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生态灾难，我们不能不注意海滩边一种人类与自然纠缠的悲剧式建筑。

广富林文化遗址最显眼的，是干栏式建筑群的遗迹。干栏式建筑，我们从河姆渡文化遗迹中就能看到。这种建筑把住房筑于一排排木桩和竹桩之上，一般目的是为了防潮，防禽兽蛇虫，而重要目的是为了防另一种“潮”，那就是潮水。

这种干栏式建筑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挣扎。古人在江潮和海潮面前，采用了力所能及的自卫方法，但是，如果潮水再大一点呢？因此，干栏式建筑也是一种族群面临淹没的前兆。

我们看到那一排排干栏的遗迹，终于没有能撑住它们上面的房舍。一般总以为这是因为时间的力量，其实，更大的可能是因为自然的力量。

从广富林遗址，似乎可以判断这是一个处于迁徙过程中的族群所在。甚至可以说，处处暴露出某种“生态逃难者”的痕迹。

正宗的良渚文化中，墓葬分类清晰有序：上层贵族有专属墓地；中、下层贵族虽无专属墓地却也在村落墓地间显而易见，而且拥有一些精美的陪葬品；而平民墓葬则以生活用品陪葬。但广富林的几处墓葬，不仅不存在统一规则，连墓主头颅的朝向都很杂乱，可见社会层级不高。或者，曾经社会层级很高的人群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低级生态之中。

而且，从现在发掘的成果看，广富林文化延续的时间也不长。才一百多年时间吧，可见它处于一种脆弱的生态边缘，或处于一种生态威胁之中。

第二种估计，是战争原因。

由那么多精美玉器装潢着的良渚文化，给自身划分了森严的等级和阶层，既强大又自傲，那就极有可能发动战争。当然，更有可能被别的群落觊觎而讨伐。

我在四川成都的金沙遗址中曾发现过良渚文化的玉琮，可见在遥远的古代，良渚的器物即便在良渚文化崩溃之后，也被各地君主所艳羡。不难想象，在当时的战争中，生态层次高的文化群落反而会显得软弱无力。人类历史上很多发达的文明就是如此湮灭的。

在考古现场，只要发现极度的奢侈，跟着就可能会发现灭绝的浩劫。《易经》和《老子》，就是对这种辽阔的地下世界的概括。于是，地下世界就成了地上世界的模式和预言。

松江广富林遗址中出现了明显的黄河流域的器物，这就很可能是征战的遗留。是良渚进攻了北方，还是北方进攻了良渚？都有可能。或一先一后，或回旋往返。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要期待广富林遗址的进一步挖掘了。

广富林墓葬中有不少蜷曲的遗骸，我们还没有获得完全可信的解释。在考古挖掘中，类似的情况很多，有的还反背着手。是一种巫术习俗，还是原始宗教的仪式？都有可能。我的意见，比较偏向于这是一种刑罚，而相对集中的存在，则可能与战争有关。

第三种估计，是信仰原因。

这种估计，与第一、第二种估计相关。那就是，良渚文化在遇到生态灾难和战争灾难的时候，在集体精神上无法有效应付，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一种比较可信的回答是，过于刻板而精细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控制能力的僵化。

那些精美玉器，多数是祭祀用的礼器。玉器和陶器上十分一致地刻着神人兽面神徽，证明良渚文化已摆脱了原始多神教的自然崇拜，躬行着一种以祖宗崇拜为基础的极端化神权信仰。

这种极端化神权信仰，既是文化的演进，又是文化的歧路。因为正是这种不正常的信仰，使整个社会失去了发现危机、应对危机、战胜危机的能力。一旦有事，习惯性地依赖神权，当然只能走向灭亡。人类历史上有不少更大的文明，也正是由于这种极端化的神权信仰，而迅速破败。

可见，极端化信仰，或信仰的极端化，会放弃自身智慧，导致精神失控。

因华贵而刻板，因刻板而极端，因极端而盲目，因盲目而依赖，因依赖而低能，因低能而无措，这似乎是一种必然。

相比之下，松江广富林文化遗址中出现的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痕迹，却没有像良渚文化那么极端化的信仰标记。

龙山文化显得比良渚文化粗疏和落后，但又显得世俗和务实。历来，与极端化信仰相比，反倒是世俗和务实更有生命力。长江边的精致奇迹，为什么比不过黄河边的粗犷存在？这里埋藏着的兴衰玄机，至今仍有意义。

