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3年11月的一天，110指挥中心转警，称辖区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出事了”。

“咋了？又送来死人了？”钻进警车，我急切地向接警的同事询问。

“比这还严重，送来个病危的，人还没上手术台就断气了，家属赖上医院了。”同事边开车边回答我。

到达现场，一条长长的白布条幅横扯在医院急诊室的大门前，上书“草菅人命”。条幅之下，隐约看到医院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和一群人纠缠在一起。

“完了，又要闹一场了！”同事无奈地说了一句后，打开警笛，把车停在了急诊室门口。

保卫科张科长见我们到了，急忙从人群中挤出来，快步往警车跟前跑，两个从人群中扔过来的空矿泉水瓶被丢在他身后。

“哎呀你们可算到了，大门马上守不住了，让他们冲进急诊室就麻烦了！”张科长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冲我们喊道。

张科长说，死者名叫刘斌，徐庙村村民，三天前的深夜，被一辆农用车拉来医院，家属说是在小诊所挂吊瓶时青霉素过敏，要求医院治疗。值班医生赶紧组织人员抢救，但没能救过来。

“青霉素过敏死亡，要闹也是去闹小诊所，怎么闹到你这儿来了？”我诧异地问。

“哪儿是什么青霉素过敏！值班医生查了病历，这个患者是癌症晚期。之前一直在他们村的卫生院挂水（打吊针）维持，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呼吸。”

“现在遗体在哪儿？”我转头问张科长。

“在太平间放着呢，有四个保安看着。”

“一定守好遗体，现在这阵势，万万不能让家人把遗体抢出来！”

遗体是医疗纠纷中的重要筹码，在以往的医闹案例中，家属只要把死者遗体往医院大厅一摆，医院便不得不就范。

“放心，他们只要不冲进医院里面来，遗体不会有问题。”张科长抹了一把汗。

（2）

刘斌这个名字有些耳熟，我想起了一个人，向张科长求证，张科长连连点头：“没错，就是他。”

这个人的身份不简单，他生前是一名职业医闹。

刘斌在医闹行当里颇有些名声，据说只要他出面，没有要不到的钱。几年前，公众对“医闹”二字还陌生的时候，刘斌便组织起一帮游民游走在周边各大医院，专门帮人“维权”。

停遗体、摆花圈、搭灵堂、放鞭炮是刘斌一伙的拿手好戏。只要这四招一使出，医院大多乖乖就范。

眼前的这家医院之前便吃过刘斌的亏，那年，刘斌曾“代理”过一起医患纠纷，凭着摆在门诊楼里的一具遗体，最终从医院要走了40多万元。

刘斌团伙后来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警方打掉，但他浑身是病，一直取保候审，至死仍是戴罪之身。

他的死出乎我的意料，也让医院和警方十分紧张。这些年我没少和刘斌打交道，他那一幕幕“专业”手段令人记忆犹新，而如今，躺在太平间的成了他本人。

我和同事打开执法记录仪，紧跟着张科长挤进人群。

披麻戴孝的家属带着香炉、纸钱、鞭炮、花圈堵在急诊室大门口，医院保安围成人墙阻止他们进去，急诊室的玻璃门已经在混乱中碎了一地。

现场乱得一塌糊涂，急诊室大门前上百人在围观，很多人拿着手机拍照摄影。

现场几近失控，我和同事上前进行劝阻，但毫无效果。家属和保安此时都一个个脸红脖子粗，哭闹推搡乱成一片。

好在治安支队的增援及时赶到，远处的扩音器里传来同事的喊话声。

“我们是xx公安局民警，请围观人员马上离开现场！”

“冲击和打砸医疗机构涉嫌违法犯罪，请现场人员稳定情绪，理性对话！”

一队防暴警察开始上前疏散人群，外围看热闹的群众逐渐离开。

防暴警察的出现暂时平息了现场的混乱，死者家属放开了保安。治安支队领导上前劝说双方保持理性，家属有什么诉求可以坐下来谈。

“他们不让我们进医院，我们怎么谈！”刘斌的妻子激动地说。

“不是不让你们进来谈，你们要抱着鞭炮、花圈、火盆进急诊室，这是来谈事的吗？”张科长也激动回应。

“谈不好我们就把灵堂设在这里！”刘斌的妻子说。

“你听，你听，有……有这样谈判的吗！”张科长气得说话都结巴了。

“不这样谈怎么谈，我们是弱势群体，斗不过你们！”另一名家属在一旁边说边作势又要往急诊大厅里冲，我急忙阻止。

（3）

暂时平息了急诊室门口的骚乱，刘斌的妻子同意和医院谈判。

医院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尸检、查明死因；二是医疗事故鉴定；三是赔偿金走司法程序。

刘斌妻子立刻否决了医院的意见，也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不进行尸检，遗体由家属领回；二是医院提供一次性补偿，数额为170万元。

双方从中午12点谈到晚上8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你说这不是讹人吗！170万？还不让尸检，不走司法程序，这不是做梦吗！”副院长忍不住指责刘斌的妻子。

“别的我们不管，我男人送进医院的时候还有一口气，现在死在医院了，我们家的顶梁柱倒了，他们医院得负责！”刘斌妻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