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汪寒的到来，这个艰难艰辛状态下的联络站的郑刚和赵静两人，也吃到了最近几年以来最丰富最丰盛的美食佳肴。

在晚餐后，赵静收拾桌子，郑刚和汪寒两人在院中交谈。

郑刚说道；“虽然以前就收到组织上的通知，联络站要加入一名新成员。所以我们提前准备了一些相关资料。

这些资料主要是以前的出生，经历和背景。

但是由于你今天突然前来，最主要能够证明你身份的户籍证明证件就没来得及做出来。“

身份证，对现在的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民国时期，那个年代还没有普及并全面实施。

民国十一年，也就是1922年，北平市开始发放身份证，主要针对贫民和外来人员。

民国时期的身份证与今天的身份证不同，虽然当时已有摄影，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经济能力照个人的身份证照片。

自然也就没有“身份证标准照”，更没有什么拍摄证件照片的定点照相馆了。

在没有照片的情况下，用不同的指纹记录来标识每个人终身不会磨灭的信息。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有趣的一幕：左右手五指分别从大指开始顺列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用斗和簸箕来标识。

想想看，只要伸出双手，数数您的簸箕和斗，就什么都清楚了，不怕您耍赖。

不过，细究一下，还是有漏洞的，茫茫人海中，斗和簸箕对应相同的人绝对不在少数。

于是当时的省份证上，就出现了指纹辅证，“簸箕”用“Δ”，“斗”用“o”。

中国古代最早的身份证明是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变法，发明了照身帖。

照身帖由官府发放，是一块打磨光滑细密的竹板，上面刻有持有人的头像和籍贯信息。

国人必须持有，如若没有就被认为是黑户，或者间谍之类的。

身份证并非民国及当代才有，古已有之。

但它的起源却是官员的识别符号。

我国最早的“身份证”是隋唐时期朝廷发给官员们的“鱼符”，它是用木头或者金属精制而成的。

其形状像鱼，分左右两片，上凿小孔，以便系佩。“鱼符”上面刻有官员的姓名、任职衙门及官居品级等。

当时，凡亲王和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鱼符”，均以黄金铸制，显示其品位身份之高。

五品以上官员的“鱼符”为银质，六品以下官员的“鱼符”则为铜质。

五品以上的官员，还备有存放“鱼符”的专用袋子，称为“鱼袋”。

“鱼符”的主要用途是证明官员的身份，便于应召出入宫门验证时所用。史载：“附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

到武则天时，“鱼符”一度改为形状像龟的“龟符”，用途与“鱼符”相同。

宋代时，“鱼符”被废除，但仍佩“鱼袋”。

至明代，改用“牙牌”，这是用象牙、兽骨、木材、金属等制成的板片，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职务、履历以及所在的衙门，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卡片式身份证已经非常接近了。

据明人《菽圆杂纪》载：牙牌不但官员们悬之，“凡在内府出入者，无论贵贱都悬牌，以避嫌疑。”

由此可知，明代身份证的用途已经不局限于官员们，而开始向中下阶层发展了。

清代各阶层的身份以帽子上的顶子（帽珠）来证明，其帽珠用宝石、珊瑚、水晶、玉石、金属等制成。

如果是一个秀才，可佩铜顶，若为一品大员，则佩大红宝石顶子。

一般百姓帽上无顶，只能用绸缎打成一个帽结。

一些富商、地主为求得高身份，常用数目可观的白银捐一个顶子，由此而出现了“红顶商人”、“红顶乡绅”一类的怪事。

这段时期，民国实行保甲制。保甲制度在村基本形式为10户为甲，10甲为保，实际操作城市与乡村、各地区可略有弹性。

在城市则以每一门牌为一户，如同一门牌内有两家以上仍以一户计，编为第几保第几甲第几户，设户长。户长由此门牌内各家互推一人充任。

这个时候，也开始有了所谓的身份证明。

实际上就是一张当地警察机构颁发的纸质证明。

上面著有保甲番号、住址、教育程度、国民义务劳动、特征、分析符号、公民资格、家属、注意事项等信息。

除了详尽的身份和家庭成员相关信息，上面还设置“指纹符号”登记栏。

要求按照“无照片及未实施指纹区域暂填箕斗”的方式，对个人右手、左手的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的指纹用符号一一记录。

以达到防止他人冒用或防伪的目的。

而现在虽然汪寒的基本信息虽然已经安排布置下去，当时纸质的书面证明却还没来得及做出来。因为上面要有指纹符号这一关键点。

这个是无法仿造的。所以现在汪寒的当务之急是制作一份有自己指纹记录的纸质书面身份证明。

当郑刚将这个问题提出来时，汪寒深以为然。当即点头答道；“嗯，这个必须要有。以后要在上海长期工作，必须要有一个过硬的经得起核查的身份。

这个我想办法去弄。“

为什么汪寒这么有底气呢？

因为汪寒在离开税警总团时，安排了四个学员早已潜伏下来，也就是只有他和当时的总团王赓两人知道的“天启”计划。

现在这四人如今都已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汪寒决定利用这层关系。先帮自己重做一个身份。

两人一番交谈后，对下一步的工作安排进行了沟通。

首先是弄一个身份，然后汪寒再找一份工作，以便长期潜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