
近两年来，萌萌早已沉溺于这种意象了。从她的笔记断断续续地记录了“四个命题”：
一、“人是无意指的指号”：它本来是海德格尔《什么召唤思？》中的问题，我想从中引申出人在语言中的能听形式，即触发语式的隐喻结构，让语式呈现出表象意义与自显意义的复调意向张力，为了进一步引申到人与世界、与民族、与他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更具体地考究“指称与非指称”二重关系是怎样区分的。其中最主要的意图是，如何走出“非此即彼”或“亦此亦彼”的两难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