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语言的身体性及其自我救治”：它不同于形式的英美语言哲学，在欧陆德法语言哲学的基础上，着重揭示语言物性的两个方面，即语言的存在界面和说语言人的身体界面，以及两者的互补性。这既是语言哲学与存在神学的难题，也是个人最独特的感悟方式，尤其在今天网络时代对语言的毁坏，它才超出了个人的道德责任而担当着汉语言自身的救治。——这应该是我的立足点吧。

三、“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在技术理性和物质欲望占主导的今天技术时代，思想者可能死于无思想的各种自设陷阱，我的经历与见闻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性范例。我原来只想从个体经验出发研究它，也算对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经历的回想，后来发觉它隐含着“民族与命运”的政治哲学意义，因而它能提供另一种眼光看待今天世界格局中的所谓“现代性冲突、危机以及恐怖主义”。所以，这个命题绝非是外在的、抽象的一句美文学。

四、“幸存者之幸与不幸”：“幸存者”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临死前的最后一次访谈中的自称，作为“幸与不幸”的未完成责任的反省指令，但它却给我以极大的触动。联系到自身的经历，几乎中国现代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信仰各个层面的危机我都切身地决非常人可比地遭遇着，为此，我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它按自己的思考提升出来、表达出来。

萌萌曾打算病情稍稍好转后，抽时间把它先整理出一个梗概作为“附录”放在《情绪与语式》后再版。我还记得，她要我回到海口请同学们打扫一下房间，把电脑修理好（“七个月没用了”），准备她回海口休养时“要用的”。没想到一个月后病情急转直下，而“要用的”整理竟变成了“遗嘱”。

今天，众多而零乱的笔记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整理出来，我只好对后两点稍做说明，因为它还带着萌萌思想微温的气息，像她在《记忆中“曾经”的承诺》里对尼采、海德格尔、本雅明还有解释者蔻眉四人的特有气息所描述的那样：

在今天的世界上，读这样的文字，无异于忍受折磨。我不仅忍受着吕贝卡·寇眉的《拯救复仇》及其转述解释的尼采、海德格尔、本雅明，他们四人都带着不同程度的“那种只与自己的灵魂厮守的人，他的概念本身最终都有一种特殊的暮色、一种深度和必然的（受难的？）气、一种无法交流和不自愿的东西，冷飕飕地吹向过路的人”，还特别忍受着文字在历史与现实之事实面前的冷峻、冷漠与无力。今天这个已恐怖得疯狂或疯狂得恐怖的世界上，有多少人会去认真地聆听？

不要说，“从复仇中拯救出来”，或“把复仇转变为拯救”，已不能由哲学家来解释，而政治家早已用最科学最精确的武器强加给它们而解释成“把拯救转变为复仇”了——恐怖与反恐怖不就是“把复仇转变为拯救”或“把拯救转变为复仇”，其间解释之差异的合理度由谁来判断、裁定？“灾难”，只能由“灾难”。可是，无论哪一种解释，“灾难”，当然是“老百姓的灾难”，其实都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记忆就在其中沉积、再沉积，而且只指向“沉积为复仇的政治”——现实就是这样延续着历史，或历史就是这样延续为现实，何曾转变为“拯救”或“救赎”？

尼采说：“很多人死得太迟，而有几个人又死得太早。”

寇眉说：哲人死得太迟，因为大多数人死得太早。

他们说的都是事实，尤其是作者说的，历来如此。它们的脱节在于：成事不能在记事中兑现。哲人应会成事也会记事。可是，他们成事却死在前面，民众不记或不会记；当他们死在后面时，死在前面的民众，在他们看来又不会成事，即无事可记。换句话说，要么民众瞎了，要么哲人瞎了。怨谁呢？

我此刻想说的是：哲人和大多数人总是死得太早，政治家总是死得太迟。

这才意味着：

“人活着但没有生命（daslebenlebtnicht——生没有活）：

1救赎已晚；2救赎已不可能；3人还活着生命已死。总之，人、哲学尚未成熟。”

至于该不该得出“永远不会成熟”这样悲观的结论，只有存疑。

敏感的读者一定会感觉到，读文字，不是读任何文字都能读出“气”来的，大多文字已死。只在有些人的文字中，你才会感受到“一种气”，而只在极少数人的文字中，“一种特殊的暮色、一种深度和必然的（受难的？）气、一种无法交流和不自愿的东西，冷飕飕地吹向过路的人”……我读《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笔记，那种“只与自己的灵魂厮守的人”的特有的“气”正力透纸背地袭来，令人战栗！

（下面是几段“笔记”摘要，楷体字表示着重，非连接处用空行隔开。）

2004年7月20日

我就这样回到写作，从纷乱的生活中突然找到一个词语粘连的头绪，沿着它去扩展问题视阈或已疏离了的知识积累，去串联像笔触或音节一样散漫着却可能藏着契机的经验的点滴，比如“羞愧”。它偶然吗，它会像我听说的阿拉伯图案从一个偶然的线条生长出缠绕得神秘而美丽的命运之花吗？

也许有很多话想说，也许不说它们就消失在白天的喧闹中了。夜晚总比白天宁静、散漫、不确定。于是等着夜晚，等着即使流失也有声响、有色彩、有凝固的形状可以变成记忆的羽毛缓缓飘落的夜晚。（夜的驰骋的光明，点亮多少黯淡的生活。很多年很多年了，有一个句子一直像氛围一样萦绕着我：“有一种生活，永不被黑暗吞没。”）

