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名的日子
也许真的,只有坟头的青草
才是离去的人的守望
不知何故,这部电影我竟看得伤感之极。“太阳出来了,有一只鹰飞向天空,刹那间,它在天空凝聚不动,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往哪里去”(大意)。张国荣演的靳,被叛徒出卖了,敌人来抓他,他散步未回,敌人控制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为了保护他,突然挣脱从高楼跳下。靳在外面看到这种景象:高楼很高,可以在空中有很长的时间飞下,很惨烈,也很美丽。此后,靳每次犯病,处于昏迷状态,都念着那种在空中飞动而凝固的诗句。
没想到,这种意象竟成为张国荣绝命的凝固的飞舞。
其实,我早已发觉,我的意趣的悲剧的本质,即相信在悲剧中有崇高的东西。而那是我的归属。如果不是恩赐,我将在夜行中想象我的太阳。文字就是陡峭山崖上的鹰,以最后的跌落为自己的生命。
我视为生命的文字为何离我而去?
之所以要这样提问,是感受着“父啊,你为何弃我而去”的悲伤气氛。因为我把文字看作更高的生命体。时间纯洁是肉体,而文字是灵魂。时间纯洁仍可以纠缠,文字却事实上淡出了。这是因为我把文字看得太高而出手力不从心所致。但这还是表面的原因。更深的危机在于,我早就处在学术生命的关口上。原来我凭着思维的直观和跳跃的语言很快地进到了你的独特的学术地位,下面紧接着的应该是理论的铺陈和思维的缜密来展开它,因而需要开阔的阅读和深入的思考,然而,它既违反我的天性,又恰逢世俗事务的分割,于是阻断在自己的断口上。也因此掩盖在表面事务的承担上了。其实,即使我有充分的时间,深入也是艰难的。每个人都有这样人生的关口或命坎,只是我来得早些,你来得晚些。它已经来了,我知道。所以今天用不着太后悔。如果当处关口之时,我能及时哲学思考或视野向小枫说的文学评论如《爱与死》和哲学随笔转向,情况可能要好得多。但我太爱哲学了,为哲学殉情以至于此。
这大概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困难时刻,好像一切应有尽有的困难都集中到生命的脆弱之点上。如果转去二十年,如果身体无病痛,如果有一个得心应手的专业,如果内心无纠缠,如果经济不拮据,如果朋友理解如初,如果不这般世态炎凉,如果——只要有其中一个“如果”成为支点,怎样?生命就叫轻松幸福了?或许,但生命就不再成其为检验。
不可理解的是,为何这么多的检验偏偏都落到了一个优雅的女人身上?
我曾经解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句:“这个女人在受苦”。可我为什么一次也没有想过用它来解读你的遭遇。因为它不适合你。因为我相信,检验特别是那些失去成为获得的检验,是你非凡的财富。你从没有为自己的安逸调用你的聪明,你总是在责任降临时被迫应对。你的生命是宽容承纳的象征。不要说处之泰然,不要说无怨无悔,你不是观念,而是蕴涵情绪的想象,所以你才有那些超常的宣泄一如风暴袭击后海岛的凄清,直到阳光透过云层,它才惊叹,原来女人可以是这样的明媚。这一本书何必让别人去读,她原本应是在那儿的。
或许,恰恰是这么多的检验都落到这个女人身上,优雅才成其为优雅。
你天生地就逃出了平庸,你为此而受苦。然而你归根结底还是这样的泰然自若,不计后果。或许老天爷会垂顾那些能为别人慷慨解囊的人,但在今天,人对人的牵手,如果撇开功利和亲情,即便不能说绝迹,也是微乎其微了。而你总在那微乎其微中支撑着一种想象。
只有一件事能够说服我,付出本身是心灵没有枯竭的见证。你的父亲说:“只要你要,只要我有”。你却藏起了难于启齿的“只要你要”,只把设身处地的理解变成直接的动因:“只要我有。”事实上你已经没有了,或者快要没有了,你仍然习惯地做着:“只要我有。”
愿苍天保佑你。
六、深藏不露的“叹息”
萌萌的学术使命至少表面是,如何把自己的经验中承诺下来的父辈、历史的“曾经”转换成向意义开放的语言伦理,从而承担起这一代人非同寻常的“解放”誓言。为此,她一生关注三大论域:
首先,不断转换对经验的追问,目的在于变换角度不断激活经验的生成之源;
然后,在此前提下,同时或交替澄清
1经验自身的意义索引;
2经验如何向语言转换。
并在此转换中如何能保证语言的公共表达不掩盖个人的个体性。
……写到这儿,接近尾声了,我却没有一点轻松感,不单是习惯于“文字就是欠负就是葬礼”的悲哀,而是,有一样东西,就在眼前、耳旁、嘴边,你却不能呼之欲出,深深地困恼着我。
萌萌扭身而去了。重要的还不是她带走的,而是那扭身而去中遗留的……
现代理论,或者说,启蒙理性知识学,难道就是要建立这样的知识自信:
一切将在时间中大白于天下,没有什么不可知晓的,没有什么不可生产再生产的,因此,知识学追求“知识就是力量”的掌控——一个“技术王国的白色神话”。
换句话说,现代知识学,归根结底,只有一个“一目了然的平面结构”,没有深度模式,更没有神秘领域。
是这样吗?