多年以来，我一直寻找着中华文明两条母亲河交融和撞击的前沿焦点。事实证明，这种寻找有些难度。约略找到一些，却又不是很早，缺少追根溯源的价值。松江广富林，是到目前为止两河文化相叠的最早遗址之一。我期待着今后的挖掘，能找到这方面更多的证据。

我说了，前面这几点都只是估计和推测。但粗粗一想，即便是推测也已经具有很大的学术气象。你看，生态原因、战争原因、信仰原因，最后的结果是两条母亲河之间的文化叠加，这是一些多么有意义的理论课题！中华文化的研究，理应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之上，而真正的高度又总是与始源性的探寻有关。

四

广富林文化遗址尽管现在还不太著名，而且与其他遗址相比，挖掘出来的物品也不是很多，但是，它却处于中华文化史一个极其关键的时段上。

四千年前，对中国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是中华文化跨进成熟文明门槛的关键时刻，在中原，正值夏代。就严格意义上的“中华文明”而言，这个时段因文字、市邑、青铜器的汇集，而成为一个重要起点。

长江下游的情况，与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区有着明显差异。但是，总会有好奇的学者很想看看在这个重要起点上长江流域的动静、长江下游的动静。那么，松江广富林，是一个绕不开的地点。

而且，这个时段，也是中国古代氏族社会逐渐解体的关键点。

我前面说了，不要简单地把广富林遗址和现代上海生拉硬扯。但是，这样一个遗址存在，却使现代上海承担了一种思维责任。

总的说来，广富林文化的出现，对今天的上海文化来说有点突兀。上海的习惯性思维方式，缺少面对遥远古代的准备和兴趣。但是，我觉得身处文明古国，每一个大城市的合格市民都应该具备关心古代文化的基本素养，不管这种古代文化产生在什么区域，离自己的城市是近是远。

这儿所说的古代，是真正的古，也就是足以纵横数千年而不是局囿一百年，更不是开口闭口就是三十年代、民国时代、孤岛时代，而且越说越玄乎、越说越无知、越说越反胃。

为了摆脱琐碎和无聊，上海拥有一个长久性的考古现场是一件好事情，至少可以帮助上海人领略文化的初旨。初旨，是雄伟本性的豪迈起步。

身处生态危机频发的今天，现代上海人更可以从这些考古现场体会到数千年间曾经一再出现的环境生态威胁。然后，重新理解国际环保人士对于上海几十年后有可能面对的生态危机的提醒。

悠久的时间会经常敲响警钟：我们并不安全，尽管看起来是那么舒适和华贵。

五

既然文化的初旨是“雄伟本性的豪迈起步”，那么，考古必然会帮助人们更深地理解整体文化，包括当代文化。

以前，很多考古学家一再声明，考古学上的“文化”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是两回事。例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广富林文化中的“文化”概念，和我们平常所说的“文化”就不一样。这种区分也许是必要的，但我今天要特别强调两者之间的共性。

考古学上“文化”，是指由实物遗存证明的人类在地点和时间上的生态共同体。那么，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是指什么呢？说法很多，著名的定义就有两百多种，但在我看来，应该仍然是指地点和时间上的生态共同体。

这里所说的生态，包括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两个方面。其中，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能保存下来而进入文化，由精神价值的选择来决定。那么，地点和时间上的生态共同体，也就可以进一步称之为“以精神价值为核心的生态共同体”。

我把考古学上的“文化”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合为一体，是想以初旨为坐标，来提升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的学术含量，防止它被大量表皮现象所肢解。现在，大家在“文化热”的潮流中，常常失去“以精神价值为核心的生态共同体”的文化初旨，越讲越零碎，结果很可能以文化的名义败坏了文化。

我一直动员我的学生和其他文化界朋友稍稍关心考古，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考古，乍一看是爬剔远古时代的破残印痕，其实与当代生气勃勃的文化创造密切有关。

十九世纪的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hschlienn）和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aevans），通过考古，印证了《荷马史诗》中的描写，使人们知道千古诗情与野外挖掘的密切关系。他们也使欧洲文化重见源头、重知根脉、重获初旨。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以后，不少充满诗人情怀的文化人成了考古学家，例如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陈梦家等等。由此可见，考古，是现代人对于自己邈远身世的大胆追寻，借以遥想祖先为什么要有文化的原因。