“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这个命题既是对一种“困境”的陈述，也是对一种“心境”、一种“思维”的陈述。因此可以将此命题转变成：“人是可能死于自设的语言陷阱的”。

因为在这里，“意识”的暴力与“语言”的暴力同谋，它们从内部夺取了人们的意志。它们是隐蔽的心灵的捕手。

在生存际遇的困境中“死于羞愧”……

在西方学术面前“死于羞愧”……

在自己的学术绝境中“死于羞愧”……

如何寻找自己的学术出路？

人生既经不起比较，也经不起追究。这都是失意者、后悔者的自虐。我们都受过别人不曾受过的特殊遭遇，它是不能拿来做任何形式的等价交换的，他仅仅属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不表达，它就永远无表达。对我们它就是垄断价格。在这里，除了自己对自己负责，谁能对你承担责任？绝对没有。

这就是活着必须做事的意义来源及其动力。为此，我有意无意对将来的结果不闻不问，为了给当下的动机多留余地。换句话说，不让将来的失望夺走眼前应有的希望；不让丛生的欲望夺走回忆的理念。我们曾跟着天神的车队越过天际，有过静静的一瞥留在回忆中。请别让失落的羽毛也失落了回忆的曾经。这是我唯一的时间经济原则。我必须抓住我能利用的每一点时间做事。

我解读过《历史哲学论纲》和《拯救复仇》，当然懂得“记忆与行动”的关系。“曾经”应该成为“一种正在遗忘的记忆”，因而它才能转化为潜能以便给行动以力量；否则，“曾经”就是一块“石头”、一座“牢笼”，激起的不是怨恨，就是复仇，而且是得不到拯救的复仇。所以，本雅明注意到，没有转化的“曾经”，只能是这样的“永恒轮回”：不是政治经济学商品生产主导的“始终重新等同”，就是神经官能症心理机制主导的“重复冲动强迫症”。

本雅明的这个分析判断是很深刻的。我的经验虽然没有理论先行，却无疑本着的是同样的原则，只是更直接表现为厌恶，即不愿纠缠在过去固置了的心境中，纠缠即固置。我像逃避瘟疫样的只想尽快逃离过去时，为了抓住每一点现在的活生生的时间，只有赢得它，拯救了自己，所谓复仇也就自然在其中了。这就是我为什么不纠缠曾经，而牢牢抓住现在的原因。只有现在打开了，一切心理症都会澄清的。不要用“曾经”捆住现在的手脚，这就是生命的原则。

至于拯救的形式，我看，只能是文字，首先是《被问题审视的记忆》这样的文字，然后是《断裂的声音》与《情绪与语式》这样的形式，后者是为前者铺垫的，而不是相反。

为什么要心境平和，因为它能从容应对，而且根本上是为了集中注意——做最应该做的事。基础在脚下，想象在头中，它们应该像平行线样各施其能。

必须承认，时间改变了，主题改变了。朋友已经在距离中，而且只在距离中。

必须确定自己的主题。写作无疑是第一位的。它确立的是自身，带出的是自己的世界和这世界应有的声音，否则这声音是消失的。要相信这声音我听得最真切、最是人的魂魄所系。

“幸存”之“幸”含有两层反向的意义：

作为事实和语境的是灾难、使命受挫或一次赋予理想的事件的失败，甚至是一个剧烈酝酿变动时代的过去，它或许留下了什么，但随之带走而失去的更多，总之悲壮感过去了，留下平庸的生活；

再一层是要从事实与语境的深层处浮现出来的受命托付中执着的命运（意义），它与现实其实并不切合，甚至现实已经离它而去（生活在别处了），但现实的成功恰恰是以过去最富精神性东西的丧失为代价的，也就是说，死亡的是现存活的真实意义，可惜它被现实遗忘了，唯有少数幸存者为它而存在。

幸存、复活、承诺、本雅明、往事与回想，正好构成我的主调。它可以单独作为一个范畴来做，也可以结合我的经历甚至结合“文革”来做。只要能静下心来。一定会让你看到“文字中那种自身营构氛围的闪烁与不确定的意谓”。

（这些天萌萌沉浸在对她父亲的哀思中几乎不能自拔。当时，我刚从武汉回来，母亲已经两次下了病危通知书，每次赶回武汉，母亲又奇迹般地活过来了。为了疏导萌萌的情绪，我把在武汉写的我对父亲的祭奠用邮件发给她——）

今天是清明。

总是一种纪念。但我仍然想听到风过后的沉寂。

我的父亲什么也没有留给我，风中有他的传吗？我该到哪儿去听、去祭奠？我的母亲活到九十却像迷失在野外的童年，还在寻找回家的路。不是在没有人照看的意义上，而是在记忆的死去，一丝感觉像一丝未断的游魂，我只有走到这条路上，才能听见听不见但永远临近的死——没有形式的任何痕迹。我和我父母的联系就是在死的寂灭中抹去的无。我是无。我的命运。我才诞生了。滴一滴泪吧，就是海洋也会干涸。

我用这种心境祭奠我的父亲。只有我能掂量他的逃离、沉默到暗哑的一生。

近来我是深深地陷在这种无言中了。因你的触动，就当它是对我的父母给我的死与生的祭奠。

（没想到，萌萌把我的祭奠与她的回复一并记录在《羞愧》中。）

这就在祭奠中了

深深的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