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3年11月的一天,110指挥中心转警,称辖区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出事了”。
“咋了?又送来死人了?”钻进警车,我急切地向接警的同事询问。
“比这还严重,送来个病危的,人还没上手术台就断气了,家属赖上医院了。”同事边开车边回答我。
到达现场,一条长长的白布条幅横扯在医院急诊室的大门前,上书“草菅人命”。条幅之下,隐约看到医院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和一群人纠缠在一起。
“完了,又要闹一场了!”同事无奈地说了一句后,打开警笛,把车停在了急诊室门口。
保卫科张科长见我们到了,急忙从人群中挤出来,快步往警车跟前跑,两个从人群中扔过来的空矿泉水瓶被丢在他身后。
“哎呀你们可算到了,大门马上守不住了,让他们冲进急诊室就麻烦了!”张科长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冲我们喊道。
张科长说,死者名叫刘斌,徐庙村村民,三天前的深夜,被一辆农用车拉来医院,家属说是在小诊所挂吊瓶时青霉素过敏,要求医院治疗。值班医生赶紧组织人员抢救,但没能救过来。
“青霉素过敏死亡,要闹也是去闹小诊所,怎么闹到你这儿来了?”我诧异地问。
“哪儿是什么青霉素过敏!值班医生查了病历,这个患者是癌症晚期。之前一直在他们村的卫生院挂水(打吊针)维持,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呼吸。”
“现在遗体在哪儿?”我转头问张科长。
“在太平间放着呢,有四个保安看着。”
“一定守好遗体,现在这阵势,万万不能让家人把遗体抢出来!”
遗体是医疗纠纷中的重要筹码,在以往的医闹案例中,家属只要把死者遗体往医院大厅一摆,医院便不得不就范。
“放心,他们只要不冲进医院里面来,遗体不会有问题。”张科长抹了一把汗。
(2)
刘斌这个名字有些耳熟,我想起了一个人,向张科长求证,张科长连连点头:“没错,就是他。”
这个人的身份不简单,他生前是一名职业医闹。
刘斌在医闹行当里颇有些名声,据说只要他出面,没有要不到的钱。几年前,公众对“医闹”二字还陌生的时候,刘斌便组织起一帮游民游走在周边各大医院,专门帮人“维权”。
停遗体、摆花圈、搭灵堂、放鞭炮是刘斌一伙的拿手好戏。只要这四招一使出,医院大多乖乖就范。
眼前的这家医院之前便吃过刘斌的亏,那年,刘斌曾“代理”过一起医患纠纷,凭着摆在门诊楼里的一具遗体,最终从医院要走了40多万元。
刘斌团伙后来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警方打掉,但他浑身是病,一直取保候审,至死仍是戴罪之身。
他的死出乎我的意料,也让医院和警方十分紧张。这些年我没少和刘斌打交道,他那一幕幕“专业”手段令人记忆犹新,而如今,躺在太平间的成了他本人。
我和同事打开执法记录仪,紧跟着张科长挤进人群。
披麻戴孝的家属带着香炉、纸钱、鞭炮、花圈堵在急诊室大门口,医院保安围成人墙阻止他们进去,急诊室的玻璃门已经在混乱中碎了一地。
现场乱得一塌糊涂,急诊室大门前上百人在围观,很多人拿着手机拍照摄影。
现场几近失控,我和同事上前进行劝阻,但毫无效果。家属和保安此时都一个个脸红脖子粗,哭闹推搡乱成一片。
好在治安支队的增援及时赶到,远处的扩音器里传来同事的喊话声。
“我们是xx公安局民警,请围观人员马上离开现场!”
“冲击和打砸医疗机构涉嫌违法犯罪,请现场人员稳定情绪,理性对话!”
一队防暴警察开始上前疏散人群,外围看热闹的群众逐渐离开。
防暴警察的出现暂时平息了现场的混乱,死者家属放开了保安。治安支队领导上前劝说双方保持理性,家属有什么诉求可以坐下来谈。
“他们不让我们进医院,我们怎么谈!”刘斌的妻子激动地说。
“不是不让你们进来谈,你们要抱着鞭炮、花圈、火盆进急诊室,这是来谈事的吗?”张科长也激动回应。
“谈不好我们就把灵堂设在这里!”刘斌的妻子说。
“你听,你听,有……有这样谈判的吗!”张科长气得说话都结巴了。
“不这样谈怎么谈,我们是弱势群体,斗不过你们!”另一名家属在一旁边说边作势又要往急诊大厅里冲,我急忙阻止。
(3)
暂时平息了急诊室门口的骚乱,刘斌的妻子同意和医院谈判。
医院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尸检、查明死因;二是医疗事故鉴定;三是赔偿金走司法程序。
刘斌妻子立刻否决了医院的意见,也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不进行尸检,遗体由家属领回;二是医院提供一次性补偿,数额为170万元。
双方从中午12点谈到晚上8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你说这不是讹人吗!170万?还不让尸检,不走司法程序,这不是做梦吗!”副院长忍不住指责刘斌的妻子。
“别的我们不管,我男人送进医院的时候还有一口气,现在死在医院了,我们家的顶梁柱倒了,他们医院得负责!”刘斌妻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