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化山河

一

一个人，迟早会经历一次极大的恐惧。

不是生老病死，不是瘟疫猖獗，不是盗匪来袭，而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一位美丽的女教师在教室里讲“常识”课。她说：“宇宙没有边际，地球微不足道，即便是它围着转的太阳，也只是银河系中很多恒星中小小的一颗。”

“银河系里，大约有多少颗恒星？”一个同学怯生生地问。

“三千亿颗。”女教师平静地回答，却把“亿”读成重音。

课堂里“嗬”的一声。

“银河系这么大，宇宙里还有别的星系吗？”同学又问。

“太多太多星系了。”女教师说。

“大概多少？”学生追问。

“也以千亿计，至少。”女教师回答。

这么几句问答，使同学们再也不好意思问地球的事。

过了几天，大家从一位男教师那儿得知，微不足道的地球，倒也已经出现了四十多亿年，而人类的出现才三百多万年，不到千分之一，相当于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最后一分钟。

“请记住”，男教师赶紧补充说：“这最后一分钟，是在比喻三百万年。如果要说人类开始创造文明，至多是近一万年里边的事儿，太短促了，匆匆一瞬之间，任何比喻都使不上。”

——这番师生问答，产生在孩子们正在形成世界观、人生观的时候，实在有一种震天动地的恐惧。

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很容易转移情绪。身边的快乐、争吵、比赛，立即替代了三千亿、四十亿这些数字。在他们心中，大大的真相变成了故事，小小的游戏变成了真实。

只有一个孩子没有完全转移，那就是我。我不断地研习这些令人恐惧的话题，而且越来越明白，当年老师所说范围还是太小、太浅。也许是老师怕伤害了幼小的心灵，他们没有进一步说明，在宇宙间无数星系的不息运动中，没有一种力量可以保证地球不消失，也没有一种智慧可以判断消失的时间是很远，还是很近。

即使地球暂时不消失，人类也可以轻易陨灭。非洲加蓬发现了二十亿年前的疑似核反应堆，估计运转了五十万年；土耳其的一幅古代地图，似乎只能绘制于宇航之后。越来越多的遗迹让人渐渐相信，在人类产生之前很久，已经出现过不少“史前超文明”，又都一批批陨灭了。那么，怎么证明，现在的人类能够破例长存？

这一切，构成了我世界观的基础：一种彻底看破了周遭功利的宏伟悲观。

但是，这种悲观中的“悲”也被看破了，因为悲喜本是人类的作态。

二

当然，在看破一切之后也看破了自己：区区凡胎肉身，无法逃离脆弱生存，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打量同类，再打量自己。

我的朋友周涛写过这样一个场面：两只蚂蚁在大地上相遇了，由于矜持互相没理。爬过很久都后悔了，毕竟是同类啊，怎么没有拥抱一下？

我们就是这样的蚂蚁。

我们再渺小，也算拥有了生命。生命，有它的本性。

本性之一是聚集，本性之二是延续。对于智能高于蚂蚁的人类而言，就会因为聚集和延续，呼应前后左右，既自我安慰，又互相安慰。

人类的自我安慰和互相安慰，主要办法是寻找“意义”。生存的意义，生命的意义，聚集的意义，延续的意义……这在早期比较容易，只要有聪明人站出来一说“意义”，大家就相信；一到现代就难了，既然大家从小已经知道了银河系和地球的一点点真相，那就很难再从根本上信任各种“意义”。所以，现代智者特别苦恼，他们必须把知道了的一切当做不知道。用我的话来说，叫做“通过切断思维来捕获意义”。这种情景，就像哈维尔（vhavel）所说的那样，在汪洋大海中寻找一个“意义的岛屿”。

“意义的岛屿”可以让人忘了茫茫大海，忘了惊涛骇浪，产生精神上的安全感，从而居住下来。这，便是文化。

居住在“意义的岛屿”上，极有可能产生纷争，甚至产生对意义的争夺，因此必须把意义层层细分，以便各守其事、各司其职、各耗其身。随之，文化也必须把自己的宏观能力自动缩小，使之越来越专业化、偏执化、琐碎化。结果，很多更狭隘的“意义”就冒出来了。

每一种“意义”一旦成形，都会自我增量，以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例如，个体的意义、群体的意义、家庭的意义、民族的意义、国家的意义、西方价值的意义、东方价值的意义，如此等等。这么多“意义的岛屿”，都在宣称自己的极端重要。但在私底下，真觉得有那么重要吗？又是那个哈维尔说的了，每一个岛屿都会自问是否连接着“海底山脉”。如果有连接，“意义”就让人安心；如果只是“珊瑚礁”，“意义”就要重新更替。按照哈维尔的自述，他从原来东欧国家的意识形态系统中拔身而出，成为捷克总统，就是因为发现了原来“意义”的不可靠。

但是，他找到的新的岛屿，是可靠的吗？怎么证明，它连接着海底山脉？而且，即使连接了，又怎么证明能够抵御海啸？

三

海啸和岛屿只是比喻，我们就在比喻中栖息。

偶尔，也会有一些诚实的目光重新提醒我们。例如，老子、庄子、释迦牟尼、爱因斯坦、霍金……

他们的提醒，常常让我们出一身冷汗。回头看世界，人们还在忙着假设各种“意义”，并由此互窥互耗、血火争斗、连篇累牍、纷纷扰扰。一提醒，才发现人们沉溺的“意义”都是假设的，因此也变得稍稍平静。

平静了不一会儿，人们受不了“失重”之苦，便又重新建立“意义”。为了诱使别人加入，也为了说服自己，便把这种“意义”竭力撑大，使虚假更加虚假。

这一来，人类文明史就分出了两大层次：假设层次和真实层次。假设层次在比例上占九成以上，而且一会儿表现为神圣，一会儿表现为壮丽，一会儿表现为强大，一会儿表现为成功，一会儿表现为深刻，一会儿表现为叛逆，都从者如云，烈烈扬扬；真实层次是摆脱假设之后的思维结晶物，很少，却可以看淡一切神圣、壮丽、强大、成功、深刻、叛逆。

在假设层次与真实层次之间，有一个彷徨层次。那里，很多智者在苦恼，在决裂，在求索，在挣扎，在批判……，文化，主要停留在这一层次。在假设层次上也有文化，但往往宣导色彩、痴迷色彩太浓，等级不会太高；在真实层次也有文化，但因为过于透彻、过于达观，失去了苦恼和决裂，往往笔墨疏落、月冷影单。

处于中间彷徨层次的文化，无意中承担着两种不同方向的引导作用：或引向热闹的假设，或引向冷寂的真实。后一种引导很难，因为那要卸除很多东西，也就是要不断做减法，一直减到不能再减。

除非，有了无法抵抗的外力，使人们突然窥得了人类生存的真实，不得不做最彻底的减法。

四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把目光拉回到现实人生中来了。

我曾在一本书中表述一个特别的观点：真正结束中国“文革”的，是唐山大地震。中国，突然窥得了人类生存的真实。

也就是说，一场天降的自然灾害，从根子上否决了人为的政治灾害。数十万生灵的刹时陨灭，使原先陷于极左痴迷的中国惊呆了。

各地慌忙驰援，但贫困之极的大地，能拿得出什么？当时还有少数人想把“天灾”引向“人祸”，继续在血泊废墟上闹点政治话题，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理他们，而是补了一门有关“生存底线”的“天地之课”。我一直认为，那次大地震后不久“文革”结束，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是这门最原始课程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