在我写了《启蒙思想中死去的与活着的》后,萌萌曾经问我:“启蒙理性或自然之光,追求的就是‘白天’,‘黑夜’是可以驱赶的吗?”
类似这样的问话与交谈,即从负面切入,一直伴随着我们近三十年的友谊。于是才有我前面陈述萌萌的索尔薇格的“瞎眼如黑夜”,培尔·金特满世界地“奢华如白昼”这样扣人心弦的隐喻,才有我的“光与死”、“黑暗:在而不是的非意向性”之“西学中的夜行”,等等。
黑暗,并不是在光明之前或之后,而是它警示着光明自身的双重遮蔽。这个光明自身的秘密,难道被启蒙理性启蒙掉了吗?因而现代知识学才变得格外明白无误地坚硬起来?
请别误解,萌萌并不迷恋混沌,她起初追求的明晰使她获得了“打倒黑格尔,解放萌萌”的一片惊呼。后来,她要的是,明晰,或者确定,但不是自在自为的目的,而应该是启示的、向黑暗隐喻的因而也自身限制的临界状态。可惜,她意识到,这种声音太微弱了。
处境已经十分困难,萌萌仍然咬紧牙坚持自己拿钱把“启示与理性”出了三辑,而且不容分说地不让人过问理由。回想起来,在她深藏不露的叹息中,或许表达着的就是一点来自绚烂色彩背后的“惊吓索尔薇格没有声色的瞎眼如洞穴的死寂”。
还有一点。
萌萌有时较起真儿来冲口而出的一句话是“凭什么相信?”
西方哲学史上的“本体”们、“主义”们,一个一个地过去了,说它们是“堆满头盖骨的战场”的黑格尔也贡献了自己的头盖骨,其实黑格尔只说了一半,除了本体主义的头盖骨,还有虚无主义的头盖骨,反正双方谁也不甘死心地还在不厌其烦地提供。原因就是方法未死,产生本体的方法和消灭本体的方法它们本来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互相包孕着:本体主义就是虚无主义。
按说,现在认识到这一点已经不难,问题是人们奈何它不了。(新的临界思想和临界方法又在摸索中。)更主要的是,它们仍占住着权力和权力意志的优势,当然也就占住着利益分配的优势,至少在被别人砍下头颅之前。价值重估总是后续进行的。
于是滋生着一种现象。
别人把特殊的说成是普遍的,如黑格尔,我们信;别人把特殊的说成是怪诞的,如卡夫卡,我们也信。不仅信,还要用自己的模仿去把自己的信当成真去验证,去支撑。以致,一百多年来,模仿的价格始终高居不下。由此构成我们的西学界,甚至学术界。
它同时还担当着裁判所的职能:
“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
结论:“不读中文,西学东渐”。
长此以往,岂止百年!
呜呼,于里于外,这也是萌萌深藏不露的叹息吧。
2007年4月27日海甸岛
【附记】
去年8月,萌萌走了,9月开学,我给外国哲学专业的同学,老生和新生,还有学校其他专业的研究生,讲了一个月《萌萌的问题意识》。今后,我想把它作为一门课程定下来,每届新生,第一个月必修《萌萌的问题意识》,作为对本学科点奠基人萌萌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